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是我國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思想家，是近現代中國知識界的卓越先驅。毛澤東對他的“學界泰鬥，人世楷模”的崇高讚譽，恰當地表現了他的足以垂範後世的道德文章，同時也反映了他在中國近代教育史、思想史和科學史上所做的傑出貢獻和應有的地位。蔡元培作為本世紀初期新舊交替、繼往開來的曆史巨匠，既是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元老，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熱忱的支持者，是值得後人景仰和紀念的。
求索新路
蔡元培，字鶴卿，號孑民。1868年1月11日（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在山明水秀、人文薈萃的浙江紹興。
蔡氏世為商人家庭。蔡元培的父親光普曾任錢莊經理，為人厚道，樂於助人。在蔡元培11歲那年，父親病逝，家道中落，靠母親勤儉持家撫養他們兄弟。母親周氏是一位賢惠的女性。她平時常勉勵他們兄弟要“自立”、“不依賴”和“不妄言”，要他們謹慎處世。蔡元培從小受這種母愛的教育，並且生活在這樣一個已經衰弱了的商人家庭裏，這對於形成他的進取而又寬厚的性格，是有影響的。
蔡元培6歲入塾讀書，發蒙開始，攻讀四書五經，學作八股文。他的叔父恩銘曾鄉試中舉，是父輩惟一讀書登第的人。在叔父的悉心指導下，他讀了《史記》、《漢書》、《困學紀聞》、《文史通義》等書，並影響了他未承父業而走上了治學的道路。和同時代人一樣，他在青少年時期也深受封建禮教的熏陶，曾一度崇拜宋明儒學，言動拘謹。他事親至孝，母病則躬侍湯藥，甚至仿效古人到臂和藥；他20歲那年母親病逝，他則堅守寢苫枕塊古製。1883年，他考中了秀才。蔡元培以他的天賦、才能和功力，使他具備了躋身宦海的條件。但是，他在青年時期就無意於功名祿利。他畢竟生逢國家多事之秋，這時紹興的政治環境雖如一潭死水，但外侮紛至，國勢日衰的險惡情勢，同樣在這裏激起了點點浪花，震撼著這位有為青年的心。他希望於學問中尋求一條新的出路。他考取秀才後，就不治舉子業，轉而專治小學、經學，作駢體文，並開始自由閱讀。他讀書重思考，不盲從，並且注意從書中汲取民主思想的精華。如他讀清末學者俞正燮的《癸已類稿》和《癸已存稿》時，不僅對俞的曆史考據方法甚為稱讚，而且對他著作中“從各方麵證明男女平等的理想”，更是推崇備至。蔡元培在青年時代就大力肯定和讚美俞正燮的尊重女權的思想，說明這時他的民主主義思想已經開始萌發。
從1884年起的兩年間，蔡元培在家設塾授徒，授業國文，教對句與製藝。他雖肯定八股文不失為“一種學文的方法”，但對它“重床疊架”的繁瑣刻板的文體，尤其束縛思想之流弊，則深惡痛絕。他自己偶爾也作八股文，但已不再嚴守老八股的格調，而喜用古書通假的字調換常字，並用古書中奇特的句法變換常調。這種別出心裁，不同凡俗的怪八股，使那些老八股家幾乎讀不懂。這反映了蔡元培這時已刻意追求思想自由，不願附庸清雅，靠做那種無用的製藝，作為攀登宦門的階梯。蔡元培反對用文體箝製思想和對科舉製度的蔑視，孕育了他後來反對封建文化教育的民主思想。兩年後，他受聘於同鄉藏書家徐樹蘭家校訂圖書，前後達四年之久。徐家藏書豐富，使他得以博覽群書，為他後來成為大學問家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蔡元培在科舉仕途上是幸運的。他應試時仍是做不合時宜的怪八股，但因文章奇古博雅而得到了主考官的賞識，1889年鄉試中舉人。1890年赴京會考告捷，但由於他事先認為文章不合考製獲中無望，便離京南下，以至未能參加殿試。1892年補殿試取中進士，被點為翰林院庶吉士。他的才華獲得了時人的賞識，如時任戶部尚書的翁同龢在日記中寫道新庶常來見者十餘人，內蔡元培乃庚寅貢士，年少通經，文極古藻，雋材也。1894年授翰林院編修。
正當蔡元培踏上宦門坦途之時，卻是國家內憂外患紛至遝來、清王朝處於日暮途窮之日。雖然蔡元培在這時還不可能了解事變的全部和中國積弱的病根，但他畢竟是生活在清王朝統治的中心，比過去有更多的機會了解局勢的發展。他敏銳地感到了國家危機的緊迫，覺察到當時知識界中要求變革的新思想的潛流。從這時起，他如饑似渴地閱讀維新派的著作，披閱報章時事，並且開始接觸自然科學方麵的書籍。在他出任翰林院編修的這一年，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失敗，清廷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這給蔡元培的思想以巨大的震動，他痛感這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憤怒譴責清廷“疆臣跋扈，政府閾葺（卑賤之意），外內狼狽，虛疑恫愒，以成煬灶（放在爐火上烤的意思）之計，聚鐵鑄錯，一至於此。”認為這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1897年，他指摘清廷簽訂的《中俄密約》，是“推誠於俄，不自強而恃人，開門揖盜，真無策之尤也。”這時他對清政府的誤國賣國行徑有了較深入的認識。
1898年，康有為、梁啟超發動了以救亡圖存、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為目的的變法維新運動。蔡元培對這場變革要求是深表同情的。他這時已受到維新派的影響，傾向改良主義的主張，對維新派人物，尤其是對表現出“衝決一切網羅”勇氣的譚嗣同十分欽佩。然而，蔡元培並沒有和康、梁們一起行動。這固然是由於他仍然沒有擺脫士大夫的習氣，認為他們正在炙手可熱之時，雖與梁有己醜鄉試同年的關係，也不往納交，以避依附之嫌；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由於他認為欲圖變革，必須首先從辦教育入手，對維新派“欲恃孱弱君主，藉政令以行改革”的做法並不完全讚同。戊戌變法的失敗給蔡元培的教訓十分深刻，他認為康黨所以失敗，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這個認識，對他爾後一生的事業，即重視教育和人才的培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都無作官意，惟有讀書聲”。這是蔡元培寫在京師寓所書齋中的一幀條幅，也是他數載翰林生活的真實寫照。戊戌政變後，他深感清廷政治改革已“無可希望”，因而他斷然決定托疾請假，決絕仕途，離京南下從事教育。
委身教育 倡言革命
蔡元培拋棄了為當時世俗所稱羨的功名前程，卸卻了一個沉重的因襲重擔。這是他向封建叛逆者道路邁出的決定性一步。1898年冬，他出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即校長），開始了他從事新式教育的活動。這個學堂依學生程度的不同分為三齋，大致相當於後來的高級小學、初級中學和高級中學。後來曾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和北大地質學教授王烈等，都曾是這裏的學生。蔡元培到校後，為了推行新學，增聘教員，加強文理科和外語的課程，注意對學生進行自然科學知識的教育，使這個學堂“在當時的紹興，可為極一時之選”。當時教員中有新舊兩派，新派教員提倡物競生存的進化論，提倡民權女權思想；舊派教員則仍要學生習詩詞和古文，宣揚尊君卑民思想。在新舊兩派的爭論中，蔡元培總是傾向革新方麵。這就招致了校內和地方上頑固勢力的忌恨。次年，學堂堂董出麵幹涉，竟要蔡元培親自恭書清廷所頒的、指斥同情變法倡言維新者為“援引匪人，心懷叵測”，要求“正人心”的所謂上諭懸掛在禮堂上。對舊勢力采取的這種警告方式，蔡元培大為憤怒，複出痛詆，隨即辭職而去。他在這所學堂任職前後不及一年。
在此後的兩年裏，蔡元培仍繼續在浙江及上海等地從事教育工作。他曾數易學堂，祈改進校務，推行新學，但限於客觀條件，收效甚微。
蔡元培23歲時與王昭女士結婚，1900年夏王昭病故，此後說媒撮合者絡繹不絕。這時蔡為實踐自己倡言的男女平等，特在書屋張貼征婚啟事，提出擇偶的條件是：（一）女子須不纏足者；（二）須識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後，女可再嫁；（五）夫婦如不相合，可離婚。這在當時確是令人駭怪的石破天驚之舉，而這出自一位翰林之手筆，人以為奇，一些衛道士則視為“離經叛道”、“淆亂綱常”。他不為所動，堅持自己的擇偶條件。後終覓得知音，1901年底他與黃仲玉在杭州結婚。婚禮也很特別，他用綴有孔子兩字的紅幛子代替浙俗的三星畫軸，用演說會代替鬧洞房。賓主在歡悅的交談中，多涉男女平權的話題。當有客人問及：“倘黃夫人學行高於蔡先生，則蔡先生自應以師禮事之，何止平等？倘黃夫人學行不及蔡先生，則蔡先生當以弟子視之，又何以平等？”蔡從容答道學行雖有先後之分，就人格言，總是平等。這些，表現了蔡元培勇於衝破舊禮教的束縛。
1901年秋，蔡元培應聘為上海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這是清廷官僚盛宣懷於1897年創辦的一所培養洋務人材的學校，為交通大學的前身。這一年新增的特班是為高材生辦的，習外語及經世之學，準備將來擇優保送經濟特科。蔡元培主持特班采取新的教授方法，規定學生半天自己讀書，半天學習英文和數學，中間還安排了體操課。他親自編訂學生的修學門類及每門應讀的書目，以及由淺入深的閱讀次序。每個學生在閱讀的基礎上每天都要寫劄記，由他一一批改。每月作文一篇，命題多側重啟發學生的愛國思想，如《試列舉春秋戰國時愛國事實而加以評論》之類。課外，他還指導學生練習演說、辯論。他認為，演說是喚醒民眾，挽救國家危亡的重要途徑，因而在他的指導下學生成立了演說會，定期輪流練習演說。蔡元培很重視對學生的課外指導，每天晚上他都要找三兩學生談話，或發問，或令自述讀書心得，或對時事發表感想。這種把學生閱讀和教師指導結合起來的方法，既提高了學生主動鑽研的興趣，又收到了師生間相互切磋之益，效果很好。
在蔡元培早期的教育活動中，已表現了他不因襲陳規、勇於革新的精神。他經常教導學生說：“世界日在進化，事物日在發明，學說日新月異，今後學人須具有世界知識。”他的學生黃炎培後來深情回憶這時蔡師的教人主旨：“蓋在啟發青年求知欲，使廣其吸收，由小己觀念進之於國家，而拓之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猶蒙昧，使青年善自培育其開發群眾之才，一人自覺，而覺及人人，其所昭示，千言萬語，一歸之於愛國。”“吾師之深心，如山泉有源，隨地湧現矣。”蔡元培在南洋公學特班確也培養了一批高材生，如邵力子、黃炎培、謝無量、王世澄、胡仁源、項驤、貝壽同等，都是他所賞識的；其中有些人後來成為民主革命的知名人士和學者。
這一時期，蔡元培的思想趨向激烈，開始突破改良主義思想的藩籬，傾向革命。1902年春，他與在上海的新派人物蔣智由（觀雲）、林獬（少泉後改名白水）、葉瀚（浩吾）、王小徐（季同）等發起建立團體，定名為中國教育會。蔡元培被推舉為會長。他們“表麵辦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中國教育會在宣傳反清革命，聯絡東南地區革命誌士以及改良教育等方麵，都起過積極的作用。
此時蔡元培為培養革命人才，還提倡女學。他認為：“革命精神所在，無論其為男為女，均應提倡，而以教育為根本”。他與友人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於1902年在上海正式創立愛國女學。初舉蔣智由為總理，不久由蔡元培繼任。開始時學生很少，愛國學社成立後，社員眷屬多入女學，由是人數大增。這所女校成立後成為革命黨人活動的一個重要場所。
1902年底，南洋公學學生因不滿學校當局的高壓政策發生了退學風潮。蔡元培支持並參加了這次學生運動，他在向校方力爭接受學生合理要求遭拒絕後，也同學生一道憤而離校。這次退學的學生達145人。經蔡提議，由中國教育會資助，這些退學生組成了愛國學社。蔡元培被推舉為學社總理。這時學生一文不名，教員義務教學。蔡元培為學社開辦，嘔心瀝血，苦心經營。為了解決學生吃飯問題，他強忍長子病逝的失子之痛，含淚登程借款應急。他在愛國學社注重培育學生的革命精神，鼓勵學生自由閱讀，定期帶領學生舉行革命演說。學社章程規定：“重精神教育，重軍事教育，而所授各科學皆為鍛煉精神、激發誌氣之助。”蔡元培除主持社務外，還兼教倫理學。
為解決學社經費和擴大革命宣傳，蔡元培等與《蘇報》社約定，由蔡元培、章炳麟、吳稚暉等七人輪流每日寫一篇評論，報社每月送銀一百元。《蘇報》原為日人於1896年所辦的平庸小報，後由中國人陳範接辦，開始鼓吹維新。蔡元培等成為撰稿人後，《蘇報》轉而成為教育會和愛國學社的機關報，辟《學界風潮》欄，言論激烈，“崇論橫議，震撼一世。”
這時蔡元培已“公言革命無所忌”。正如時人所稱蔡孑民辦愛國學社，與群弟子大聲講革命，四出演說，亦無所諱。“他和章太炎等組織張園演說會，宣傳反清革命。1903年4月間，針對法在廣西、俄在東北的侵略活動，蔡等先後率領學生參加在張園舉行的拒法、拒俄會。蔡元培在演說中，號召組織團體議論國事。隨後成立上海拒俄義勇隊，不久改稱軍國民教育會。愛國學社以蔡元培、吳稚暉等為首共96人加入，分隊早晚進行軍事操練。蔡元培也”剪發，服操衣，與諸生同練步伐。表現了高昂的愛國革命熱情。
1903年6月，《蘇報》因刊登章炳麟等介紹鄒容《革命軍》一書的激烈文字，遭清廷封閉，章炳麟被捕，鄒容自動投獄。這就是轟動全國的“蘇報案”。在這之前，清廷上海道等就已震驚張園演說會的影響，曾兩次擬定包括蔡元培在內的捕人名單，親友多勸他暫避風頭，加之這時教育會內部發生裂痕，遇事爭吵不休，蔡憤而辭去會內職務，於6月中避居青島，從事譯作。9月間，蔡元培回滬後仍秘密從事革命活動，並按時往獄中探視章、鄒。
1903年12月，蔡元培等鑒於東北方麵“俄事日急”，遂發起組織對俄同誌會，並創辦《俄事警聞》日報，“專錄載俄兵侵滿消息，及排擊清政府外交之失敗，以喚起國人之注意成為同誌會鼓吹愛國革命的機關報。蔡元培全力以赴負責編輯，而且自己每晚都要分別撰寫文言與白話的兩篇文章，題目多為富有鼓動性的告學生，告軍人之類。翌年2月，對俄同誌會改名爭存會，《俄事警聞》改名《警鍾日報》，不久蔡元培接任主編，直至4月間辭去職務為止。蔡元培”在愛國學社時，自號曰‘民友’。至《警鍾》時代，則曰：‘吾亦一民耳，何謂民友’？仍取‘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兩句中字，而號曰‘孑民’。“他在這兩份報紙上發表了許多文章。1卯4年2月，他創作的白話小說《新年夢》，在《俄事警聞》連載發表。他在小說中猛烈抨擊了隱喻清政府的”冒充管賬的人，並描述了小說主人公“中國一民”在夢境中所追求的帶有無政府主義和烏托邦色彩的理想社會。這篇小說雖有濃鬱的浪漫氣息，但表達了這時先進知識分子強烈要求改變現狀，造個新中國的美好願望，有著積極的意義。
蔡元培辭去《警鍾日報》主編後，任愛國女學總理。這時他認為，革命隻有兩途：一是暴動，一是暗殺。他認定女子更適於搞暗殺，因而女學辦學宗旨“並不取賢母良妻主義，乃欲造成虛無黨一派之女子”。在女學，他自己講授法國革命史和俄國虛無黨曆史，並請鍾期光等講授理化，為學生將來製造炸彈作知識準備。隨後蔡元培在上海加入由留日一些學生秘密組織的暗殺團，被舉為負責人，自己也學習製作炸藥。1904年11月，暗殺團改組為光複會，又名複古會。蔡被推舉為會長。章炳麟在獄中參與了創立工作，他和陶成章、徐錫麟等均為光複會的著名人物。光複會以“光複漢族，還我山河，以身許國，功成身退”為誓詞，它的成立，使東南地區革命黨人有了統一組織。
1905年7月30日，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正式成立。10月27日，黃興到滬主盟吸收蔡元培入盟，並由孫中山委任蔡為上海分部負責人。
此後，蔡元培以很大精力秘密開展盟務，發展盟員。他的學生黃炎培曾回憶道：
民國成立前七年乙已秋，吾師忽召至其寓廬，鄭重而言曰：“我國前途至危，君知之矣。諸強鄰虎視於外，清廷魚爛於內，欲救亡，舍革命無他道。君謂然乎？”則敬答曰：“然。”曰：“欲革命，須有組織。否則，力不集，事不成。今有會焉，君亦願加盟乎？”則敬答曰：“苟師有命，何敢不從。”期以某曰深夜宣誓，出誓文，中有句：“建立民國，平均地權，驅逐韃虜，光複中華。”吾師既指“平均地權”句說明其理由。小子卒在吾師之前，宣誓加盟焉。
蔡元培以一位清朝翰林，在國家危亡之秋，堅定地走上了民主革命道路。
兩任教育總長
1906年春，蔡元培由於對革命麵臨的重重困難思想準備不足，又憂於革命隊伍內部的分裂，“見上海所圖皆不成，意頗倦”，於是回鄉出任紹興學務公所總理。不久因事務受阻辭職。同年秋，他得知清廷有派遣翰林院編修出國留學之議，他渴望出洋擴充知識，了解世界，遂把同盟會上海會務交黃炎培接辦自己到京銷假申請赴德留學。1907年7月，他得到駐德公使孫寶琦和商務印書館的資助，得以成行。他初在柏林學習德語一年，後入萊比錫大學學習，這時他已是41歲的“老學生”。他一麵刻苦學習和研究，著重於實驗心理學和美學，一麵從事譯著，編著了《中學修身教科書》五冊、《中國倫理學史》一冊，並翻譯了泡爾生的《倫理學原理》一書，均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倫理學原理》一書對國內知識界產生了較大影響，青年毛澤東曾精心研讀了這部10萬字的譯著，並在書上寫了12100多字的批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