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誕生七十周年的偉大節日。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領導地位，是近現代中國社會曆史發展的客觀要求，是中國人民在長期鬥爭中的正確選擇。隨著中國革命的勝利，黨的領導地位已莊嚴地載入國家憲法，成為人民共和國立國原則的一個核心內容，成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根本保證。這無疑是一個不可動搖的政治原則。任何否定或反對黨的領導的企圖都是違背我國社會發展的要求和人民群眾的願望的，都是錯誤的。
堅持黨的領導和改善黨的領導是辯證的統一。在新的曆史時期，加強黨的建設，完善黨的領導，目的是使黨成為領導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堅強堡壘。因而正確處理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發展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需要。
一
中國革命必須由共產黨領導，是同近代中國社會隻能走以社會主義為前途的曆史發展道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先進分子麵對外侮紛至、國勢日衰的險惡情勢，在愛國拯民情懷的激勵下，開始了對曆史的思考，尋求強國富民的真理和方案。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在近80年的時間裏，先進的中國人對這個問題所能作出的回答就是：學習西方，走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為此，他們組織團體和政黨，進行改良的或革命的各種形式的鬥爭。
從中國曆史發展的進程來看，走資本主義道路確是近代中國社會所需要的。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相比無疑是一種曆史進步，是能夠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在近代中國，仿效西方，要求發展資本主義雖然客觀上符合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而且當時的中國人向西方國家尋找救國真理和實施方案的態度也是熱烈而真誠的，然而從太平天國、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等具有民族民主運動性質的實際鬥爭卻屢屢失敗。中國依然遭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沒有能夠成為一個獨立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究竟應當怎樣解釋這樣一個曆史現象？其實道理很簡單：雖然在當時曆史條件下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還是惟一可供中國人民選擇的出路，但近代的中國已經失去了實現這一方案的機緣，這就是說，中國已不具備走上獨立發展資本主義道路的各種條件。就外部條件而言，在資本帝國主義已經控製了中國的情勢下，它們是決不會允許這個偌大的推銷商品、掠奪原料的基地因獨立發展資本主義而成為自己的競爭對手的。近代中國革命運動總是首先遭到帝國主義的反對和絞殺，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原因。就國內來說，最主要的是因為中國資產階級過於軟弱，不具備戰勝國內外強大敵人所需要的力量和勇氣，難以承擔中國革命的領導責任。中國人民在近代進行的漫長而痛苦的探索和奮鬥的失敗，充分說明了這一嚴酷的現實。
近80年舊民主主義革命為我們提供的最主要的曆史經驗，就是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思想理論不可能成為中國人民救國自強的有效武器，資本主義的政治方案在中國是行不通的。中國革命需要新的指導思想和新的領導階級。這是曆史的要求，曆史的呼喚。正是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五四時期一代先進的中國人開始了新的探索和思考，而十月革命的勝利為這種探索提供了一個新的方向。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大體上都經曆了由學習西方轉向學習革命的俄國，由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轉向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這樣一個思想變化和新的抉擇的過程。李大釗曾經是一位熱烈的民主主義者，謳歌過民主共和政治，他孜孜以求的“青春的中國”，作為一種政治主張，其實際內容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但現實生活很快使這種理想的夢幻破滅，使他對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產生了深刻的懷疑，並以此為始點轉而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陳獨秀原來的政治理想也是要“建設西洋式的新社會新國家”，這時也認識到要用這種共和政治“來造成多數人幸福，簡直是妄想”。正是在這種新的時代背景和國內無產階級已經壯大這一新的社會條件下，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應該說，黨的產生是適應了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是中國革命的客觀要求，如果不具備這種曆史條件，無產階級政黨的出現和取得中國革命的領導地位都是不可能的。事實證明，隻有擁有新的階級基礎和新的理論武器的黨，才有能力領導人民解決近代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把貧窮落後的舊中國變成真正獨立富強的新中國。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早期共產主義者對中國國情還缺乏深刻理解，往往把社會主義作為直接爭取的目標提出。隨著黨的實際運動的展開，隨著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國情的了解逐步深入，黨明確了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現階級革命的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這個革命要以無產階級為領導，以社會主義為前途，在國際上聯合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力量。這個以社會主義為前途的民主革命綱領正確地反映了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它既適合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又具備了實現的主客觀條件，把需要和可能有機地統一起來，避免了近代中國革命運動屢遭失敗的命運，把民主革命引向勝利，從而開辟了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是中國人民解放之路，也是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雖然近代中國曆史已經判明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把國家引上獨立富強的道路，但在共產黨成立後的一個長時間裏，發展資本主義的要求還是被一些人一再地提了出來。蔣介石上台的時候就曾作了“惠工保商”的許諾，當時也有人鼓吹基馬爾主義，似乎蔣介石能夠領導中國發展資本主義。但這正如一位外國史學家所說國民黨欲使中國通過反革命道路成為現代國家的努力，以徹底失敗而告終。“而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則長期倡導第三條道路，即中間路線。這條路線的基本內容就是要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使資本主義得到自由的、充分的發展。這個主張曾經被一些中間人士長期宣傳過，特別是在抗戰勝利後的一段時間裏，達到了一個高潮。當時一位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就明確提出要建設一種改良的資本主義，即”新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是”政治上應當實行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必須使政權掌握在多數平民手裏，決不可為少數特權階級所獨占“；所謂”薪資本主義的經濟，他雖然提出要采取進步的社會政策革除資本主義的弊端，但要“盡量利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各種優點以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迅速工業化。”這是一個發展資本主義的方案。戰後一個時期雖然出現了有利於中間路線活躍的特定曆史條件，然而這時的中國仍然不可能走資本主義道路。蔣介石連民主個人主義者要求的民主自由都不給，所謂中間路線的中間派立場實際上也是辦不到的。如像民盟的主要部分是由三黨三派組成，其中的青年黨和民社黨這時先後離開民盟而追隨了國民黨，而民盟的絕大部分則同共產黨合作，參加反獨裁反內戰的鬥爭。蔣介石集團寧可讓中間派的改良幻想破滅，也不願再要一層“民主”的偽裝。他們攻擊民盟是“中共的尾巴，是”奸盟，對民主人士進行恐嚇、逮捕以至暗殺，並最後宣布民盟為非法組織，勒令解散。事實說明，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是決不允許中間勢力走一條獨立的中間路線的。
中國近現代曆史經驗一而再地告訴我們：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是行不通的，除共產黨之外的其他任何政治力量都不可能把中國引上獨立富強的道路。如果說，鴉片戰爭以來80年中國革命鬥爭的曆史經驗教訓以及自身的體驗，使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順應新的曆史潮流，作出了“中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的新的抉擇，使他在晚年實現了偉大的思想轉變；那麼，五四運動以後30年的鬥爭中，許多持中間立場的民主人士也在政治實踐中提高了曆史的自覺性，摒棄了以發展資本主義為重要內涵的中間路線。民盟在1948年初召開三中全會宣布恢複活動的時候，就明確提出在是非曲直之間是不能中立的，表示堅決站在人民的民主這一邊，與中國共產黨“攜手合作”。隨後廣大民主人士熱烈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紛紛進入解放區，參加籌建新中國的工作。百流彙巨川。中國走上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道路，是曆史的要求和選擇，它也就必然成為不可阻擋的曆史潮流。
所以，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的確立，是同近代中國依據自己特殊的曆史、社會條件，選擇適合自己發展需要的社會主義道路分不開的。正是這一選擇，從根本上扭轉了近百年來中華民族災難深重、任人宰割的悲慘命運，展示了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光明前景。“隻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這個樸素的真理，是中國人民經過漫長而曲折的探索得出的科學結論。
既然隻有社會主義才是實現國家獨立富強的惟一可能、惟一正確的選擇，那麼，社會主義事業就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我們知道，社會主義製度的確立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最深刻的變革，它是以往曆史上不同剝削製度更替的變革所不能比擬的；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的核心，是要建立和發展公有製，最終消滅剝削，消滅階級，這些不但同資產階級的利益根本對立，也是農民階級不可能提出的，而同無產階級的階級要求則是相一致的。也正因為這樣，社會主義的建立和發展都不可能是自發的，而是要通過自覺的行動，依據曆史發展的要求，戰勝艱難險阻和一切敵對力量，通過長期堅持不懈的努力逐步取得勝利。這一切都說明，社會主義隻有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下才有可能實現並堅持下去，如若離開了黨的領導，就不會有社會主義事業的勝利，也就不會有一個光明的、有希望的中國。
二
新中國40多年來取得的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有力地表明黨不僅能夠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而且能夠領導中國人民把國家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強國。
然而，前些年，那些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精英”們，在否定黨的領導的曆史必然性的同時，還熱衷於醜化、詆毀社會主義時期黨的曆史。他們一筆抹煞建國40年來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否定黨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能力，從而為他們改變國家製度的企圖製造所謂“事實”的根據。如何估量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曆史，是直接關係到現實的黨的領導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對此我們有必要給予科學的回答。
如前所述，把貧窮苦難的中國變成為富強昌盛的中國，是近百年來無數仁人誌士夢寐以求的美好而崇高的理想，然而這個願望隻有在共產黨領導下才逐步地成為現實。如果說帝國主義的長期掠奪、侵略是舊中國貧窮落後的一個重要根源，那麼是在黨的領導下才永遠結束了這種屈辱難堪的曆史，實現並維護了真正的民族獨立，從而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條件；如果說舊中國腐朽落後的社會製度造成對外無力抵禦強權、對內失去了民族凝聚能力，那麼是在黨的領導下才建立了以公有製為主體的社會主義製度，基本上消滅了剝削階級和剝削製度，形成了新型的人與人的關係，使我國人民有共同的政治經濟社會理想，共同的道德標準，具有空前強盛的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從而為國家的繁榮昌盛開辟了廣闊的前景。
新中國是在一個破爛不堪、滿目瘡痍的地基上艱難起步的。黨領導中國人民走過的40多年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雖然經曆過“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曲折，但在經濟建設和社會進步方麵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40多年的艱苦奮鬥，在中國大地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按國際通行的工業行業分類，除核電工業正在創建外，其餘500多個行業我國均已建立。這種門類比較齊全的、比較現代化的工業體係的建立，就為今後的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到1989年，扣除物價因素，我國國民生產總值比1949年增長了18.8倍，國民收入增長了17倍。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鋼由1949年占世界的第26位上升到目前的第4位，原煤由第9位上升到第1位，原油由第27位上升到第4位，發電量由第25位上升到第4位。在耕地僅占世界的7%卻要養活占世界22%的人口的情況下，農業總產值和糧食、棉花等產量都達到世界第一位，基本上解決了11億人口的溫飽問題。我國的科技領域有了長足的進步，已經擁有一支實力雄厚的科技隊伍。文化教育事業也得到迅速發展，到1990年，已經有76%以上的縣普及小學教育，多數城市普及了初中教育；高等教育初步形成多層次、多形式、學科門類比較齊全的體係。據專家測算，我國綜合國力1949年居世界第13位，1989年上升到第6位，充分顯示了我國總體實力的極大增強。這一切正如鄧小平同誌所說：“不管怎麼樣，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已經得到了證明，不過還要證明得更多更好更有力。我們一定要、也一定能拿今後的大量事實來證明，社會主義製度優於資本主義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