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濟一向最佩服的是梁啟超，認為“積仰數十年，以為救中國第一人”；最好的朋友是新聞界著名報人彭翼仲，曾屢次資助彭辦報。
1911年，梁濟見官場腐敗，“慨然欲掛冠去”，乃寫奏章分別就君德、民德、官德三方麵陳述自己規勸性的意見。翌年，前兩部寫完，官德部分尚未動筆，武昌起義成功。梁濟抱著觀望的態度希望國家能夠逐步好起來。但不久他便感到失望，在其給趙秉鈞的信中說：“但為一官，則待遇與百姓判若天淵，而民國以民為主體之義，則相率而忘之。革命以後之氣象，與革命以前，毫無殊異，且更黑暗加甚；此濟所以心有不寧。”
清末民初的梁濟，有一最大的特點，就是經常和人民接觸，特別是和北京下層階級的人們熟悉、親近，並把與挑夫、小販、人力車夫相熟視為得意的事情。經常是走在路上，遇見衣衫襤褸者，迎麵打招呼：“梁老爺！你好麼？”梁濟很驚詫，不知是什麼時候認識的。1895年10月，逢李若農先生喪事，梁濟和汪伯棠（即汪大燮）從繩匠胡同出來，步行去拜訪沈蓉圃（即京劇“同光十三絕”畫像作者），準備請沈為李若農畫遺像。這時，一位趕騾車者向他們打招呼：“梁老爺，您二位坐我的車吧！”梁濟想不起車夫姓名，汪伯棠驚歎：“他居然認識您，真奇怪！”宣武門南菜市街商店一帶，很多人認識梁濟。有時見梁濟一人路過，便問道：“既國事不好，何以退出，不在局中補救，而在局者壞人愈多，正人益少。不如有一半好在內，尚不失兩相抵。”梁濟欲辯不能，心裏明白這中間缺少一層了解的程度，多言反而無益。
梁濟喜歡看京戲，曾為金桂聯寫聯句。其雜憶中有戲劇一門，認為戲劇是很好的民眾教育，曾記：
鄙意舊戲不習屏棄，舊戲規矩萬不可廢。隻求能鼓吹國家主義，灌輸人民常識，古代之衣冠動作正為一般中下級北方質樸人所愛看愛聽，可收感動之效。若上海滑頭人，愛看新形式之戲，然其心但在臉子，而不問戲中事實道理，恐虛費編者之心血。乞告[楊]韻譜，新舊相兼，勿偏廢為要。再者閣下（按，林墨青）對坤伶不必避嫌疑，如再有新戲本，召集鮮靈芝、宋鳳、汪金榮、旋風、紫霞等，如覺不方便，或拉上[彭]翼仲幫說，再請警界旁聽，則公開而非私見矣。在台上告以此戲宗旨，義理所在，勉勵諸位費心費力，再細聽楊韻譜指授雲雲，如此則可尊彼等人權，以免終身不得見正人，終身不得聽道理。雖彼等未必全懂，然一月說一次，漸漸會通，或輾轉相告，亦可為一線曙光也。（《留奉林墨青弟書》）梁培恕亦曾在其著作中提到祖父梁濟喜歡看戲和與戲曲界的交往：“祖父也編過幾個新劇，例如《女子愛國》《暗室青天》等等。1947年我曾買到一張唱片，荀慧生唱的《庚娘傳》，上麵寫著梁濟編劇，才知道祖父竟然會編劇。不過據父親說，隻寫唱詞和道白，不懂京劇曲牌。”
清朝覆亡，民國依舊腐敗，社會風氣日下，道德淪喪而民不聊生，這使梁濟內心非常痛苦，而且很矛盾，於是產生了以自殺喚醒世人的念頭。
促使梁濟下必死決心的是1917年張勳複辟一事。《梁漱溟訪談錄》中記載：
父親投水自殺，有《敬告世人書》、拜托5位仁兄的信，有憤慨的意見。憤慨什麼呢？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同段不合，於是有府院之爭。黎曹吳輕信江西人的話，郭同很快把張勳找來，想用張的力量抵製段祺瑞。張勳是頑固人，他到北京，在宣武門江西會館演戲，請客正在熱鬧，抽身出來，進宮行複辟禮，把宣統抬出，掛起龍袍來了。這時，黎才知道上當了。他不理黎元洪這套。這是民國7年（應為6年）的事。這時，被免職的總理段祺瑞在天津拉了梁任公一起，就在北京、天津之間的馬廠誓師要進攻北京。當時馬廠駐一師北洋軍，師長叫李長泰。段、梁二人直入師部，抓住這一師人從馬廠向北京進攻。張勳就完了。可笑的是掛了兩天的龍旗，出現紅頂官服。最糟糕的是誰？是康有為。他跑來北京，還要忠於清，宣統上諭康有為為弼德院長。這時段、梁進京，康、梁原是師徒關係，現二人政治上成了敵對了。張勳既忠於清，失敗了可以死節嗎！（梁老說上麵這話時，語氣很重，也很憤慨！）也跑了，溜到東交民巷躲起來。複辟一幕，6天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