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他光輝的55年生命裏，在北京生活、戰鬥了14年。其中，從1920年8月至1926年8月，他在北京大學兼任教師，前後達六年之久。北大是魯迅任教時間最長的一所學校。
這時的北京大學，已經過了五四運動的戰鬥洗禮，校內的進步力量和民主愛國運動都有較大的發展，在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五四時期的魯迅以他徹底的民主主義立場，向封建專製製度進行了異常勇敢、異常堅決的鬥爭，成為新文化運動中有著廣泛影響的偉大戰士。他在北大始終堅定地支持進步力量，自覺地和李大釗等為“站在同一戰線上的夥伴”，向封建複古派，資產階級右翼和形形色色的“正人君子”們進行了不妥協的鬥爭。魯迅不但寫了《我觀北大》這樣的專論文章，而且在他的許多文章、書信以及日記中，都多次述及北大。魯迅曾給五四以來的北京大學以很高的評價，並以自己是“北大派”而自豪。
魯迅在北大任教期間，熱切地期望英俊出中國，為培育青年學生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魯迅在教育戰線上的實踐和貢獻，正如後來郭沫若所稱頌的，是一位“以身作則的教育家”。在這一方麵，同樣值得我們永久的紀念和學習。
一
魯迅和北京大學的關係，不自他來校任教時起，而是在他到北京工作後，即開始和北大一些教授有過往來；特別是蔡元培出任校長，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以後，關係日臻密切。
魯迅和蔡元培之間有著真摯的友誼。辛亥革命後不久，魯迅就應當時任南京政府教育總長蔡元培的邀請，到教育部供職，隨後由於南京政府北遷而來到北京。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大就任校長職務，7日，魯迅由紹興省親返抵北京，三天後他就往北大訪了蔡元培；此後他們之間時通音問，常相過從。蔡元培對北大進行的改革，魯迅是關注的。1917年8月7日魯迅日記載寄蔡先生信並所擬大學徽章。這是應蔡的要求寄去他為北大設計的校徽圖樣。他巧妙地將北大二字組成一個圓形圖案，這個圖樣後被采用作校徽而為北大學生長期佩帶。由蔡元培主持創辦的《北京大學日刊》，在1918年6月25日刊登了魯迅的《新出土呂超墓誌銘考證》的考古論文（署名周樹人，後以《南齊〈呂超墓誌〉跋》為題收入《集外集拾遺》）。這是魯迅在北大刊物上最早發表的一篇文章。而這時北大學生中出現的社團組織，也引起了魯迅的注意，如文學團體新潮社和它出版的《新潮》雜誌，曾得到魯迅的讚許，並向友人作過推薦。這些都反映了魯迅和北京大學的最初關係。
蔡元培在北大實行“兼容並包”的方針，尤致力於文科的改革。他聘請以編輯《新青年》著名的陳獨秀任文科學長，同時在北大文科任教的還有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高一涵等，他們後來也都是《新青年》的編者。經蔡元培的提議，《新青年》編輯部隨同陳獨秀遷到北京，直至1920年9月複返上海出版止，這一時期《新青年》和北京大學完全結合起來了。這樣，在北大文科教員中，就形成了一個與舊派相對立的，以《新青年》編者為核心的革新營壘。他們以《新青年》為陣地，向封建文化發起猛烈攻擊，積極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北京大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個中心，同時又是新舊思潮激戰的前哨陣地。
這時的魯迅，對辛亥革命後的社會現實深為失望，他說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複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因而這一段時間，魯迅在公餘之暇，隻是在幽僻的紹興會館潛心抄錄碑帖。1917年舊曆除夕，“夜獨坐錄碑，殊無換歲之感”。鬱悶心情，由此可見。魯迅的沉默，是對反動複辟勢力的深沉抗議，是在苦悶中努力求索新的戰鬥道路。恰在此後不久，十月革命的風開始吹拂著中國的大地，李大釗的文章透露了新時代的信息。十月革命對魯迅思想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這裏有兩件事值得注意：其一是1918年起魯迅改變了對《新青年》的冷漠態度，給予了熱情支持。魯迅原來對《新青年》態度是冷漠的，他自己曾說那時對“文學革命”，“並沒有怎樣的熱情”。但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他對中國未來社會變革充滿了希望和信心，因而也開始改變對《新青年》的看法，終於他成了這個刊物的重要撰稿人，並參加了編輯工作；而這時《新青年》提倡思想革命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傾向日益明顯。其二是這一年他和北大新派教授李大釗、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等交往增多了，如1918年日記載的，錢玄同到紹興會館補樹書屋訪問魯迅和他們之間的信劄來往，就有50多次。這大多和約請魯迅為《新青年》撰稿有關。特別是在這年1月《新青年》編輯部改組討論編輯方針的集會上，魯迅結識了李大釗，他的“誠實、謙和”，光明磊落，沒有宗派氣，給魯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魯迅對李大釗是始終敬重的，僅日記中提及李大釗的就有11次。他們之間的結識，使魯迅從此有較多機會接觸李大釗等人介紹的共產主義學說，這對他的思想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誠然，魯迅這時還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對十月革命態度也還有保留，但他畢竟從這一曆史的變動裏看到了新的希望，這使他終於由沉默而呐喊而戰鬥，並自覺地同李大釗為代表的早期共產主義者，取一致的行動。
這一時期，魯迅不僅以他的文學創作，“與前驅者取同一步調”，而且在反對封建複古勢力和資產階級右翼的鬥爭中，也旗幟鮮明地配合了李大釗等的革命活動。可以說，在五四運動前後，魯迅就已經和北大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新派融合在一起，在戰鬥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1918年，北大反封建文化思想的鬥爭繼續發展。陳獨秀首倡的文學革命說，也因魯迅的《狂人日記》等現實主義作品的問世，而有了革命文學的實績。白話文運動也取得很大成就，《新青年》從這一年第4卷起改用白話文，並采用新式標點。白話文在北大還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和鼓吹，由劉半農主持的歌謠征集處也在這一年成立，並出版歌謠專刊。這一切，引起了校內封建複古派的不滿和非難。北大舊派教授劉師培、辜鴻銘、黃侃等人，竭力為“國粹”辯護，對新思想和新派人物謾罵攻擊猶為不足，並於這年夏謀刊行《國粹叢編》，以與新派的《新青年》相抗衡。對此，魯迅以極大的憤慨予以痛擊。他在7月5日答允錢玄同為《新青年》寫稿的信中，尖銳揭露了這班“老小昏蟲‘提倡’國粹”是“不過還想吃人”的本質。明白表示自己“閱曆已多、無論如何複古、如何國粹、都已不怕”。他指出：“然既將刊之、則聽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國法、如何粹法、如何發昏、如何放屁、如何做夢、如何探龍、亦一大快事也”。後來他在隨感錄中，又多次痛斥了國粹派，提出了：“從現代起，立意改變：掃除了昏亂的心思，和助成昏亂的物事”。魯迅對“保存國粹”論實質的揭露，切中了“國粹”論者的要害，這表現了他維護新事物的堅定立場和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具有重大的戰鬥意義。
繼之，在五四前夕，在北大和整個文化思想界經曆了一場新舊思潮的大激戰。隨著十月革命影響的深入和馬列主義的傳播，頑固勢力對新文化運動的反撲更加瘋狂。1919年2—3月間，封建禮教的衛道士林紓帶頭對新文化運動，對北京大學發動了進攻。他在《公言報》上發表了給蔡元培的公開信，羅織北大宣傳新文化的罪狀，一是所謂“覆孔孟、鏟倫常”；一是所謂“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同時，他又連續拋出反動小說《荊生》和《妖夢》，預示要借助“偉丈夫”的武力摧毀新文化運動，並對蔡元培和北大進行了極為下流的攻擊。此外，又指使北大法科學生張厚載化名投書京、滬報刊，製造陳獨秀等已被逐出北大的謠言。與此同時，反動政府還利用議員在國會提出所謂彈劾教育部的議案，脅迫蔡元培去職。一時間群魔亂舞，在北大和社會上掀起軒然大波。劉半農後來在追述當時情景時說……衛道的林紓先生卻要於作文反對之外借助於實力——就是他的‘荊生將軍’，而我們稱為小徐的徐樹錚。這樣的文字之獄的黑影，就漸漸地向我們頭上壓迫而來，我們就無時無日不在慄慄危懼中過活。“這反映了這場鬥爭在一部分知識分子中引起的波動。這次”林蔡之爭，實質是扼殺還是保衛新文化運動的嚴肅鬥爭。當林紓的謬說一出籠，立即遭到北大新派和社會進步輿論的猛烈回擊。李大釗的《新舊思潮之激戰》，陳獨秀的《關於北京大學的謠言》等文章，都作了計鋒相對的揭露和抨擊。而蔡元培給林紓的公開答複信，則很好地保護了新文化運動。在這場鬥爭中，魯迅始終堅定地和北大新派站在一起，英勇戰鬥。近年發現的魯迅發表在《每周評論》上的兩則《隨感錄》：《敬告遺老》和《舊戲的威力》，證明在事件發生的當時，他就批判了林紓和張厚載這一對遺老遺少。隨後他又發表了《現在的屠殺者》和《人心很古》兩則隨感，痛斥林紓之流“明明是現代人，吸著現在的空氣，卻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語言，侮蔑盡現在”；這種封建衛道者實際是“現在的屠殺者，而”殺了‘現在’，也便殺了‘將來’。徹底撕下了封建衛士維護舊道德舊文化的虛偽麵紗，露出了他們本來的猙獰麵目。對這場新舊思潮的大激戰，魯迅一開始就極為重視，敏銳地稱之為“一大事件”；直到兩年之後，他在《阿Q正傳》中，還說這部書就是用‘引車賣漿者流’所用的話寫的，而這正是林紓攻擊白話文所用的昏話，魯迅再次點出，是又一次給這個衛道者一記響亮耳光。這次戰鬥以北大和全國的新派取得勝利告終，從而為即將到來的五四運動作了重要的思想準備。
五四前後，北大新派中發生了深刻的分化和分裂。作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主要代表的胡適，1917年夏由美回國後即被聘為北大教授。他這時作為新派的重要一員，積極鼓吹白話文學，在新文化運動中產生過廣泛的影響。魯迅是全力支持白話文運動的，但他對胡適的“文學的國語，國語的文學”的改良主義傾向，是否定的。他明確主張新文學首要的是“改良思想”，“倘若思想照舊，便仍然換牌不換貨”。這和李大釗所說的“剛是用白話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學”是一致的。五四以後，在無產階級登上曆史舞台和馬列主義廣泛傳播的情勢下，新文化統一戰線的分化加劇了，而胡適便是第一個分裂出去的資產階級右翼代表。1919年7月，他乘陳獨秀被捕和李大釗出走之機，在由他負責主編的《每周評論》上，拋出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公開用實用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李大釗隨即發表了《再論問題與主義》這一著名的戰鬥檄文，堅決駁斥了胡適對馬克思主義的種種誣蔑，深刻揭露了實用主義和改良主義的實質。這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上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同唯心史觀的第一次大論爭。在這場戰鬥中，同樣表現了魯迅和李大釗為代表的早期共產主義者的“默契”。在上述李文發表後的兩個月，魯迅在他寫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批判了實用主義思潮，指出實用主義隻是“傳授些周旋方法，教他們順應社會”。認為這決不是正當辦法，“所以根本方法，隻有改良社會”。這裏所說的改良社會，也就是魯迅所尋求的社會革新的新路；聯係在這之前他寫的《“聖武”》等雜文中，對十月革命的熱情謳歌，對“新世紀的曙光”的熱切期望，就能更清楚地了解魯迅對胡適的順應社會、反對革命的改良主義思想批判的深刻意義。隨後不久，胡適又進一步分裂新派隊伍，他在1920年底致《新青年》同仁的信中，攻擊《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成了《蘇俄》（當時在美國出版的進步刊物）的“漢譯本”。他提出另創“哲學文學”雜誌，發表宣言“聲明不談政治”和“停辦”等辦法，意圖改變刊物的政治方向。魯迅在給胡適的複信中，明確指出：“至於發表新宣言，說明不談政治，我卻以為不必。”表示要同舊勢力戰鬥到底，“不願示人以弱”。由於魯迅和李大釗等“取一致的步調”，使胡適不得不有所收斂，他在一封信裏表示：“豫才兄……皆主張不必聲明不談政治，……我很願意取消‘宣言不談政治’之說”。
從上述幾次大的鬥爭事例中，可以看出這一時期魯迅和北京大學，和以李大釗為代表的新派的密切關係。五四時期的魯迅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戰士，從根本上說，是風起雲湧的中國革命時代造就了這位巨匠。同時，也同他本人具有的韌性的戰鬥精神，深邃的思想，豐富的學識和敏銳的觀察力諸條件分不開。而這一時期，魯迅同作為新文化運動重要陣地的北京大學的關係，也就不是曆史的偶然巧合了。
二
1920年8月2日，北京大學正式聘請魯迅為文科講師6日日記載：“晚馬幼漁來送大學聘書。”魯迅受聘後，於這一年12月24日起，開始到校講課。在此後的幾年日記中，常有“午後往大學講”或“往北京大學講”的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