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改革應該堅持一個基本點，就是要從基層抓起，從終端農村“一家一戶”抓起，使農民滿意。合作社是農民自己的組織，是農民依據加入自願、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餘返還的原則，進行共同生產經營活動的經濟組織，它的存在由農民決定。
我在山東調查，看到山東發展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經驗很有示範性。他們的五級供銷社明確分工，沒有政府行政領導職能，也沒有政策專營特權，體現組織、指導、服務、協調、管理、經營六項職能，不同層次擔當不同職能。層次越高，職能越強。這樣自上而下地建立起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縱向結構，推向全國，就形成了鋪排全國的大網。
三個多月的調查後，我寫出了《解決“三農”問題的治本之策是組織創新——山東農村合作經濟調查（一）》、《供銷社應改為農村合作經濟組織聯合會——山東農村合作經濟組織調查（二）》、《建立自下而上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新體係——山東農村合作經濟調查（三）》、《領導重視要從“四個到位”抓起——山東農村合作經濟調查（四）》等調查報告。
我一向強調調查報告要在最適當的時間傳播出去，影響社會，推動曆史進步。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將在2005年1月29日至31日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黨中央、國務院也可能會就供銷社工作下達新的文件。如果這一組調查出來，可能會對起草文件的領導有所啟發。時間緊迫，時機難得。我專門寫了一封一萬七千字的長信給新華社副社長、常務總編輯何平。信中對“三農”問題的現狀與根本原因、國外發展合作經濟的經驗、中國應怎樣發展農村合作經濟等問題都作了具體闡釋，並希望能作特例處理，把這4篇以最快速度發出來，以期能及時為中央決策提供參考。
調查報告發表後，很快便引起中央與省級領導的重視。山東省莒南縣所做的成功探索，也被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概括為“莒南經驗”而為人所知。
這一年12月2日至3日，“供銷合作社與新農村建設暨莒南經驗高層論壇”在臨沂市舉行。白立忱出席論壇，來自全國政協、中央政策研究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社科院、中央黨校等部門的官員與專家學者聚集一堂，熱議“莒南經驗”，暢談供銷合作社在新農村建設中的作用。
1月27日，省委書記張高麗在到革命老區慰問職工和農民群眾時，隻安排了一個經濟考察項目，即莒南縣供銷合作社農村流通服務體係，並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通過這樣的網絡和體係，使農民享受到了現代社會所能提供的服務。山東省長韓寓群則讓蒿峰秘書長代表他感謝我對農村改革提出好的建議。
按說，農村研究是我的強項，很多人看我重新投入農村研究，充滿期待。我自己開始也躊躕滿誌，意圖對農村改革推一把。但是，結果並不算理想，自己的本事也使出來了，積累的資源也用上了，效果卻非常有限。看來，天時不利，一個人的努力畢竟是有限的。
少年時，我比較敬仰屈原那種上下求索的悲壯情懷；稍長，對司馬遷堅韌不拔的毅力很欽佩；後來注意到馬克思也是記者出身，不斷轉移研究目標，不懈追求真理的精神。
我常以“致君堯舜上”當作自己的追求。
金融危機的到來，為我再一次提供大機遇，沒想到一封信引起大波瀾。事後提出了“對曆史趨勢的發現力，對國家重大難題的破解力，對社會進步的引領力”的人生價值觀。
從“甕安事件”確定平安協會方略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猝然而至，汶川地震、玉樹地震、舟曲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災害的頻發，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等國際盛事的相繼召開，使得這一年歡快與傷感交錯，五味雜陳。頗多起伏的局勢中，“維穩”成為一個新鮮而關鍵的名詞。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群體性事件數量呈現出不斷增多的趨勢。2005年發表的《社會藍皮書》表明，1993年到2003年間，群體性事件數量已由1萬起增加到6萬起，參與人數也由約73萬增加到約307萬。爆炸性數字的背後是社會問題和矛盾的日益突出。中國已經進入了風險社會時期，突發事件易發頻發。
2008年下半年，我出乎意料地進入到了社會穩定領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