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戰期間，中共領導抗日武裝鬥爭的主要形式是進行抗日遊擊戰爭，這是根據抗日戰爭的具體情況而采取的，目的是為了動員廣大人民群眾，實行全麵抗戰的人民戰爭路線。中共認為國民黨實行的片麵抗戰，雖然也是民族戰爭，但片麵抗戰是一定不能持久的，它隻能把戰爭引向失畋。毛澤東在抗戰初期就指出，變片麵抗戰為全麵抗戰，“是一切中國共產黨員、一切中國國民黨的進步分子和一切中國人民的共同的迫切的任務”。為此，中共一方麵要求國民黨實行民主、改善民生、實行全國人民和全國軍隊總動員，以推動國民黨全麵抗戰；一方麵為堅持敵後抗戰製定了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方針，以保證全麵抗戰路線的貫徹。黨及時地實現了軍事戰略的轉變，在敵後廣泛開展抗日遊擊戰爭，開辟了廣大的抗日根據地，這對於爭取抗戰勝利和發展人民革命力量，都有著不可估量的意義。
一
在由國內革命戰爭轉到民族自衛戰爭的關鍵時刻，中共中央根據抗日戰爭的特點，及時地將軍事戰略方針從國內正規戰爭轉變為抗日遊擊戰爭，從而為堅持敵後抗戰和發展人民抗戰力量規定了正確的方向。
早在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通過了《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確定了主力紅軍的戰略方針，是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在日本占領區則要“同日本軍隊進行直接的有力的遊擊戰爭”，並且第一次提出“遊擊戰爭對於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漢奸賣國賊的任務，有很大的戰略上的作用”。這是我軍從正規戰向遊擊戰轉變的開始。
抗戰爆發後，1937年8月1日，毛澤東、洛甫致電在南京與國民黨談判的周恩來、博古、林伯渠目前紅軍作戰方針是，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遊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因此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隻有這樣，才能發揮紅軍的特長，給日寇以相當的打擊。明確提出了紅軍改編後戰略方針問題。在同年8月下旬的洛川會議上，毛澤東又進一步把它確定為“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的方針。他說：執行這條方針，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的兵團和在平原發展遊擊戰爭，並不是說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平原就不管，它包括有利條件的時候，平原也搞遊擊戰爭。但是我們的重點還是山地，因為紅軍依靠山地創造根據地進行鬥爭，依托比較好。這個方針就是說，我們在統一戰線中執行相當的獨立自主。什麼叫遊擊戰爭？就是分散發動群眾，集中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什麼叫山地？就是創造根據地。這就科學地闡述了抗日遊擊戰爭的內涵，從戰略高度指明了這一方針的重要意義。1938年5月，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又進一步把我軍的戰略方針概括為“基本的是遊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從而在提法上更加全麵和完善了。
從國內正規戰爭到抗日遊擊戰爭是一個偉大的戰略轉變。這個轉變，是在特殊情況之下，即敵友我三方麵發生了根本變化的條件下，進行的一個極其嚴重的轉變。
從敵人方麵看，這時我們麵臨的是一個全新的極其凶殘的民族敵人。日本侵華戰爭的野蠻性、殘酷性，都是前所未有的。日本是一個工業較發達的帝國主義軍事強國，經過了長期的戰爭準備，其軍隊裝備優良，訓練有素，又深受法西斯思想熏陶，有較強的組織力和攻擊力。這種情況，和內戰時期紅軍的作戰對象是有很大區別的。因而，要堅持持久抗戰，我們的戰略方針就必須著眼於最大限度地抑製敵人的優勢，充分利用敵小國少兵，後方空虛的弱點，消耗敵人，積蓄力量，爭取最後勝利。
友方發生了根本變化。黨在充分肯定第二次國共合作和國民黨參加抗戰意義的同時，也正確估計了國民黨在抗戰中的表現。其一，國民黨在華北正麵戰場的抵抗是暫時的現象，它不可能阻止日軍的進攻，“華北有全部淪陷的危險，國民黨的軍隊會大部退出華北，華北的舊政權及國民黨黨部也會退走，那時，堅持華北抗戰的責任就會全部或主要地落在八路軍身上。”這說明不可能依靠國民黨的正規戰爭來堅持華北的持久抗戰，而隻能依靠八路軍的人民戰爭路線，獨立自主地開展遊擊戰爭。其二，估計到國民黨的主要當權者並沒有放棄反共方針，這時仍有大量國民黨軍陳兵邊區周圍，因而我們對友軍必須保持必要的警惕，要在戰略方針上反映這種特殊情況。
我方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革命剛經曆了嚴重挫折，紅軍隻剩下4萬多人，但都是經過長期革命鍛煉和長征保存下來的精華，有著良好的政治和軍事素質，有豐富的遊擊戰爭和群眾工作的經驗。這種情況說明，“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戰略上有有力部隊處於敵之翼側，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並舉。然而，隻有分散做群眾工作，才是決定地製勝敵人、援助友軍的惟一無二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可言的。目前情況與過去國內戰爭根本不同，不能回想過去的味道，還要在目前照樣再做。”這就是說，黨實行軍事戰略轉變的目的，是為了保存陣地，發展陣地，使持久抗戰得以堅持並取得最後勝利；而實現在這一目的的關鍵，在於深入敵後，發動群眾，武裝群眾。
當時正處在抗戰剛剛爆發的曆史轉折關頭，黨中央就準確地把握了客觀形勢的變化，審時度勢，因勢利導，依據客觀情況的變化及時地改變自己的戰略，使八路軍、新四軍的作戰方針“同敵情和任務相符合”。這深刻反映了在遵義會議之後，黨在政治思想上的成熟和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能力。
但是，實行戰略轉變的必要性並不是一開始就被全黨所認識的，當時“在中央和一部分軍事幹部之間發生過嚴重的爭論”。在洛川會議討論軍事戰略方針時，大家對獨立自主的指揮原則認識是一致的，但在戰略部署和作戰方式問題上出現了分歧。一部分同誌雖然讚同在戰略部署上我軍隻能在敵之側翼進行牽製和襲擊敵人，但還不認識在配合國民黨軍正規戰爭的問題上，我軍也主要是以分散的遊擊戰在戰略上配合，而不是以集中兵力的運動戰在戰役和戰鬥上直接配合，因而主張我軍出兵後要打幾個大仗，以擴大我們的影響，特別強調兵力不能分散，要比較集中，在作戰方式上，打運動遊擊戰。這顯然是重複內戰中後期的做法，是不適合新時期的新情況的。這種意見分歧，是包含了如何正確處理軍事與政治的關係、如何正確對待友黨友軍這樣原則性的問題，反映了一部分同誌的思想認識還跟不上形勢的發展和由內戰到抗戰轉變的要求。洛川會議經過討論，基本統一到毛澤東提出的戰略方針上來，但由於一些軍事幹部急於趕赴華北前線，討論得不夠充分，在認識上還未取得一致。
八路軍出師華北以後，毛澤東於1937年9月12、17、25、27日連續給華北前線負責同誌發了五封電報，對戰略方針和戰略部署問題作了進一步的強調和說明。毛澤東一再重申實行獨立自主山地遊擊戰的極端重要性，指出：“整個華北工作，應以遊擊戰爭為惟一方向。……華北正規戰如失敗，我們不負責任；但遊擊戰爭如失敗，我們須負嚴重的責任。”“要設想在敵整個占領華北後，我們能堅持廣泛有力的遊擊戰爭。要告訴全黨（要發動黨內黨外），今後沒有別的工作，惟一的就是遊擊戰爭。”並請彭德懷堅持他提出的“使敵雖深入山西，還處在我們遊擊戰爭的四麵包圍中”這個正確觀點，“從遠處大處著想，對於個別同誌不妥當的觀點給予深刻的理解，使戰略方針歸於一致”。毛澤東還特別指出獨立自主山地遊擊戰的原則包含：一、有依照情況使用兵力的自由；二、紅軍有發動群眾、創造根據地、組織人民武裝的自由；地方政權與鄰近友軍不得幹涉；三、南京隻作戰略規定，紅軍有執行此戰略的一切自由。11月13日，毛澤東在給前線負責同誌電中又指出：“紅軍任務在於發揮進一步的獨立自主原則，堅持華北遊擊戰爭，同日寇力爭山西全省的大多數鄉村，使之化為遊擊根據地。”這就更明確地提出了以敵後作為我們的發展方向。這些指示非常深刻明確，堅持了洛川會議所決定的戰略方針。
應該指出，在戰略方針上的不同意見，雖然包含某些原則性的分歧，但主要是屬於認識上的分歧，這同隨後發生的王明右傾投降主義在軍事戰略問題上的主張是根本不同的。這是因為：第一、王明不但在政治策略上，而且在軍事戰略上都反對獨立自主的原則，在軍事指揮關係上主張絕對地統一於國民黨。而當時黨內一些同誌在這些基本原則問題上是沒有分歧的。第二、王明提出錯誤的作戰方針，根本否定戰略轉變的必要性，否定敵後遊擊戰爭的重要性。而當時黨內一些同誌雖然在戰略方針上有過不同意見，但主要是由於對新情況、新事物缺乏深刻的認識，隨著戰局的發展和實踐的深入，這些同誌很快放棄了自己的意見，接受並貫徹了中央的方針。事實上在太原失陷前後，對戰略方針的認識就已逐漸趨於一致。
9月25日，八路軍前總發出關於動員組織群眾發展遊擊戰爭的訓令，隨後各部隊把一部分主力分散開來，組織工作團，深入各地發動群眾，組織遊擊隊。11月11日，即太原失陷後第三天，八路軍總部作出決定，著手建立晉西南、晉西北和晉東南三大戰略支點，廣泛發展華北遊擊戰爭。所以，在戰略轉變初期黨內雖發生過爭論，但問題較快得到解決，就全黨來說，“我們卻相當順利地執行了這個轉變，不但未遭挫敗，反而大大地勝利了”。後來彭德懷曾對這次戰略轉變有過這樣的回顧這一點，我們又要認識毛澤東同誌的遠見。抗戰開始不久，他就提出堅持敵後軍事鬥爭的指導原則，‘基本的遊擊戰及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以代替內戰時代的舊原則，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惜，在華北各地對這一新的指導原則或多或少的都認識不深刻。這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
為了使全黨進一步認識抗日遊擊戰爭對整個抗日戰爭的極端重要作用，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了《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兩部重要著作，從抗戰全局的角度，把抗日遊擊戰爭提高到戰略地位來考察。同年11月，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後來題為《戰爭和戰略問題》的結論，列舉了抗日遊擊戰爭的十八項好處，反複地闡明了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地位以及黨的軍事戰略轉變的必要性，特別是結論通過總結中國革命武裝鬥爭的特點和黨的曆史經驗，引導全黨提高從事和領導抗日遊擊戰爭的自覺性，從而取得了全黨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一致性。
怎樣理解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地位呢？所謂戰略問題，就是指有關戰爭全局的問題。抗日遊擊戰爭所以是一個戰略問題，也就是說它是一個關係抗日戰爭全局的問題。同一般遊擊戰爭相比較，抗日遊擊戰爭具有自己突出的特點和作用，這主要表現在：第一，抗日遊擊戰爭的廣泛性。由於中日戰爭的性質和中國所處的進步的時代（進步的主要標誌是有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和廣大覺醒的人民），決定了抗日遊擊戰爭不是少數人的事業，而是有億萬群眾參加的、規模空前的偉大事業；它不隻是一種戰爭形式，而且是黨動員群眾、武裝群眾的重要組織形式。同時，從地域上看，抗日遊擊戰爭普及敵人占領的華北、華中、華南以及東北廣大地區。這種全國性的、全民族的人民戰爭，顯然是關係到抗日戰爭全局的。第二，抗日遊擊戰爭的獨立性。由於敵人的少兵臨大國，兵力不足，在廣大占領區內它實際隻能控製一些點、線，因此，我軍能夠在戰略外線單獨發展遊擊戰爭。這就是說，這種遊擊戰爭的任務主要地不是配合正規軍的戰役作戰，而是在戰略外線即敵後單獨作戰。正是由於這個獨立性的特點，我們在抗後抗戰是實行軍隊與人民相結合的體製，既是廣泛的群眾遊擊戰爭，又是以正規兵團為骨幹的遊擊戰爭，從而使遊擊戰爭在形式和內容上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樣的遊擊戰爭當然會影響抗日戰爭的規模和進程，是關係到抗戰的全局。第三，抗日遊擊戰爭的長期性。這不僅是為抗日戰爭的長期性所決定，而且也是由於有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因而能夠獨立自主地堅持敵後長期抗戰。戰爭的長期性和殘酷性，規定了抗日遊擊戰爭不但要擔負獨立作戰任務（配合正麵戰場作戰已不占主要地位），還必須擔負發動和組織群眾、建立抗日根據地和抗日的民主政權，以及向運動戰發展等項任務。這樣的遊擊戰爭顯然是遠遠超出了戰術的範圍，而對整個抗日戰爭的堅持和最後勝利起著重大的作用。
總之，抗戰初期黨的軍事戰略轉變和抗日遊擊戰爭戰略地位的理論，從實踐上解決了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無產階級鬥爭的道路，解決了一個半殖民地大國在反侵略戰爭中實行人民戰爭的道路。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這一轉變關係於整個抗日戰爭的堅持、發展和勝利，關係於中國共產黨的前途非常之大，隻要想一想抗日遊擊戰爭在中國民族解放命運上的曆史意義，就會知道的。”
二
敵後解放區戰場，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遊擊隊，在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下開辟起來的。它不僅在戰略上有力地配合了正麵戰場，而且是堅持八年抗戰的中流砥柱。黨領導的敵後抗戰經曆了以下三個階段。
（一）1937年8月至1940年底，是開辟敵後戰場和敵後抗戰力量迅速發展壯大的時期。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麵。
一是全麵實現黨的軍事戰略轉變，開辟了敵後戰場。戰略轉變的實現和敵後戰場的開辟大體上經過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37年8月八路軍主力出師至11月太原失陷。主要是在戰役上配合友軍作戰，並開始部分分兵發動群眾，發展遊擊戰爭。8月底，115師從韓城縣芝川鎮東渡黃河進入晉東北地區，9月初，120師開赴晉西北。這時正值晉北戰局緊急，八路軍進入前線後即配合國民黨軍正麵防守，9月25日，115師在平型關東北伏擊日軍阪垣師團補給部隊，殲敵千餘人，取得八路軍出師後、也是抗戰以來的第一個大勝仗。10月中旬，120師配合忻口戰役在雁門關附近連續伏擊敵人，殲敵800多人。9月底129師主力也渡過黃河，一路在晉北代縣一線襲擊沿同蒲路南犯之敵，取得奇襲陽明堡機場，擊毀敵機24架的勝利；一路進抵晉東娘子關一線，同南下的115師主力相配合伏擊沿正太路西犯之敵，遲滯了日軍的西進。八路軍在出師擊敵的作戰中取得了很大戰果，有力地配合了國民黨正麵戰場，並為開辟敵後戰場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