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同誌是我黨早期的優秀黨員和領導人之一。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間，他在積極參加實際革命鬥爭的同時，又是黨在理論戰線上一位活躍的戰士，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宣傳家。在此期間，他在同國家主義派、國民黨右派以及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積極宣傳並捍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
1924年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正式建立，促進了工農運動的發展，推動了全國革命高潮的迅速到來。革命運動的實際進程，更迫切地要求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前途，無產階級在現階段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理論上作出正確的說明。這關係到黨在實踐中能否堅持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關係到革命的成敗。
對於以無產階級領導權為中心的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回答，黨是經曆了一個摸索的過程和經驗積累的過程。在1925年以前先後召開的黨的三次代表大會，雖然還沒能夠對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作出明確的回答，還沒有對新舊民主主義革命作出嚴格的區分，但是，在黨內已經有一些同誌開始努力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探討和說明這個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1923年9月，瞿秋白就曾對中國無產階級所處的時代和它的政治、經濟地位進行過分析，指出：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卻能徹底地掃盡統治階級”；為數不多的工業無產階級是“中國國民運動的主幹”。這就鮮明地提出了隻有依靠無產階級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思想。在1925年1月黨的四大，明確指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應“取得領導的地位”，並初步闡明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以後，瞿秋白曾寫了一係列文章，在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上提出了許多重要的見解，為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第一，指明了實現無產階級對民主革命的領導，是無產階級應當擔負的曆史使命。
中國現階段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權革命，這個革命“非由無產階級取得領袖權不能勝利”。瞿秋白認定中國共產黨在領導革命運動的進程中，要“有適於現實社會情勢的步驟”，這就是說，要依據中國的國情，確定自己的鬥爭任務。他說：“以無產階級的鬥爭領導中國一切被壓迫民眾的解放運動，是最合於中國社會所需要的這是解放中國的惟一的道路”，“是行向共產主義的第一步”。這就把無產階級參加並領導民主革命，作為實現自己曆史使命的必由之路提出來了，從而批判了陳獨秀否認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領導權的錯誤觀點。
瞿秋白還具體考察了中國社會曆史條件，指出由於中國民族是處於帝國主義統治之下，無產階級要解放自己，必須同時解放全民族；由於無產階級是處於最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地位，他們的反抗是具有民族鬥爭的性質，“它的階級鬥爭就是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鋒”。同時，瞿秋白又具體分析了中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特性，指出在中國資產階級十分軟弱的情況下，隻有無產階級“能代表全民族提出解放全中國的要求，能以實力表示為全民族而犧牲的精神”。他以五卅運動為例，說明中國人民正是從工人的鬥爭中看到了力量，看到了實現自己要求的希望，所以敢於奮起與帝國主義者奮鬥，很快掀起全國性的革命風暴，實際鬥爭“證實了無產階級是能解放中國民族的主要力量”。基於對無產階級讚助並領導中國民主革命重要性的認識，瞿秋白把五四以來無產階級登上了政治舞台，看作是“中國國民革命新時期的開始”。這是很正確的。
第二，強調了農民同盟軍問題對於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重要意義。
瞿秋白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注意把無產階級領導權和農民同盟軍問題聯係起來考察，從而為解決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提供了正確的方向。他指出：“軍閥統治，實際上是大地主（官僚買辦）和小地主（土豪劣紳）階級之政權，中國最大多數的人民是農民，都處於地主階級的半封建半農奴製度的剝削和壓迫之下”。因而，要推翻中國反動的統治階級，就必須依靠這個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群眾。他認為“農民——其中雇農佃農是最徹底革命的分子，一般小農也極端需要推翻官僚買辦階級之統治”。強調中國農民是無產階級“最有力最偉大最主要的同盟軍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是革命的”主力軍，是無產階級爭得革命的領袖權的重要條件。而他總結在五卅運動推動下，全國各地農民運動向前發展的經驗時，進一步指出：無產階級的全國指導要更加集中統一，無產階級與農民運動雖開始聯合，還要有百倍於現在的深切關係之領袖地位。這同樣說明了農民同盟軍問題對於鞏固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重要意義。
第三，闡述了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決定了中國革命的社會主義前途。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一正確的命題，是中國共產黨人在1924至1927年的中國第一次大革命時期提出來的。瞿秋白正是從這個命題出發，肯定了無產階級對民主革命的領導權，並由此明確提出了中國革命的非資本主義前途。他認為，在新的曆史條件下，中國的民主革命，“決不是無條件的資產階級性的革命，而隻是有條件的資產階級性的革命”。這個革命，“既是資產階級的，又不是資產階級的，既不是社會主義的，又的確是社會主義的”。這就是說，由於領導權的轉換，使民主革命包含了社會主義的因素，而這個革命的結局也將是社會主義的前途。瞿秋白還具體分析了由民中革命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條件：其一是，由於無產階級對民主革命的領導，革命勝利無產階級將與農民等建立革命民權獨裁製（政府），因而，“無產階級有了轉變國民革命使之成社會革命之可能，何必又要自己來革自己的命？”其二是，民主革命勝利，“奪取中國經濟之最高權於帝國主義軍閥官僚買辦之手”，無產階級可以利用這個經濟力量建設社會主義。這就使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勝利的前途不能不脫出資產階級性的範圍，而過渡於非資本主義的發展，——直達社會主義。
在這裏，瞿秋白是把這種“從民權主義到社會主義”，稱之為“一次革命”。這個觀點，他在1923年9月的《自民治主義至社會主義》一文中，已有過初步的論述；在第一次大革命把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更迫切地提出來後，又作了進一步的闡述。這種“一次革命”並不包含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意思，因為：第一，它是指民主革命勝利後即進入社會主義，無須再進行一次新的革命；而他對民主革命的任務和它的具體政策的規定，確定是屬於反對帝國主義和地主買辦階級性質的。第二，它是和中國不可能向獨立的資本主義前途發展相聯係的。瞿秋白斷言，由於中國所處的國際和國內條件，資產階級“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結果，隻能造成形式上的獨立國家，實際仍舊受世界帝國主義控製，中國經濟也將在它們“和平方式”侵略下，變成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上的附庸。所以中國革命隻有以無產階級為領導，以社會主義為前途的“一次革命”，才有可能取得真正的國家獨立。因而第三，它也是針對那種認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隻是爭得些自由的“二次革命”論的，是對陳獨秀放棄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領導權錯誤觀點的批判。關於這幾點，瞿秋白在《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一文中作過較詳盡的論述。誠然，這時畢竟是幼年的黨，還不可能提出新民主主義和中國革命發展兩個階段的科學概念。但是瞿秋白把這種中國革命的方式，稱之為“由勞農之民權獨裁製直達社會主義獨裁製的新方式”，認為這是“從未有過的新的群眾革命創製”，將成為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之範式，卻確是卓越的見解。這和毛澤東後來集中全黨的智慧和創造，確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學說，在探索的方向上是一致的。
二
實現無產階級的領導權，還必須正確處理同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同盟者的關係。中國革命經驗表明，處理同資產階級的關係，是一個複雜而又重要的問題。
陳獨秀認定資產階級革命是應該由資產階級來領導，而彭述之雖然表麵上肯定無產階級對中國革命的領導作用，但他卻否認民族資產階級的存在，認為民族資產階級的勢力“幾等於零”，是“似有實無的鬼”，“所以中國工人階級天然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用不著去爭取領導權。這兩種觀點表麵有別，而其實質和結果都是一樣的，不但不能正確處理同資產階級的關係，而且都隻會葬送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