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走過了光榮的七十年。在這近四分之三的世紀裏，在黨的領導下，我國曆史發生了空前深刻的變化；而與此同時，黨也由原來被壓迫的地位上升為執政的黨，由原來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鬥爭，進入到擔負著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的曆史使命。曆史經驗表明，黨的隊伍及其建設的狀況，直接關係到能否正確有效地實施黨的領導作用這一決定中國革命和建設成敗的根本問題。今天，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加強執政黨的建設，對於實現新時期的曆史任務更具有極端重要的意義。
一
無產階級政黨具有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曆史使命。它是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的根本宗旨，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終目標的。黨的性質和使命決定了它必須嚴格地對待自身的建設和發展問題。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曾把黨的建設與人民軍隊、統一戰線一起，概括為中國革命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並在這方麵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個概括及其經驗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全國解放後，黨所處的地位和環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麵臨著執政的嚴峻考驗。在一定的意義上說，執政時期的黨的建設，比起處在被壓迫的、非法狀態的黨的建設，更加複雜和艱巨。新中國誕生前夕，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告誡全黨，要警惕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以及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的滋長，要警惕資產階級的捧場和糖衣炮彈的攻擊，就是預見到黨執政後的新環境和黨的建設麵臨的新課題。1951年在黨的第一次組織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就針對執政後的新情況，指出黨從過去的極端殘酷鬥爭的戰爭環境轉到和平環境，客觀的自然的限製沒有了，在這種情況下，必須在主觀上加強限製，提出更高更嚴的要求，否則，對於我們黨就是一種嚴重的危險。1956年黨的八大總結了執政以來的經驗，深刻指出，執政黨的地位，很容易使我們的同誌沾染上官僚主義，滋長驕傲自滿的情緒，因而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危險比過去增長了。鄧小平同誌曾就這個問題尖銳地指出：“我們黨是執政的黨，威信很高。我們大量的幹部居於領導地位。在中國來說，誰有資格犯大錯誤？就是中國共產黨。犯了錯誤影響也最大。因此，我們黨應該特別警惕。”問題就是這樣尖銳地提到黨的麵前。
建國以來，我們黨經受了執政的考驗，黨的建設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同時又經曆了一個曲折發展的過程。“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對黨的嚴重破壞，近些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對黨的肌體的侵蝕，都充分說明執政黨建設麵臨著多麼艱巨、複雜的任務。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黨不僅麵臨執政的考驗，而且還要經受改革開放的考驗，嚴格地說，我們還缺乏在改革開放中加強執政黨建設的成熟經驗。因而，認真研究執政黨建設的規律，切實做好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執政黨自身的建設，就顯得十分重要和突出。
應當指出，當前我們黨和國家正處在一個新的曆史時期。社會主義製度在我國的確立，已經初步顯示了它固有的優越性，這已是無可辯駁的事實。但是，作為一個新的社會製度，仍不可避免地表現了它還不夠成熟以及某些具體製度存在的弊端。目前正在進行的這場改革，是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它對於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是具有關鍵性的一步，同時也直接影響著社會主義的曆史命運。我們黨的建設是在這樣一個新的曆史時期，也就是執政和改革開放的條件下進行的，因而所麵臨的外部和內部環境也就不能不具有新的特點。
就外部條件而言，從總體上說，國際形勢是有利於我國現代化建設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但同時兩種根本不同的社會製度的對立和鬥爭又長期存在，來自外部的消極影響和威脅將長期存在。這首先表現在，國際形勢的緩和趨勢和國際反動勢力力圖顛覆、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一貫性同時存在。應當著重看到，自從50年代初期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提出，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政權的第三代、第四代領導人身上以來，這就成為戰後曆屆美國政府對付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項根本性戰略。在這個基本點上他們是沒有淡化和退讓的。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確是歡迎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這固然有從世界政治格局考慮的一麵，希望保持一個穩定發展的中國，但就其終極的目的來說，則是要利用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時機，促使這場改革朝著所謂政治多元化、自由市場經濟和接受西方價值觀念的方向發展。對於這一點，許多西方政要及其智囊人物都是毫不隱諱的。近些年來，由於種種原因，西方一些國家推行“和平演變”這一手越來越猖狂，而且在一些地區也頻頻得手。東歐一些國家的劇變是值得我們嚴重注意的。帝國主義是決不會就此止步的，它們的這種策略是會對社會主義國家產生長期的影響，也不能不增加我們執政黨建設的複雜性。應該看到，這種狀況的存在，會對黨內的一些人發生作用，那些不堅定分子是有可能屈服於國際的這種壓力的。極少數掛著共產黨員招牌的“知識精英”，在資產階級自由化中的鼓噪及其在那場政治風波中的惡劣表演，就是適應西方的需要，為我們提供了這方麵的例證；其次，改革開放促進了我國與世界各國的交往，這是必要的，也有利於我國的現代化建設，但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西方意識形態和腐朽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影響，會對我們黨的某些肌體產生消極作用；同時，西方一些發達國家的經濟繁榮景象與我國現狀的反差，也有可能使一些人不能曆史地本質地分析問題，不是因此而增強自己的民族奮進感，甚至反而產生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錯覺，動搖了自己的信念。
就國內環境而言，同過去戰爭年代殘酷的、惡劣的環境相比，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過去在戰爭年代做一名共產黨員，意味著要隨時準備為革命獻身，而在執政的情況下做一個共產黨員，則不僅意味著獻身，而且還在實際上意味著一定的權利。這就是說，執政黨的地位，是會使一些黨員和黨的幹部不像過去那樣容易體現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的精神。如果共產黨員，特別是擔負領導職務的共產黨員對此不謹慎、不警惕，缺乏必要的紀律約束和監督，就有可能在群眾麵前作威作福，嚴重脫離群眾；就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權力謀一己私利，以至蛻化變質。同時還應該看到，自從黨的戰略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以來，改革開放搞活的新環境，也給黨的建設帶來了一些新的問題。例如，我們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在這種情況下，商品經濟的一般規律就會在經濟生活中起作用，這對於那些抵製誘惑能力不強的黨員來說，就有可能滋長“金錢萬能”、“一切向錢看”的思想，忽視以至背離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又如，在大力發展商品經濟的新環境中，在黨的某些薄弱環節，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有可能侵入政治生活領域，使嚴肅的政治生活庸俗化、商品化；同時在這種新環境中，加上來自西方的消極影響的因素，個人主義為核心的價值觀有可能腐蝕某些黨員、幹部的思想，這就可能從根本上動搖他們對社會主義現實的看法，等等。這些情況表明，在改革開放的新環境中，執政黨的建設確是麵臨著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同時也給黨的建設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複雜的環境和艱巨的任務，決定了必須不斷加強和完善黨的領導。列寧在領導俄國人民擊退14國武裝幹涉之後，曾敏銳地看到在流血戰爭取勝之後，還會有不流血的戰爭，這就是帝國主義要用商業和投機倒把來進行這種戰爭，“把和平的經濟建設變成和平地瓦解蘇維埃政權”。列寧滿懷信心地指出，依靠“無產階級的堅決性和統一的意誌”，就一定能夠戰勝帝國主義發動的這場不流血的戰爭。這段話今天讀來，仍然極富啟發和教益。我們在新時期黨的建設的主旨，也同樣是要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把黨建設成為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堅強核心。
二
近幾年來，黨風問題成為人們的一個熱門話題。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風波，“動亂精英”就是以反腐敗為借口，行顛覆社會主義製度之實。在他們那裏，反腐敗隻是一個陪襯，這已為大量事實所證明，然而這樣一個很容易揭穿的作為陪襯的口號，當時卻迷惑了那麼多群眾，這是值得我們深而思之。這裏，除了長期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影響這個根本原因外，還應當看到，黨內存在的腐敗現象引起廣大群眾不滿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也從反麵提示我們，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黨風問題確實是黨的建設麵臨的一個十分突出和重要的問題。
我們黨是曆來重視黨風建設的。誠然，過去講黨風問題還主要是指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的問題，而現在的黨風問題，則是一個關係到人心向背，決定黨的生死存亡和社會主義事業的興衰成敗的問題。曆史經驗表明，敵人要從外部搞垮我們這個黨，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但如果黨內出現的腐敗現象蔓延開來而不加以製止的話，那麼，這種來自內部的危險就可能對黨構成直接的威脅。毛澤東曾多次講過，敵人是打不倒我們的，可是共產黨可以把共產黨打倒。這就是指堡壘是有可能從內部被攻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