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運用消費儲蓄理論、資產選擇理論和行為資產組合選擇理論對居民家庭資產總量、結構和變動進行分析，明晰了居民家庭資產結構變動的趨勢。通過對居民收入、居民消費與居民資產選擇的關係進行分析，確定了提高居民收入、降低居民麵臨不確定性，規範發展資本市場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通過對問卷調查獲得的截麵數據進行計量分析，找出了影響居民資產總量、結構和是否購買股票的相關因素。文章主要得出以下結論：
結論之一：城鄉居民家庭資產總量不斷增加，結構發生變化。
城鎮居民人均總資產逐年增加，但內部結構卻呈現出金融資產比重下降，實物資產比重上升的趨勢；農村居民人均總資產增長速度快於城鎮居民家庭，資產結構呈現波動變化但總體是金融資產比重上升，實物資產比重下降。在金融資產內部結構的選擇上，無論是城鎮居民還是農村居民都出現了銀行儲蓄占最大比重的現象，這對宏觀經濟的發展、微觀結構和個體的成長既有正效應也有負效應。對實物資產內部結構而言，房產都占最大比重，表明了居民擁有自有住房的偏好思想較重。
結論之二：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差異帶來了在資產總量和結構選擇上的差異。
城鎮居民收入水平與金融資產顯示出明顯的正向關係；金融資產增量占收入比重呈現先上升後下降的變化態勢。農村居民無論是金融資產增量占純收入比重還是兩者增長率關係都呈現出波動性變化，沒有規律可言。城鎮居民實物資產增量占可支配收入比重總體呈現下降趨勢，特別是耐用消費品占比出現明顯下降，實物資產年均增長率遠超過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率，其中房產價值增長率最快。農村居民實物資產增量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和實物資產增量增長波動幅度都較大。在城鎮居民收入差距和資產選擇方麵，高收入群體金融資產占比上升幅度較大；實物資產占比顯示為穩步上升趨勢，但總體而言比例較低。
結論之三：居民消費水平高低及消費傾向對居民家庭資產積累及結構有一定影響。
分析發現城鎮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緩慢平穩下降，農村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出現了先下降後上升的態勢；農村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的波動幅度遠遠大於城鎮居民。研究表明，人均消費水平對金融資產影響較大，對總資產影響不明顯；平均消費傾向與居民資產變化沒有顯示規律；邊際消費傾向與總資產、實物資產增速變化趨勢相同。
結論之四：通過問卷調查發現，在居民金融資產中儲蓄比重較大；而在實物資產中，房產比重較大，這與我們通過時間序列分析的結果相同。通過建立影響城鎮居民持有股票的Logit模型，得出影響因素主要有戶主的年齡、受教育程度、居民家庭的年收入水平和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總量。農村居民持有股票數量和比例要遠遠低於城鎮居民，原因在於農村居民購買股票的交易成本、金融知識和財富規模影響了農村居民大量參與股票投資的可能。
結論之五：對美國居民家庭資產選擇研究發現：非風險性金融資產的重要性逐步下降；共同基金和養老金中延後應稅退休賬戶逐漸成為家庭主要的投資理財工具，金融投資越來越依靠金融中介。對歐洲各國居民家庭資產選擇從國別角度、不同的資產配置方式角度、資產配置的變化特征角度進行比較分析。研究發現：歐洲發達國家家庭參與風險性資產投資隨時間呈現上升趨勢；財富與英國、荷蘭的家庭參與股票、風險性金融資產投資是正相關關係，但是對德國和意大利的影響不顯著,這兩個國家最富裕的家庭中仍有超過一半的家庭不直接參與股票投資；歐洲多數國家的參與風險性資產投資的家庭年齡呈現出中間高，兩頭低的“倒U形”，但是德國家庭與其他國家略有不同。歐洲國家非金融資產整體上處於上漲趨勢，在家庭整體資產中占據重要比重，房屋和土地是最主要的金融資產持有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