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和平演變”是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麵臨的一個嚴峻的曆史性任務。“和平演變”戰略是國際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武裝幹涉、軍事包圍和政治孤立遭到失敗之後，以經濟、政治、思想和文化滲透為主要形式，企圖使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從內部演變，從而達到顛覆社會主義製度的目的。防止“和平演變”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後如何保持政權的問題。毛澤東在新中國建立前後，特別是他的晚年，一再提出並力圖解決這一曆史課題，雖然在探索中曾付出過沉重的代價，但他對此始終保持的清醒的認識和高度的警覺，以及他提出的一係列具有深遠意義的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設想，永遠是黨和人民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對於鞏固我國社會主義製度，保證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方向，仍有著重要的理論和實踐的指導意義。
防止“和平演變”是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麵臨的一個曆史性任務，對此要有高度自覺自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地球上誕生以來，一個世界，兩種製度，就成為世界政治格局的一個主要特點。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不僅與國內的環境緊密聯係，而且也同國際大氣候息息相關。因而，在當今世界兩種社會製度將長期共存與鬥爭的態勢下，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抑製來自外部的各種壓力，戰勝國際帝國主義企圖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陰謀，就成為一個十分尖銳和十分突出的問題。
國際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戰略，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社會製度對立鬥爭的產物。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打破了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由此開始了兩種不同社會製度之間的對立與鬥爭。從此以後，敵視和顛覆社會主義製度成為國際帝國主義堅定不變的既定戰略。這是兩種根本對立的階級利益、兩種不同的思想體係鬥爭的必然表現，是剝削階級的本性決定的。它們對社會主義國家一貫采用武力幹涉與和平瓦解的兩手策略，或是兩手並用，或是交替使用，並隨著形勢的變化而轉換它們策略的重點。當國際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武裝幹涉、軍事包圍和政治孤立的“扼殺”、“遏製”戰略屢遭失敗以後，就逐步把重點轉移到以軍事威脅為後盾，以經濟、政治、思想和文化滲透為主要形式，顛覆社會主義製度的“和平演變”戰略上來。
十月革命宣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誕生的時候，當時的英國將領丘吉爾曾提出要把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掐死在搖籃裏”，並參與策劃對蘇俄的武裝幹涉。1918—1920年間，英、美、法、日等14個帝國主義國家聯合起來，勾結俄國國內反動勢力，武裝侵犯蘇維埃俄國。遭到可恥的失敗後，它們又企圖通過和平方式瓦解蘇維埃政權。列寧在始終警惕帝國主義武裝侵略的同時，又敏銳地預見到可能出現的隱蔽的“和平”的另一條戰線的鬥爭。1920年3月29日，列寧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會上曾尖銳地指出：“現在擺在我們麵前的，是一個極複雜的任務：在流血的戰線上獲勝之後，還要在不流血的戰線上獲得勝利。這一戰爭更加困難。這條戰線是最艱巨的戰線。我們向全體覺悟工人公開說到這點。經過了那次我們在火線上堅持下來的戰爭之後，一定還有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改變了戰線和形式。協約國現在是用商業、用投機倒把來進行戰爭，它使這種投機倒把成為國際性的。……他們想把和平的經濟建設變成和平地瓦解蘇維埃政權。帝國主義者老爺們，對不起，我們正在戒備著呢！我們說：我們打過仗，我們勝利過，所以我們繼續要把曾經幫助我們獲得勝利的口號提出來作為基本口號；我們要完全保留這個口號，並把它用到勞動方麵去，這口號就是無產階級的堅決性和統一的意誌。”列寧這段話的意義，不僅在於指明了存在著西方帝國主義妄圖“把和平的經濟建設變成和平地瓦解蘇維埃政權”的危險，而且在於極富創見地提出了抵製和戰勝這種“和平演變”的基本方針，這就是：無產階級的堅決性和統一意誌。這對於我們來說是富有教益的。
從廣義上說和平演變是資產階級企圖通過他們的思想理論、價值觀念和腐朽的生活方式，來影響和腐蝕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一種慣用手法。特別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為一定的曆史任務而結成聯合戰線的時候，尤其是如此。在這方麵，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的曆史進程中，就積累了抵製和反對國民黨蔣介石集團企圖腐蝕與演變無產階級政黨的豐富經驗。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領導全黨勝利地進行反對蔣介石“溶共”方針的鬥爭，就是一個光輝的例證。
抗日戰爭時期，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為這個時期的主要曆史任務，在這種情勢下，經過中國共產黨的艱苦努力，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這對於實現全民族抗戰無疑是有著重要的進步作用。但是，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從其狹隘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出發，仍然堅持其在聯共的同時反共的基本立場。還在國共談判合作抗日的過程中，國民黨就在“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口號下，主張把中共吸收到以蔣介石為領袖的一個黨內，達到“溶化”共產黨的目的。而當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國民黨蔣介石則進一步製定了“溶共”、“限共”和“反共”的方針。所謂溶共，就是在思想上要求共產黨“收起”共產主義，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統一政令，統一軍令”，取消邊區，取消人民軍隊，使共產黨失去獨立性，失去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為此，他們不惜采取封官許願、金錢美色以至直接幹涉等卑劣手段，拉攏腐蝕，尋找代理人。對於蔣介石的溶共陰謀，毛澤東領導全黨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首先，抗戰初期就及時地指出，在統一戰線建立之後黨內的主要危險是右傾，旗幟鮮明地反對了黨內出現的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這種右傾機會主義否認在統一戰線中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基本事實；輕視黨領導的解放區和人民軍隊，把勝利的希望寄托在國民黨身上；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等等。毛澤東堅決批判了這種軟弱無能的思想，尖銳指出：“在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階級投降主義實際上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後備軍，是援助右翼營壘而使戰爭失敗的最惡劣的傾向。”從而堅持了在抗日統一戰線中共產黨的政治領導作用；其次，正確地說明了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關係，既肯定在整個抗日戰爭中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又指明階級矛盾的解決也是推動主要矛盾解決所不可缺少的條件，從而把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正確而巧妙地結合起來。正是在這一正確理論的指導下，毛澤東強調在抗日統一戰線中，要“保存黨派和階級的獨立性，保存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統一而犧牲黨派和階級的必要權利，而是相反，堅持黨派和階級的一定限度的權利；這才有利於合作，也才有所謂合作。否則就是將合作變成了混一，必然犧牲統一戰線。”堅持了獨立自主放手組織人民抗日力量的方針，並對國民黨反共方麵采取了正確的鬥爭策略；再其次，在複雜的鬥爭形勢和艱巨的曆史任務麵前，強調了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特別是思想理論建設的重要性。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進行了巨大的理論研究工作，科學地闡明了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指明國際國內環境決定了資產階級專政的道路在中國走不通，從政治思想上剝奪了國民黨反共的精神武器，並從理論上武裝了全黨。毛澤東一再強調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基本保證，強調在領導偉大的鬥爭中學習革命理論的重要意義，他特別提出：“在擔負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係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誌，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鬥力量，並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正確的指導路線結出了豐碩的勝利之果。中國共產黨徹底粉碎了蔣介石的溶共陰謀，獨立自主地發展了人民革命力量，使自己不僅成為打畋日本侵略者的中流砥柱，而且為人民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和物質基礎。抗日戰爭時期溶共與反溶共鬥爭的曆史經驗，對於在新的曆史時期進行的反和平演變的鬥爭仍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社會主義超出了一國範圍，相繼在歐洲和亞洲出現了一批社會主義國家。當時，美國憑借其空前膨脹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以軍事遏製為主的遏製戰略，其特點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周圍建立了一係列軍事集團，實行政治孤立、經濟封鎖和軍事包圍，企圖遏製“社會主義的擴大和蔓延”。但是，美國在推行軍事遏製政策的同時，也開始醞釀和尋求非軍事的，即“和平演變”的戰略。1946年美國駐蘇聯使館代辦喬治·凱南首先提出的遏製理論中，就包含要采取多種辦法促使蘇聯“逐步趨於軟化”。以使“俄國早日建立任何同我們所熟悉的那種私人企業相類似的製度”。這就是凱南提出的“政治性遏製”即“和平演變”的戰略。而當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美國政府為推卸其在中國失敗的責任發表了《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為此在致杜魯門總統的信中提出：“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再顯身手，中國終於會擺脫外國的羈絆。對於中國目前和將來一切朝著這個目標的發展，我認為都應當得到我們的鼓勵。”在艾奇遜看來，中國革命的勝利，中國人民必然選擇的社會主義製度，都是必須予以推翻的外來的“羈泮”；而他們強加的那套東西則必須給予“鼓勵”。其辦法就是寄希望於民主個人主義者“東山再起”。從這裏可以明顯看到“和平演變”戰略的端倪，也是西方企圖和平演變新中國的最早的表露。
當西方帝國主義采用武力手段對付社會主義國家屢遭失敗之後，就開始轉換手法，正式形成了“和平演變”戰略。1953年1月，杜勒斯出任美國國務卿在國會證詞中說，必須用“和平的方法”，把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解放”出來。1956年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之後，杜勒斯受到極大鼓舞，他多次引述艾森豪威爾的話說在自由國家麵前擺著用和平手段取得勝利的明顯可能性。現在存在著一種獲得勝利的高尚戰略。“他公開宣稱美國的政策是促進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由化（即複辟資本主義製度），斷言”共產主義將從內部瓦解。1957年7月，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要有一個“基本的信念如果他們繼續有孩子的話，而他們又有孩子的孩子，他們的後代將獲得自由。”這就是通常所說的西方帝國主義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第三、四代人的身上。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長期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抗日戰爭勝利後，美國取代了日本在中國的地位，中國民族獨立又麵臨著新的威脅。為了達到獨占中國的目的，美國政府在積極扶蔣反共的同時，又玩弄和平欺騙一手，企圖軟化共產黨，搞所謂“你交出軍隊，我給你官做”的把戲。對此，毛澤東深刻總結了中國人民鬥爭的曆史經驗，指出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破壞人民革命事業，總是交替使用戰爭威脅和和平欺騙的兩手，諄諄告誡全黨“要有清醒的頭腦，這裏包括不相信帝國主義的‘好話’和不害怕帝國主義的恐嚇。”而當中國人民革命勝利成為事實，美國又把希望寄托在民主個人主義者起來從內部推翻新中國的時候，毛澤東親自撰寫了《丟掉幻想，準備鬥爭》等5篇文章以新華社評論的形式批駁了美國的白皮書，集中批判了曆史唯心主義，尖銳揭露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帝國主義本質，特別揭露了他們暗地裏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的陰謀活動，同時也批評了那些近視的思想糊塗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對帝國主義所抱有的幻想。
50年代中期，國際上相繼發生了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極大警愒；而對這時杜勒斯開始大力兜售的“和平演變”戰略，毛澤東也最早敏銳地覺察到這個問題。1956年，《人民日報》編輯部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寫成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的兩篇重要文章，對於當時引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思想混亂的問題表明了自己的原則立場，著重論述了要曆史地、有分析地看待無產階級專政下所犯的錯誤的問題；文章還提醒人們警惕西方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施行的“和平演變”戰略，指出：“我們從來認為敵人是我們最好的教師。現在杜勒斯又在給我們上課了。”“帝國主義者還是時時刻刻都想消滅我們。因此，我們無論什麼時候也不能忘記敵人同我們之間的嚴重鬥爭，這就是世界範圍內的階級鬥爭。”1958年11月，毛澤東在對各協作區主任的一次談話中，就針對杜勒斯關於和平演變的言論要求高級幹部要研究國際問題，他說：杜勒斯比較有章程，是美國掌舵的。這個人是個想問題的人，要看他的講話，一個字一個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他還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過：這表明美帝國主義企圖用腐蝕蘇聯的辦法，陰謀使資本主義在蘇聯複辟，而達到美帝國主義用戰爭方法所達不到的侵略目的。1959年11月，他在杭州召開的一次小範圍的會議上，印發了杜勒斯講“和平演變”的幾篇演說，要大家看。他說，杜勒斯講他們要以什麼“法律和正義”來代替武力，又說“在這方麵極為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在這種情況下，放棄使用武力並不意味著維持現狀，而是意味著和平的轉變”。毛澤東指出，和平轉變誰呢？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美國它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我們要提高對西方國家將采用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的警惕性。此後毛澤東還多次講到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變”問題，他反複強調，杜勒斯搞“和平演變”，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是有其一定的社會基礎的。他特別指出，我們國家也不太平，還有貪汙分子，投機倒把分子，還有被“和平演變”的危險。
上述可知，當50年代杜勒斯剛一提出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和平演變”的戰略時，毛澤東就首先敏銳地覺察到這個問題，及時地向全黨全國人民敲響了防止和平演變的警鍾。曆史和現實表明，自杜勒斯以後，美國曆屆政要人物，包括肯尼迪、尼克鬆、裏根和布什，都一直奉行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的戰略。雖然隨著客觀形勢的變化，對“和平演變”的提法有所不同，但不論是杜勒斯的“解放政策”，尼克鬆的“不戰而勝”戰略，或是布什的“超越遏製”的新戰略，究其實質都是一樣的。在新的曆史時期，正如江澤民在慶祝國慶40周年講話中指出的：西方敵對勢力“運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手段，利用社會主義國家的暫時困難和實行改革的機會，進行滲透，施加影響，支持、收買所謂‘持不同政見者’，培養對於西方的盲目崇拜，傳播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模式、經濟模式、價值觀念以及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特別是在國際上出現的新的右傾投降主義的配合下，西方的“和平演變”愈演愈烈，並在東歐以至蘇聯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得逞。在那裏，共產黨的領導被取消，社會主義製度被顛覆，70餘年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毀於一旦。而在中國，自毛澤東提出防止“和平演變”的40餘年間，盡管經受過來自“左”的和右的曲折，但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經過全黨堅持不懈的努力，使西方預言家的夢囈一次又一次破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