李大釗作為在中國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的第一人，他的“微言如閃首傳真”的曆史性功績，拉開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帷幕。
李大釗在熱情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工作中，對唯物史觀比較係統的、多方麵的介紹，以及運用曆史唯物主義觀點闡釋中國的和世界的曆史，是一個重要的方麵。他先後發表了一批諸如《我的馬克思主義觀》（1919年）、《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1919年）、《史學思想史》（1920年）、《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1920年）、《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1920年）、《唯物史觀在現代社會學上的價值》（1920年）、《原人社會於文字書契上之唯物的反映》（1920年）、《研究曆史的任務》（1923年）、《史學要論》（1924年）等論述曆史唯物主義的文著。從1920年起，李大釗還率先在北京大學等校開設了《唯物史觀》、《史學思想史》、《史學要論》等課程。1923年間，他還在複旦大學、上海大學等校作了《史學與哲學》、《研究曆史的任務》等講演。李大釗作為我國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中國曆史和社會科學的奠基人，他對唯物史觀的介紹並將其應用於研究中國曆史和社會問題，不僅幫助了一批先進分子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觀和世界觀，而且對我國史學思想的革新以至對革命實踐的指導作用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
李大釗作為在我國傳播並確立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的先驅，他努力運用唯物史觀廓清思想界濃重存在的唯心史觀的迷霧，並運用這一新的世界觀、方法論重新解釋中國曆史的變革，考察中國的社會問題。
如果說，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期，那時的啟蒙思想家在自然科學方麵，大體上是擁護唯物論的，那麼在社會曆史觀方麵，他們則仍然停留在進化論、唯心論的認識水平上。中國先進分子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普遍地是以生物進化論的觀點來解釋社會曆史，把物競天擇、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等生物競爭說看作是適於社會曆史發展的普遍規律。這種庸俗進化論思想對中國知識界的影響，是中國先進分子在一個長時期內，不能正確理解“自強”與反帝、漸進與革命之間辯證統一關係的一個重要的認識論上的根源。
這種情形，直到中國少數先進分子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之後，才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李大釗作為在我國傳播並確立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的先驅，他努力運用唯物史觀廓清思想界濃重存在的唯心史觀的迷霧，並運用這一新的世界觀、方法論重新解釋中國曆史的變革，考察中國的社會問題；這項理論工作，是隨著他自身認識的不斷提高和深化而日臻成熟的。
李大釗深知確立新的科學曆史觀的重要性。他認為，就世界已有的史學論著而論，不論是康德的《通史概論》，還是黑格爾的《曆史哲學》，都是以“心的勢力”來解釋曆史現象的；而中國的史學，也同樣如此。中國是一個非常重視治史的國度，古代史籍卷帙浩瀚，有過很高的成就和優良的傳統。但在李大釗看來，這些古籍、文獻，還僅是曆史的記錄，是研究曆史所必須重視和加以利用的史料，還不是真正的曆史。他提出“什麼是活的曆史，真的曆史”的問題，他說簡明一句話，曆史就是人類的生活並為其產物的文化。因為人類的生活並為其產物的文化，是進步的，發展的，常常變動的；所以換一句話，亦可以說曆史就是社會的變革。這樣說來，把人類的生活整個的縱著去看，便是曆史；橫著去看，便是社會。他強調以經濟為中心縱向考察社會變革的，為曆史學，並說：“曆史的真實有二意義：一是說曾經遭遇過的事的紀錄是正確的，一是說關於曾經遭遇過的事的解喻是正確的。”他不讚成“史料即史學”的舊史學觀，但他極重視史料和對史料的研究，認為重要的是要正確研究曆史現象，發現曆史發展的規律。他著力批判那種“循環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曆史觀，認為種種唯心史觀以“心之力”解釋曆史，實際上在這種隨意性的背後隱存著它的目的性，全在於討“權勢階級的歡心”，無論是周而複始的曆史循環論，還是“偉力神德”的英雄史觀，都把古往今來的興衰禍福，歸之於天命，使一般庶民順心接受“永沉在物質道德的卑屈地位”，使權勢階級“平平安安的常享特殊的權利”。他尖銳指出，唯心史觀是“權勢階級愚民的器具”。他進而說道：事實表明，對曆史這種“唯心的解釋的企圖，都一一的失敗了，於是不得不另辟一條新路。這就是曆史的唯物的解釋”。他期望進步的史學工作者共同肩起新史觀的樹立，對於舊史觀的抗辯的重任，而李大釗在這方麵確是做了開創性的工作。
李大釗從在《法俄革命比較觀》中對唯物史觀的初步運用，到他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對唯物史觀的著重闡述，以及那些相關的專論文章，說明他對唯物史觀有著比較全麵的深切的理解。他曾把唯物史觀概括為兩個基本觀點：其一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思想變動的原因應從經濟中求得解釋；其二是階級鬥爭及與此相聯係的人民群眾是曆史發展的動力，階級鬥爭和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是實現經濟革命的根本途徑。在李大釗論述唯物史觀的文論中都貫串了這樣兩個基本觀點。應當說，這個概括，是在理論與實際結合上比較準確地反映了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思想。這正如列寧在《卡爾·馬克思》一文中所說的：唯物史觀的發現，“消除了以往的曆史理論的兩個主要缺點。第一，以往的曆史理論，至多是考察了人們曆史活動的思想動機，而沒有考究產生這些動機的原因，沒有摸到社會關係體係發展的客觀規律性，沒有看出物質生產發展程度是這種關係的根源；第二，過去的曆史理論恰恰沒有說明人民群眾的活動，隻有曆史唯物主義才第一次使我們能以自然史的精確性去考察群眾生活的社會條件以及這些條件的變更”。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李大釗稱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實為史學界開一新紀元”。從這裏也可以看到李大釗在這方麵的重要建樹是多麼傑出的貢獻。
二
李大釗在宣傳和論述唯物史觀方麵的一個重要貢獻，是在社會曆史領域內，以唯物史觀取代了唯心史觀，以階級論取代了進化論，奠定了我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科學的基礎。
如前所述，李大釗相當準確、深刻地把握了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精神，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同舊的唯心史觀作了原則的區別。他指出：“舊曆史的方法與新曆史的方法絕對相反”，舊的曆史觀，即唯心史觀，是“尋社會情狀的原因於社會本身以外”，即求其原因於“心的勢力”；而新的曆史觀，即唯物史觀，則是“於人類本身的性質內求達到較善的社會情狀的推進力與指導力”。他指出，唯物史觀對社會曆史的解釋，“不求其原因於心的勢力，而求之於物的勢力，因為心的變動常是為物的環境所支配”。這裏所說的“物”，主要是指社會曆史中的經濟現象。他明確認為曆史的唯物論者觀察社會現象，以經濟現象為最重要，因為曆史上物質的要件中，變化發達最甚的，算是經濟現象。故經濟的要件是曆史上惟一的物質的要件。“他進而對社會曆史變動的原因作了深層的分析，認為”經濟的生活“是一切社會活動的基礎，人民群眾”生產衣食方法的進步與變動“是社會曆史發展的關鍵力量。因而離開了”物的勢力，便不能理解曆史變動的真正原因，那種用“心的變動”來解釋曆史的進化，是因果倒置，是對曆史發展的唯心的解釋。這就在紛繁複雜的曆史現象中指明了經濟的即生產方式的決定作用。應當指出，李大釗強調經濟狀況決定一切曆史現象的觀點，堅持了唯物史觀的最基本的觀點，也就是他所反複指明的唯物史觀的“最重要”的觀點，從而把被唯心史觀顛倒了的曆史又顛倒了過來。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這是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於它的真正基礎上。
與此同時，李大釗又認為社會的進步不是等待“經濟生活”的自然變動，而是肯定“一切進步隻能由聯合以圖進步的人民造成”。他認為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是唯物史觀的一個重要特征，一個重要的“要素”。他既認定階級鬥爭是“曆史的終極法則”，又指出它不是人類曆史的全部，“馬氏並非承認這階級競爭是與人類曆史相終始的”，但在階級社會裏各種政治活動其根本原因都在殊異經濟階級間的競爭。在他看來，這種經濟利益對立，即剝削和被剝削、壓迫和被壓迫的“這兩種階級，在種種時代，以種種形式表現出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現代資本家的，這些生產方法出現的次第，可作經濟組織進化的階段，而這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是社會的生產方法中采敵對形式的最後。他充分肯定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推動曆史發展的動力，是推翻舊的經濟製度、改造社會的”最後手段。他從階級鬥爭的觀點出發，充分肯定人民群眾是曆史的主人，要認識民眾勢力的偉大，豎起民眾萬能的大旗。他強調在當代的解放運動中，隻有用階級鬥爭學說發動工人運動，人民群眾的曆史主動精神才有可能得到充分發揮，經濟製度的變革才有可能實現。
應當著重指出，正確認識人民群眾的作用這一曆史唯物主義的重要原理，對當時中國思想界有著深遠的意義。眾所周知，輕視人民群眾的力量，不敢或不屑發動和依靠群眾，曾是中國先進分子的一個致命弱點，也是近代民主主義運動屢遭失敗的一個根由。五四前期新文化運動的參加者雖然懷抱為民眾爭民主的目的，開始意識到啟迪民智對實現民主政治的重要意義，並為此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但他們對群眾的智慧和創造力仍缺乏正確的認識，因而也依然同廣大群眾相脫離。這不能不是初期新文化運動沒能發展成為群眾性的政治運動的一個重要原因。李大釗在傳播唯物史觀的工作中，十分重視運用人民群眾是曆史創造者這一觀點去分析曆史、現實以及人生道路的選擇。例如，他在分析中國近代社會曆史時，指出自中英鴉片戰爭起，中經英法聯軍、中法、中日戰爭及八國聯軍諸役，直至1925年五卅運動，外國侵略者對於中國民眾的屠殺，“是一部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壓迫中國民族史”。同時又指出，自三元裏的平英團奮起，中經太平天國、義和團和同盟會的運動，一直到由“五四”至“五彌漫全國的反帝國主義的大運動，”是一部徹頭徹尾的中國民眾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史。他在對近代中國曆史作規律性的探討中，充分肯定了人民群眾的曆史作用，認為這一浩浩蕩蕩的民族革命運動史的洪流，一瀉萬裏，必將是“非流注於勝利的歸宿而不止。再如，他運用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把人民群眾看作曆史的主體和革命的依靠力量，熱情歌頌俄國十月革命中表現出來的群眾運動的偉大力量，認為這是滔滔滾滾的曆史潮流，是任何反動勢力都不能防遏得住的。他特別指出今後人類發展的前景必將是”勞工的世界，並在1919年紀念“五一”的文章中就預測了中國工人運動必然會發展起來。他批判了那種要以中產階級為中心勢力的舊觀點，斷定“民眾的勢力，是現代社會上一切構造的惟一的基礎。他提出人民群眾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創造一種世界的平民的新曆史。這種以人民群眾為革命主體的思想，把近代民主政治的要求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又如，他從人民群眾是曆史主體的思想出發，寄希望於新興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號召先進的知識分子必須深入到工農中去，努力在他們中間工作，共同創造新的曆史。這正如他所說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裏麵，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我甚望我們中國的青年，認清這個道理。上舉數端可以看出，李大釗大力宣傳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的曆史觀，對於廓清當時思想界的迷霧和實際的革命運動都有深遠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