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突破二元結構封閉
靠西部民族地區建立突破“二元結構封閉”的新發展機製，這是當前研究得不夠的重大現實問題。先富起來的地區通過多繳利稅和技術轉讓等方式大力支持貧困地區發展的辦法固然好，但“太早這樣辦也不行……可以設想，在21世紀初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也就是說，過多地強調國家照顧和發達地區的幫助還不行。民族地區不能坐等得到更多幫助，聽任差距愈來愈大。不能不重點研究當前在外部有限幫助的條件下，怎麼建立民族地區內部加快發展的新機製問題。在研究民族地區以至整個中國西部發展問題時，往往注意加強扶貧、強化投入的一麵，而對大量投入後產生的各種負效應及其原因，缺乏必要反思，也很少從機製方麵找問題，很少上升到“二元結構封閉”機製的理論高度認識並尋找對策，這正是西部發展需要突破的瓶頸。
經濟學定義的二元結構，一般指二元產業結構或地區二元結構，特指不同產業或不同地區在經濟發展中出現的二元背離馬太效應等結構性矛盾。新規定的二元結構涵義，是把不發達地區作為一個係統，特指這一地區在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先進要素與落後要素之間的結構性矛盾。西部在曆史上是一個相對封閉、貧困落後的一元社會經濟運行係統。隨著以現代工業為代表的各種先進經濟社會因素的投入，低效益均衡的一元結構為不均衡的二元結構所取代。這是一種曆史進步。通過先進一元的衝擊、擴張、輻射、帶動，打破局部區域封閉，在二元結構的格局下重建新的平衡，並推進二元結構向著穩定、均衡增長的新的一元結構過渡。正是從先進與落後並存的二元結構之中，衍生出先進與落後相互封閉、相互排斥的結構性封閉機製――“二元結構封閉”，落後對先進消化不良，先進對落後水土不服，先進與落後格格不入。在“二元結構封閉”之中，地方經濟發展與外部投入的大工業發展相脫離，大工業所需要的勞動力、市場、社會服務，地方經濟難以提供；大工業所帶來的投資及產業關聯效應等機會，地方經濟也難以分享。在二元之間，形成了勞動、技術、資金、市場等生產要素互不對流、各自循環的結構性封閉機製，致使先進一元的投入成本和後進一元的投入需求不斷增大，經濟效益卻不斷降低。在“二元結構封閉”之中，生產要素和發展政策的投入，為西部帶來了發展和希望，但也遇到了後進一元的頑強抗衡，表現為下述一連串的負效應：
貧血效應。發達地區的支援往往很難激發貧困地區的內在潛力，甚至“越扶越懶”、“越輸血越貧血”。西部的一些貧困縣，年年吃補助、要貸款，生產方式依然如故，生活方式卻不甘落後，滋生出一種靠補助、借貸款來請客吃喝、建屋比闊的奇異“借貸消費方式”。如貴州一些貧困的村寨濫飲成風，人稱“家家燒酒、戶戶醉人、喝死拉倒”，“越是窮得精光、越要吃光喝光”。
孤島效應。西部工業主體是靠國家從外部遷入，或為開發資源投資興建的。國家投於三線建設的資金累計達1000億元以上。這些遷入式的“飛地”經濟，大都成為相對獨立、自我生長和發育的孤島，與地方產業關聯極差。除了采掘業相對多地吸收一些地方勞動力外，三線企業和冶煉、加工業等很難吸收當地素質低的剩餘勞動力，以致“牆內機器轟鳴，牆外刀耕火種”。西部現代產業的遷入和建立，是與大量的人口遷入同時進行的。50年代以來中國省（區）實際人口遷移總數在2500萬耀3000萬之間，其中大部分是從人口稠密的地區遷往西部。據中國西部開發研究中心調查，國家為開發雲南省安寧縣一帶的礦產資源，相繼投資近40億元，興建大中型企業數十家。但在傳統經濟體製強力控製下，注入型大工業的生產，形成了技術屏障和體製屏障，使縣屬經濟無法利用經濟發展機遇，而國有大工業對進入區域也並沒有帶來相應的資金貢獻、就業貢獻與市場貢獻。
蛻化效應。在西部地區，現代企業的輻射往往很難帶動當地社區功能的進化，卻反過來被特定的社區環境所製約和封閉，不得不“鍋碗瓢盆一起引進”，以各個企業為核心建立一個個離散的福利型生活社區，致使企業經營目標變異，投資成本提高，投資效益降低。西部企業因“企業辦社會”而承擔的社會負擔費用，平均比東部高50%以上，即使建立在西部中心城市的一些企業，也因遊離於現代工業體係外而徒增協作、交際成本。如貴州柴油機廠與上海柴油機廠均生產413540型柴油機，單機成本“上柴”5040元，“貴柴”6923元，後者高出前者36.98%。因為“貴柴”的外配件生產基地主要在華東，每年僅因超儲外配件以保證常生產之需，就要多增利息100萬元。據對全省100個重點加工企業調查，同一產品因協作障礙造成的成本增加，一般比東部企業高約10%。成本居高不下，企業留利偏低，發展資金匱乏，加上經濟信息不靈，技術更新遲緩，經營管理不善，企業難免發生蛻化。“橘逾淮則枳”，國家在西部興建的一批骨幹企業，其中不少已近風燭殘年，工藝技術落後，廠房設備破舊，經濟效益低下。
政策的投入，也連帶產生扭曲效應、衰減效應和龍尾效應：
扭曲效應。三中全會以來的農村政策放寬，包產到戶，極大地調動了西部農民發展商品經濟的積極性，使農村經濟發展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生機，但不料同時也調動了落後地區農民固有的發展自然經濟的積極性，即調動了背道而馳的“雙向積極性”，為農村經濟深入發展埋下了隱患。西部繼“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後的第三次大規模毀林開荒，恰恰發生在政策放寬，包產到戶之後。不是農民不懂得水土保持、退耕還林、以林養地，但“不退地不依，要退人不依”，“鬆綁”的政策恰恰被扭曲為“依人不依地”的政策。
衰減效應。貧困地區發展不能放任自流，需要有力的政策調節和幹預。但西方經濟學的所謂“政策效益遞減”現象，在西部表現也甚為明顯。越是貧困落後地區，依賴思想越重，盼望外來的“救世主”思想越濃。群眾對政府能力、政策作用的期望值越高，政府能力、政策作用的實現值越低。政策再好，層層下傳，層層衰減，最後到了執行者那裏，往往有一半不清楚，清楚的又有一半不會用，會用的還有一半不兌現。
龍尾效應。遠離決策、信息中心，“天高皇帝遠”，政策、信息的投入和作用過程都大大拉長。如政策甲在其他地區推行已臻尾聲，需要替換為政策乙；但在落後地區，政策甲的作用卻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西部常有這樣的抱怨：全國政策調整往往是西部吃虧，“宏觀控製一刀切，人家切在尾巴上，我們切在脖子上”。“二元結構封閉”已成為西部發展不易突破的瓶頸。這是因為：第一，社會經濟發展是在相繼完成三次社會大分工基礎上，逐步實現工業化和生產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的漸進過程。先進因素的強行投入旨在縮短漫長的漸進過程，無疑是曆史進步，但必然釀成先進與落後的巨大反差和劇烈抗衡，使投入後產生的負效應抵消相當一部分正效應。第二，西部並不具有東部經濟發展曆史初始條件和邊界條件。即東部可以通過耗用大量不可更新資源實行階段突破的“揮霍性增長”，通過以近現代中國工業發祥之地的地位對全國資源吸引、凝聚，通過發達的通商口岸和便利的交通條件形成的內外開放的態勢，來較快地突破二元結構的封閉，這些東部所長正是西部所短。而中國經濟發展史上還缺乏貧困地區較快突破二元結構封閉的成功經驗。第三，在舊體製約束下，50年來對西部投入基本上采取了一套由外部嵌入開發和外部操作運行的模式，以及自上而下的垂直型封閉式投資和管理體製，客觀上強化了二元結構封閉。因此，西部二元結構封閉不僅是人為封閉，並非隻靠強化投入便可打破；不僅是政策性封閉，並非隻靠政策突破便可改觀；也不僅是階段性封閉，並非隻靠幾次衝擊便可突變。正如國外學者劉易斯通過對世界不發達經濟悉心研究發現的，在低效益均衡陷阱中，勞動力過量投放反而是貧困之源。對中國西部問題深入研究發現，在二元結構封閉的陷阱中，隻靠先進因素的強化投入也未必是致富之路。可見，西部發展需要強化投入，但關鍵不在於投入，而在於千方百計地減少投入後的負效應。應當謹慎分辨、認真扶持在投入的先進因素影響下內部生長出來的雖幼小，但代表西部新生產力發展方向的萌芽，努力突破二元結構封閉，建立新機製，增強群眾市場經濟意識，充分利用當地資源優勢，逐步形成主要靠自己力量脫貧致富的機製。此乃是西部，當然也是民族地區縮小差距、加快發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