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把拉薩的房子收拾幹淨，並把相關的事拜托朋友馬書平。說如果出了事，自己在西藏買的兩千多本書就留給他看了，火葬後請把自己的骨灰帶回射陽老家。我不敢告訴父母，在電話中給妻子唱了一首歌，先唱“說句心裏話”，因為聲音太高，缺氧，喘不過氣，唱不上去，又唱“真的好想你”。一邊唱，一邊喘粗氣，停一下，再唱。敏感的妻子流淚了，問是不是遇到危險了。我說，天亮便去災區，有點危險，要有思想準備。過年了，你要回家看看爸爸媽媽，妻子哭泣著答應了。
妻子不僅關心著我，關心父母，還關心我從西藏送來的兩個孩子措姆、德吉。她們在濟南讀書，節假日孩子都要到我家來。海萍總是做一桌子菜讓孩子們吃。孩子有病了便到家裏來住，兩個孩子在作文中寫道：“我們有個漢族媽媽。”
其實這種事對豪爽而深明大義的妻子來說算不了啥，最讓我擔心的是，在我工作上遇到重壓甚至打壓的時候，海萍同樣承受了很多的煎熬，還反過來安慰我，鼓勵我。
我這一輩子風風火火，總想為國家做點事，在外麵很風光，也經曆很多風險。妻子不僅承受著勞累之苦，還承受著政治上的憂患。
2002年5月，我研究馬克思主義階段劃分成果的書出版了，一石激起千層浪，讚之者有之，毀之者有之。麵對少數人的批判和“上綱上線”，我常夜間難寐，輾轉反側。妻子
從不唱高調，更不會像我這樣總是慷慨激昂、充滿激情，她隻是平和地
說你幹你願意幹的，穆青講曆史是人民做結論的，不要害怕。我有工作，能養活家。於是我走進一些大學、企業做報告，不斷
呼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需要創新，提出創新的突破點。
在山東師範大學為200餘名政治學研究生作演講時，學生們一再鼓掌，我坐不下來，便站著進行。
有學生站起來問我：老師，是否害怕坐牢和殺頭。
我說：我已經活了49年，即使現在死了也不算夭折了。哪怕是坐牢去，出來我還要研究馬克思主義，尋找中國社會主義的新真理。
一位女研究生問了一個令人莞爾的問題：您難道不怕師母與您離婚嗎？
我指著台下一側說，這便是你們的師母，由她回答。
坐在前排一側的妻子李海萍站起來，平靜地回答道，“如果是這樣，我今天就不會來了。”台下掌聲雷動。
麵對妻子的堅定支持，我內心湧起一股熱浪。
我語氣堅定而又有幾分悲愴地說：
“我們這個民族受的災難太深重，老百姓太苦了，最缺少的是什麼？是新思想的引領。
任何一個新思想的提出都是一位思想英雄的碑記，是以思想者殉葬為基礎的”。“我講的社會主義理論肯定是國家最需要的，是中國特色的，有些會在十六大上被接受，有些會在黨的十八、十九大上被接受。我的發現會為自己帶來痛苦乃至災難，不是我不知道，而是這麼大的民族，需要人講，需要人做出犧牲。我頂多是坐牢，進去也許出不來了。隻是希望你們能記著，能與自己的兒孫說，很多話在二十年前已經有一個叫李錦的人說過，你們曾經聽到過。”我說得很動容，惹得台下的研究生也紛紛落淚。後來，我年近六十，又一個人到北京闖，開辟另一天地，夫妻分離，家中自然全扔給妻子了。
仰俯無愧天地，褒貶自有春秋。當我寫下那些極具風險的詞句時，已想到了丟官乃至坐牢，我也想到了年邁的父親和深明大義的妻子。
幸運的是，妻子一直忠於職守，勤奮努力，謹慎做事，官至正廳，為我免除養家糊口之憂，使我在風浪中勇敢直行而少瞻前顧後之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