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戶主的受教育程度（EDU）。當自變量“被調查戶主的受教育程度”的值發生一個單位的變化時，如從初中變更到高中時，變量值增加一個單位，居民持有股票的意願的幾率就增加了Exp（0.317），即1.373。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是影響居民是否願意持有或購買股票的重要因素之一，文化程度越高，對股票這種風險資產越容易理解和接受，有分析和選股的能力和水平，從而參與股市的積極性也就越高。這一點可能解釋為進入股市存在成本，股票這種知識含量很高的產品需要一定的知識，但這種知識並不是所有人群都具有（King， Leape，1998）。另一方麵，教育也可以代表人力資本（Faig， Shum，2004；Guiso et al，2004）。一般來說，人力資本高的家庭對其金融組合的風險更不敏感。
第三，居民家庭的年收入水平（YI）。當自變量“居民家庭的年收入水平”的值發生一個單位的變化時，變量值增加一個單位，居民持有股票的意願的幾率就增加了Exp（0.102），即1.108。居民收入水平是影響居民是否購買股票的前提，收入水平提高則購買股票的可能性也就增加。
第四，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總量（FA）。當自變量“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總量”的值發生一個單位的變化時，變量值增加一個單位，居民持有股票的意願的幾率就增加了Exp（0.035），即1.036。居民金融資產存量的高低代表了居民家庭財富情況，財富越多，承受風險能力會增強，購買股票等風險資產的意願會增強。
7.3.3農村居民購買股票分析
影響農村居民對股票的投資的因素除了我們在上麵對城鎮居民的分析以外，還受到城鄉二元經濟差異，金融發展城鄉差異，居民認知和知識差異等的影響。據調查，在538戶中僅有50戶居民持有股票，占比不到10%，人均持有股票投資額3653 元，遠遠落後於城鎮居民的人均1.07萬元。汪偉（2008）通過一個加入交易成本的兩期資產選擇模型，對農村居民幾乎不持有風險資產的現象提供了一個較為合理的解釋。他提出了3個命題：
命題1：當持有風險資產的成本為零且風險資產的收益率超過無風險資產的收益率，即C=0，Δri>0時，居民一定持有風險資產，最優持有比例為：θ*i=Δri(1+rf)/λ(Δr2i+σ2i)。當效用函數具有相對風險厭惡不變形式時，如U(W)=W1－λ/(1－λ)，風險資產的持有比例不隨財富水平的變化而變化。
命題2：當持有風險資產的成本C>0且Δri>0時，隻有當λ
命題3：最優風險資產持有比例（θ*i）是風險資產收益率方差（σ2i）與相對風險厭惡係數（λ）的減函數，是風險升水（Δri）與無風險收益率（rf）的增函數。
本文借鑒上述命題，結合揚州市農村居民調查的實際來分析少量農村居民持有股票這一現象，分析如下：
一般而言，居民持有風險資產（比如股票）是有成本的，這包括風險資產交易時對資金有一個最低門檻要求、交易的固定費用等，或者對風險投資品種的熟悉、評估等所需花費的時間、精力投入等。根據調查，我們知道農村居民擁有一定量的儲蓄，2007年平均每個家庭持有的現金和儲蓄為34216.42元2007年，揚州市農村居民人均擁有金融資產8858.81元。其中，手持現金660.33元，儲蓄存款8190.27元。每戶家庭人口3.866人，因此現金和儲蓄共計34216.242元。，可以說資金量應該不是問題，而關鍵在於農村居民對風險投資品種不熟悉，沒有時間來研究分析股票。調查中發現農村居民不投資股票、債券和基金等風險資產的主要原因是居民缺乏風險投資方麵的知識。調查數據顯示，不購買股票、債券和基金的原因有89.6%是因為不了解，不知道如何交易、沒有資金、交易不方便，分別占 49.7%、21.9%、17.5%，認為投資有風險不安全的占比4.8%。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帶來了家庭資產差距的擴大。2002年城鄉居民收入之比是1.99，人均總資產之比是2.94；到2007年變為2.29和3.81，2012年為2.21和3.68。可見隨著收入差距的拉大，居民資產的差距也在擴大。一般來說，低財富水平人群其相對風險厭惡係數高於高財富水平人群，根據命題3，最優風險資產持有比例是相對風險厭惡係數的減函數，也可以解釋農村居民低風險資產持有比例高而股票等風險資產比例低這一現象。
根據命題2，隻有當相對風險厭惡係數、風險資產的收益率的方差、風險升水以及財富水平與交易成本滿足關係：
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