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離家時是家境陷入低穀的時候。從1963年至1967年，日子好過了幾年。而文化革命一開始，便又進入了困難時期，雖不至於像三年饑荒那樣靠吃胡蘿卜纓子和野菜維持生命，但除了能吃飽飯以外，別的什麼都談不上了。
父親說著說著便說起1967年被興橋街上造反派整的事，說起他被人家打成“叛徒”的事。我不願提起，這又要戳父親的傷疤了。父親一輩子有很多光榮的事值得去說，而偏偏總記著這一段暗淡的日子。說到這裏時，那一陣烏雲便急速地湧過來。雲湧風卷，一會兒便黑呼呼一片，暴風雨嘩嘩的覆蓋下來。
我們實在不願提起那段曆史，四十多年都過去了，誰還提它做什麼。而父親不是這樣看，他總因為自己使兒女受了很多苦，受了很多難而心懷愧疚。因為父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我們弟妹們安排得都不好。第一場打擊是我上高中，興橋街上推薦24個學生上高中，卻沒有我，這件事是一種試金石，顯得父親在興橋是不行了。你李某人一輩子風風火火，你的兒子就是上不去高中，這件事對父親的打擊太大了。從那以後，弟妹6個打工、下鄉、參軍，關關節節，沒有一個容易的，終於相繼離開興橋街。
我問父親，當時的公社書記、社長，還有興橋大隊幹部的兒女們，父親一個一個記得很清楚。誰下崗了，誰又下崗了，誰又提前退休了，幾乎沒有混得很好的。我與父親誠懇地說，按當時的條件，他們子女是安排得好的，可是到終了還不是這樣。父母的權勢是一時的，兒女努力是長久的。我在寫文章時曾說過“艱難困苦是一所學校”，正是三年自然災害和文化大革命這兩場災難，使我們弟妹經受經濟上“貧”與政治上“賤”所帶來的磨難。在這種磨難中，我們學會了吃苦耐勞，學會了頑強忍受，學會了堅韌不拔，學會了奮鬥，學會了獨立自主，那連續不絕的災難使我們形成了能屈能伸的性格。我們弟妹們沒有一個是那種沉睡不醒的人，後來的努力更多的是從這種艱難困苦中尋找到努力的動力。
說到這時，父親臉上又露出笑容。人家說李家是幹部窩，養一窩幹部，父親笑了。可是，那段苦難像是永遠揮之不去，他總覺得是沒有盡一個為父親的責任。父親是1967年夏天被造反派打成“叛徒”的。那一天，興橋街上一下子出了九個“叛徒、特務”。父親的名字被打上紅紅的叉。這是興橋街一個戰鬥隊貼的。使興橋人震驚的是，造反隊抄寫的大字報上公布著縣委部長楊某人的證明：“李炳文是叛徒”。這個楊某人是興橋人，過去在鹽東縣委社會部裏幹過。問題是他大權在握，是縣革委會成員，權傾一時的人物。他的證明猶如在滾燙的油鍋裏放上一把花椒，霎時爆炸起來，使興橋人沒有想到風光這麼久的人成了叛徒。興橋那些在“三反”、“五反”、鎮壓反革命、統購統銷中被政府處理的親屬站出來了，把父親的批鬥變成對共產黨幹部的清算。
父親被帶走了。家中像塌了天，母親唉聲歎氣。父親在興橋劇場睡了草鋪，有個當過國民黨中央軍的人嘲諷說，你是共產黨的紅人，怎麼也進來了？父親氣得無言以對。父親經受了最黑暗的日子，弟妹們也走進最黑暗的日子。
當時，興橋了解情況的人對這件事噤若寒蟬。站出來的是一個農村生產隊長，他是鹽東縣委書記胡特庸的警衛員，是興橋南邊一個村莊的。當時華中工委書記陳丕顯在黃沙河北的農村。胡特庸到華中工委開會，都在我們家吃飯、住宿。
他到興橋角頭街上看到大字報，說了聲：“李某人不是叛徒，是地下工作者，我能作證。”這時造反派追著他，要揍他，他邊跑邊喊：“我了解，他家是鹽東縣委地下交通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