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對外開放是相對於封建時代後期的閉關鎖國而言的。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是同一個國家與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緊密關聯著的，也是近代世界曆史潮流所要求的。近些年有的論者把毛澤東晚年失誤絕對化、擴大化，進而認為在中國和外國的關係上他是搞閉關鎖國的，甚至冠以“封建”倒退一類的字眼。其實大謬不然。雖然毛澤東晚年的嚴重失誤曾使我國一個時期在政治經濟和科技文化發展上處於封閉狀態，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損失，但縱觀他的全部理論和實踐活動，應當說恰恰是他奠立了我國對外開放的指導思想，他的許多具有遠見卓識的主張和做法，推動了我國與世界的交往。在深入擴大對外開放的今天，認真研究毛澤東在這一方麵的思想和實踐，仍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
當1935年中國工農紅軍還行進在艱難的長征途中時，毛澤東率領這支奇異的隊伍登上了夏日的岷山，他極目遠望，麵對那橫空出世、閱盡人間春色的莽莽昆侖，思緒萬千。他征塵未洗，慨然命筆，一曲《念奴嬌》，直抒胸臆：“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後來他對此加了一段說明：“改一句：‘一截留中國’改為‘一截還東國’。忘記了日本人民是不對的，這樣英、美、日都涉及了”。作為一位詩人，毛澤東有著豐富的感情世界，常常觸景生情，浮想聯翩，遨遊在詩的王國裏；作為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又往往在他的優美的詩章裏，透露出自己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抱負。上引詞句，可謂充分表達了他放眼世界的恢宏氣魄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還在青年時代，毛澤東就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己任。他處在新舊潮流交替的社會大變革時期，具有強烈的開放意識和奮進精神，他痛恨那種用“閉鎖一個洞庭湖”的做法，不給青年人用武的餘地。他發起組織新民學會，激勵會員要立誌“向外發展”，主張大留學政策，組織留法勤工儉學，並計劃組建遊俄隊，遊曆“世界第一個文明國”蘇俄，學習世界各國的進步思想，尋求改造中國的科學真理。他反對封閉的、落後的部落思想，主張取世界主義，謀全體人類的幸福，認為：“世界主義，願自己好，也願別人好，質言之，即願大家好的主義”。隨後他在致蔡和森等的信中，則明確把這種世界主義稱作社會主義，並說：“凡是社會主義，都是國際的。”可以說，毛澤東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之後，就始終認定中國是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應當同世界各國有廣泛的聯係，取得國際的援助，同時又對世界事務作出自己的積極貢獻。這是毛澤東觀察和思考問題的一個重要思路，它貫串於他一生的全部理論和實踐活動之中。
由於中國革命走的是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特殊道路，在兩種政權的長期對峙中，革命政權是處在嚴酷的農村遊擊戰爭環境中，因而很難實現和外部世界的有效接觸與交往。即使這樣，在毛澤東主持下，也力求打破封鎖，製定正確的外交政策，爭取發展與外部世界的交往。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憲法大綱》和《對外宣言》，明確規定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宣布中國民族的完全自主與獨立，不承認帝國主義在華的政治上經濟上的一切特權。宣布一切與反革命政府訂立的不平等條約無效”。表明了中國人民在對外交往中的原則立場。同時又明確宣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並不反對與世界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重新訂立完全平等的條約。在蘇維埃區域內，這些國家的人民在不違反蘇維埃一切法令條件之下，可以有經營工商業的自由。這表明即使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政權仍然是主張對外往來的，而不是自我封閉。
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侵略活動的日益猖撅，極大改變了世界的格局，中國國內的階級關係也發生了極大變動。這時中國革命大本營已轉移到陝北，中國共產黨也已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穩定的第一代領導，因而有可能根據形勢的變化深入研究黨的對外政策。1936年深秋，毛澤東在保安的窯洞同美國記者斯諾探討“中國共產黨和世界事務”的問題時，就充分表達了黨對發展與友好國家交往的願望和基本主張。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根據世界局勢的變化，在政治策略上，提出了中國蘇維埃和中國人民要同各國、各國人民、各黨派和各群眾組織團結起來，組成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的思想。他認為日本的侵略政策不僅指向中國，而且也指向美、英、法、蘇等國，是這些國家的共同敵人，因而能夠組成一個包括不同類型的國家，即反戰國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的反侵略、反戰、反法西斯的世界聯盟。黨對這些友好國家都采取歡迎的態度。他特別強調，在中國抗戰實現後，英、美等國如能對中國抗日力量提供切實的援助並對日本進行封鎖，“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和英國人民之間將會建立起最牢固的友誼和同情”。同時毛澤東在談話中還闡述了中國共產黨與友好國家發展經濟合作的主張，他說，如果中國取得真正獨立和民主之後，“外國人在中國的合法貿易利益將會有比過去更多的機會。四億五千萬人民生產和消費的力量，不是一件能完全由中國人來管的事情，而必須要許多國家來參加”。“中國將同友好國家商訂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條約”。“歡迎外國資本的投資”；人民政府對“外國借款和外國投資應就隻能被用來發展中國經濟生活中的基本生產能力——特別是全國範圍內建設基礎工業和引進科學的農業方法和農業組織”，而對影響中國獨立政治權利的外國投資，則“一概不予承認”。等等。而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報告中，毛澤東更明確地提出：“中國與世界緊密聯係的事實，也是我們的立腳點，而且必須成為我們的立腳點。我們不是也不能是閉關主義者，中國早已不能閉關。”這些論述，雖是初步地但確是比較清晰地勾勒了在政治和經濟活動領域內黨的對外開放的構想和政策，也大體展示了毛澤東對外開放思想的輪廓。
實行對外開放，就有一個學習外國、如何對待外來文化的問題。1940年毛澤東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正確而深刻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從而為對外開放奠定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基礎。他指出：“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這種工作過去還做得很不夠。這不但是當前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還有外國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資本主義國家啟蒙時代的文化。”他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原則，這就是：“凡屬我們今天用得著的東西，都應該吸收。”在這裏，毛澤東強調了大量吸收外國進步文化的必要性。但是，對待外國文化又必須是有批判、有分析的，要重在吸收。他說：如同我們對於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後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這是對待外國文化應取的正確的學習態度。毛澤東堅決反對了所謂“全盤西化”和形式主義的錯誤傾向。他嚴肅指出，前者，實際上是屬於奴化思想的文化，是極端錯誤的；而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也是有害無益的。毛澤東的這些論述，已深刻地表達了他後來所概括的“洋為中用”的思想。
毛澤東上述對外開放的思想，在抗戰時期我們黨所處的環境中具備了一定的付諸實踐的條件。這不僅在敵後抗日政府製定的法規中有相應的明確規定，如經毛澤東修改審定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中就有“在尊重中國主權與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則下，允許任何外國人到邊區遊曆，參與抗日工作或在邊區進行實業等”的條款，而且在這期間還聘請了一些外國友好人士擔任八路軍的電訊和廣播技術顧問，在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的幫助下，成立了延安工業合作事務所，發展邊區的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還聘請英國人喬治·何克在甘肅山丹創辦培黎學校，培養工業技術人才。這些都表明中共與外國進行經濟技術合作的誠意。同時，經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國際問題研究室、外文書籍編譯部和外國語學院，以便更有效地了解外國和培養外交人才。此外，還在國統區集中一枇黨的外交幹部，積極從事對外聯絡工作，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事業的同情和援助。當然，我們黨在對外工作中，首先是發展同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爭取同西方國家特別是英美等國的友好交往，也同樣給予足夠的重視，在一定意義上說，這也是毛澤東對外開放思想的一個重點。當時，為了打破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為了“增進中美兩大盟邦的團結，並加速最後戰勝日寇的進程”，在重慶的周恩來曾多次向美國官方人士表示，歡迎美國政府派代表訪問延安和敵後解放區。我們黨希望並相信通過實地考察，“會使美軍統帥部對於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團結抗戰、實行民主的政策，和共產黨領導下的敵後抗日力量，獲得真實的了解，並據以決定正確的政策。”經過許多周折，1944年7月，美軍觀察組得以成行。這是美國官方的代表第一次訪問延安。中共中央對此十分重視，這時發出的《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把這次訪問看做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強調我們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須站穩民族立場，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務應放在擴大影響和爭取國際合作上麵，“我們一方麵應加強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一方麵要學習人家的長處，並善於與人家合作，決不是懼外。”並在發展對外經濟合作方麵規定：“在雙方有利的原則下，我們歡迎外國投資與技術合作。”
這時，毛澤東對發展同美國的交往給予了足夠的重視，他在修改《解放日報》歡迎美軍觀察組的社論時，熱情地加上了“戰友們”的親密稱呼，並稱這是中國抗戰以來最令人興奮的“一件大事。”毛澤東在同觀察組成員謝偉思的多次談話中，不僅表達了在抗擊日寇中中共軍隊將與美軍積極合作的願望，而且更多地涉及戰後中國的形勢和美國應采取的對華政策問題。他明確表示：中美利益是相互聯係的，有共同的地方，我們能夠而且應當在政治上、經濟上合作共事。他深刻估計了戰後國民黨政策走向，指明戰後中國存在著國民黨發動內戰的極大危險性，希望美國不要片麵援助和支持一個腐朽無能、失道寡助，僅可與當年北洋政府並論的國民黨政府，希望美國政府對國民黨、共產黨采取正確的態度和政策，促進國民黨內部的改革，避免內戰。他通過對大量事實的分析後指出，美國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對各方麵來說，都將是有益的；與國民黨比較而言，共產黨是更容易合作的。他在談話中還表達了發展中美經濟合作的願望，指出通過外國資本的援助是實現中國工業化的一個重要條件。他特別指出，在中國工業化的問題上，“中國和美國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關聯的。他們可以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合作”。不久他在同美軍觀察組負責人包瑞德上校的談話中還提出，如果美國政府同意，他將和周恩來一起或單獨訪問美國。這些都體現了共產黨人願意發展中美友好合作關係的善良願望。當時，觀察組成員根據廣泛的實地考察，向美國國務院寫了大量報告，比較客觀地介紹了解放區的實際情況，斷定未來中國的命運將掌握在受到人民廣泛而積極支持的共產黨人手裏，要求美國政府“不能無限期地擔包一個政治上破產的”國民黨政權。但是，美國決策者的對華政策出於帝國主義利益和意識形態的考慮，最後選擇了“扶蔣反共”的錯誤道路。美國決策者這個錯誤而又是必然的選擇，導致了在一個長時期內關閉了同中共及隨後誕生的新中國的交往的大門。這就是後來美國某些研究者所稱的一次“在中國失落的機會”。
綜上可知，在革命戰爭年代，在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上，毛澤東就是明確反對自我封閉，主張對外開放的。雖然毛澤東這時還沒有提出對外開放這一概念，但他所涉及的對外開放的內涵和原則是明晰的，從而為新中國的對外交往奠立了一個重要的指導思想。
二
新中國成立伊始，在國際關係上，毛澤東明確宣布了“一邊倒”的方針，即表明“我們在國際上是屬於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麵的”。這在當時國際上存在兩大陣營尖銳對立的格局下，特別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主要國家對新中國采取敵視和封鎖政策的情勢下，實行這一方針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在這個問題上，那種把“一邊倒”方針與自我封閉混同起來的觀點，顯然是不符合曆史實際的；但因此而認為“一邊倒”隻是一種政治方針或政治態度，而不是外交政策，也是有失偏頗的。誠然一邊倒“的宣布，確是表明了我們鮮明的政治態度和政治方針，打破了西方國家對新中國的幻想，也消除了國內某些人要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幻想。但同時又必須肯定一邊倒”確是當時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麵，隻不過它不是對外政策的全部，不能加以絕對化的理解。
建國初期，當時任總理兼外交部長的周恩來在一次關於外交問題的重要講話中，就全麵闡述了毛澤東外交政策的思想，指明我們要在政治上建立獨立自主的外交關係，實行“另起爐灶”的方針，即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同各國建立的舊的外交關係，而要在新的基礎上同各國另行建立新的外交關係。這是對於發展同東西方外交關係都同樣適用的一條重要原則。在這個講話中，周恩來在闡明“一邊倒”外交方計的同時，還闡述了毛澤東提出的“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的方針，即先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軍事、經濟以及文化領域中的殘餘勢力清除掉再建立外交關係。這正如1949年2月毛澤東在西柏坡會見米高揚，談及新中國對外關係總方針時所說：“我們這個國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做一個家庭來講，它的屋內太髒了。解放後我們必須認真清理我們的屋子，從內到外，從各個角落以至門窗縫裏，把那些髒東西統統打掃一番，好好加以整頓。等屋內打掃幹淨，有了秩序，陳設好了，再請客人來”。這表明，我們在首先同民主陣營國家發展外交關係的同時，還要同西方各國在內的一切國家發展外交關係；對西方國家，在堅持上述原則的前提下還是要請客的，而且在客未請或請而未來之前，還可以“互通有無”，根據平等互利的原則同外國做買賣。所以，“一邊倒”的方針決不意味著關閉同西方的往來，恰恰相反，這時中國的大門卻是被美國的禁運政策所封鎖。這正如毛澤東在建國前夕寫的《“友誼”，還是侵略？》一文所揭露的：“現在，隻有廣州、台灣等處一小片地方的門戶，還向艾奇遜們開放著，第一個神聖的原則在那裏‘仍然維持’著。其餘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後本來是開放的，現在卻被人用美國的軍艦和軍艦上所裝的大炮，實行了一條很不神聖的原則：門戶封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