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上述觀點，李大釗號召人們摒棄神權的、精神的、個人的、退落的或循環的舊曆史觀，樹立人生的、物質的、社會的、進步的新曆史觀。他指出，把曆史變動歸結於外力的作用，隻能“給人以怯懦無能的人生觀”，“把人當作一隻無帆、無楫、無羅盤針的棄舟，漂流於茫茫無涯的荒海中”。而把曆史的變動歸結於“天命”和王公世爵的活動，這種曆史觀完全是“權勢階級愚民的器具”。進而，他又明確提出曆史的研究任務在於：“一、整理事實，尋找它的真確的證據；二、理解事實，尋出它的進步的真理”即把曆史科學作為“研究社會的變革的學問”。並“依人類曆史上發展的過程的研究，於其中發見曆史的必然的法則”。這表明，李大釗第一次在我國使曆史學成為研究社會曆史發展規律的科學，成為指導和促進曆史進步的科學。
三
李大釗傳播唯物史觀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他運用曆史難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國曆史和社會的實際問題，初步地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使唯物史觀成為指導革命實踐鬥爭的銳利武器。
李大釗根據曆史唯物主義關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關係的原理，指出：“凡一時代，經濟上若發生了變動，思想上也必發生變動”。這是因為人類社會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經濟的構造。這是社會的基礎構造。一切社會上政治的、法製的、倫理的、哲學的，簡單說，凡是精神上的構造，都是隨著經濟的構造變化而變化。我們可以稱這些精神的構造為表麵構造。表麵構造常視基礎構造為轉移“這就正確地論證了一定社會的政治、法律、哲學、道德等上層建築，是由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的；因而經濟基礎發生變化，它的上層建築也必然引起相應的變化。李大釗並不否認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但認為這種影響和作用是有限度的，作為上層建築又必須”隨著經濟全進程的大勢走。因而探究社會政治、思想現象必須從經濟根源中尋找。他寫道：“從來的曆史家欲單從上層上說明社會的變革即曆史而不顧基址，那樣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曆史。上層的變革，全靠經濟基礎的變動，故曆史非從經濟關係上說明不可。”他運用這一原理，具體分析了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並第一次對“五四”時期正在展開的思想文化戰線的鬥爭作了科學的論證。他認為中國封建的政治製度、倫理道德以及文化思想，都是中國封建社會基礎結構的反映。他指出：“孔子的學說所以能支配中國人心有二千餘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學說本身具有絕大的權威，永久不變的真理，配作中國人的‘萬世師表’”，而是因為“他是適應中國二千餘年來未曾變動的農業經濟組織反映出來的產物，因他是中國大家族製度上的表層構造，因為經濟上有他的基礎”。正因為這樣，才使得中國的學術思想，“停滯在靜止的狀態中，呈出一種死寂的現象”。也正因為這樣，它遂成為孔門教條得以沿襲的深刻根源。他認為，隨著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的重大變動，近代的思想潮流也發生了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麵的變化。一方麵，那種為封建社會經濟基礎和專製製度服務的孔門倫理道德，已經“不能適應中國現代的生活，現代的社會”。在他看來，“孔子生於專製之社會，專製之時代，自不能不就當時之政治製度而立說，故其說確足以代表專製社會之道德，亦確足為專製君主所利用資以為護符也”。現在時代變了，“孔門倫理的基礎就根本動搖了”；“中國的經濟變動了”，“大家族製度既入了崩頹粉碎的運命，孔子主義也不能不跟著崩頹粉碎了”。另一方麵新思想是應經濟的新狀態、社會的新要求發生的，具有曆史的必然性。在這種解放運動的潮流麵前，縱有“幾個尊孔的信徒，天天到曲阜去巡禮，天天戴上洪憲衣冠去祭孔，到處建築些孔教堂，到處傳布‘子曰’的福音，也斷斷不能抵住經濟變動的勢力來維持他那‘萬世師表’、‘至聖先師’的威靈了。他特別指出，隨著現代工業的發展和勞工階級的覺醒，發生了”勞工神聖的新倫理、新觀念，並預示了工人階級必將通過社會的根本變革實現自己的曆史使命。他的這些精到的見解，正確地運用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從根本上批判了封建複古主義的種種謬見，令人信服地表明了一個曆史法則：在近代中國，封建倫理道德的根本動搖和新思潮的興起，都是不可逆轉的。
這裏，李大釗對孔門學說的批判並不限於思想批判本身，而是深入剖析它的根源和本質，這是有重大意義的。我們知道，新文化運動在輸入西方新思潮、批判舊思想舊倫理道德的戰鬥中，存在著一個明顯的偏頗，這就是當時的先進分子較普遍地誤認為，依靠這種思想的力量就能夠促使新的社會製度的誕生；又由於這種誇大精神力量的作用，因而在對待文化思想上又容易出現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形式主義弊病，而李大釗的上述見解告訴人們：第一，孔子隻是一代哲人，並不是“萬世師表”。他批判的鋒芒主要是指向為封建經濟基礎和專製製度服務的封建綱常名教、倫理道德。第二，既然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那麼，“經濟組織沒有改變，精神的改造很難成功”。這個科學的論斷，引導人們認識隻有經過社會革命才有可能實現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的根本變革。
李大釗在考察中國社會的改造問題時，對於根本改變中國社會經濟製度作了更加明確的論證和表述。他重視社會問題的研究，如在論述女權問題時，他既重視在現有社會條件下爭取女權，同時又指出女權問題的徹底解決，在於要“打破那有產階級（包括男女）專斷的社會製度”“五四”前夕，他在《廢娼問題》一文中，明確提出了“根本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主張，他說根本解決的辦法，還是非把這個社會現象背後逼著一部分婦女不去賣淫不能生活的社會組織根本改造不可。“這裏所謂”社會組織，就是指社會經濟製度及其上層建築。稍後，他在係統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長篇論文中，又從理論上進一步論證了根本解決社會問題的見解。這一正確的主張，當時受到胡適等一些學者的非難。胡適信奉實用主義，對社會問題持改良主義主張，力主不觸動社會經濟製度的點滴改良。因而他把“根本解決”即社會革命的主張，視為“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五四“之後不久展開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實質上是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的一次論戰。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堅持了中國社會問題應當”根本解決“的革命主張。他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俄國革命的實踐經驗，科學地論證了隻有根本改變舊的經濟基礎，建立新的社會製度之後，各種具體的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希望，並強調階級鬥爭是實現”經濟的革命“的根本方法。通過這次論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為”五四之後先進分子所關注的中國社會改造問題指出了一條惟一正確的道路。
四
需要指出的是，李大釗傳播難物史觀的理論活動，不僅對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以及史學和社會科學的改造產生了巨大影響，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使當時先進分子開始運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出路。
李大釗曾描述說晚近以來，高等教育機關裏的史學教授，幾無人不被唯物史觀的影響，而熱心創造一種社會的新生。這生動地反映了上述兩方麵的情形。應當說，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初期，也隻是作為“五四”時期眾多新思潮中的一個流派出現的。真理是通過實踐和比較才逐漸為人們所認識和接受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也同樣經曆了這樣一個過程。“五四”以後，改造社會的呼聲迅速高漲，出現了百家競起、異說爭鳴的局麵。在名目繁多的改造社會的設想和方案中，具有空想社會主義色彩的工讀主義試驗，曾在青年知識分子中發生過較廣泛的影響。例如青年毛澤東在改造社會的探索中，也在這時草擬過準備實踐工讀主義的建設新村計劃。北京等地“工讀互助團”的出現及其迅速失敗，使廣大進步青年從親身實踐中體驗到改良主義的舛誤。這種“創造新社會”幻想的破滅，促使他們轉向科學社會主義，選擇對社會問題根本解決的革命道路。從這個在比較中確立真理地位的認識過程中，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內在力量，也說明了李大釗傳播這一理論的深遠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