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是一個學術名詞，也是一個普通名詞。一般所謂現代化不外乎積極提升國家各項建設，特別是硬體建設，如交通道路、通信、機場等，經濟的水、電設備，國防的武器裝備及科技的資訊、精密工業……當然，一個國家現代化還包括軟體建設，如各項政策的配合，人事管理、行政革新、人才培育、觀念更新……中國自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各種現代化的軟、硬體設備在各地展開。目前東部沿海十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大連、天津等地，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及“現代化”，已有顯著改變。而西北部內地省份仍相當落後，眾多的貧窮與文盲人口仍是開發西部地區的重大障礙。
（1）東西方文化觀念的衝突
中國的“改革開放”及“現代化”以兩個信念為基礎：一是過去落後是由於長期的閉關及與外界隔絕，使得中國不僅無法與西方先進國家相比，而且與第三世界都無法可比。40年前與中國內地處於同樣落後的國家，如印尼、泰國、馬來西亞、韓國……今天的生活條件都遠超過中國。因此，為了突破困境，中國必須打破長期閉關自守的局麵；二是西方以市場經濟為主導的社會有經濟發展成功地方，在改革開放的同時，必須向西方社會可取之處學習，才能邁向“現代化”。因此，西方社會擁有的資金、技術、訓練、管理、經營及人才等都是中國所需要的，惟有如此才能參循西方國家發展蹤跡，邁向現代化。這兩個信念基本上符合學術上的現代化理論，由歐美學者在50年代末期及60年代初期創立，如Karl Dewtsch，Daniel Le-rner，Dankwart A.Rustow，Edward Shils，Seymour Matin Lipset等。這些學者大都認為第三世界的落後國家必須要發展經濟，經濟繁榮才能帶來政策的改革與安定。欲發展經濟就要效仿西方發展的某些模式，開放市場，吸引外資。的確，貧窮的中國若單靠國家財力無法發展經濟。經過19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沿海城市發展比過去30年閉關時期超過好幾倍。目前，中國也希望依循此模式來開發中、西、北部省份的貧窮地區。但是，“現代化”並非萬靈丹。西方學者在40多年前提出的理論也受到不少批判。首先，現代化理論是以西方發展經驗作為基礎，並未考慮到非西方社會的傳統及背景。現代化理論可以解決歐美各國的發展軌跡，但並不一定完全適應東方社會。台灣地區、韓國、新加坡及香港地區的發展經驗就並不完全適用於現代化理論。西方社會經曆了200餘年才達到今天的經濟水平，而“亞太四小龍”僅經過半個世紀經濟上就已相當發達。“亞太四小龍”的發展軌跡和歐美社會不盡相同。其次，現代化理論以經濟發展為基礎，認為經濟進步可帶來政策改革與穩定。這項假設在第三世界受到嚴重挑戰，因為許多國家雖有部分的經濟發展，但政策卻不穩定，如政變頻繁的泰國，示威抗爭不斷的韓國，中南美洲的尼加拉瓜、薩爾瓦多及中東地區的南北也門、伊朗、伊拉克等。這些國家在經濟有所發展的同時，政治社會並沒有同時達到西方國家的政治穩定。最具代表性的學者杭廷頓教授認為政治製度化最重要，建立一個具有適應性、多功能性、高自主性及高凝聚力的政治體製才能適應現代化的種種變遷，否則現代化過程不僅不會帶來安定，反而會帶來動亂。最後，現代化理論也會帶來對傳統文化及價值觀的衝擊，衝擊大小因各國而有所不同，這是西方學者所不曾考慮到的問題。歐美國家的背景大體一致，基督教文化具有包容性、創造性及自主性，比較容易成為現代化理論的基礎。東方的中國社會，儒家及傳統文化具有濃厚的保守性（缺乏開創性）、排外性（缺乏包容性）及服從性（缺乏自主性）。這種文化傳統使中國自古以來就不願和外界打交道，清朝及改革以前的閉關自守都是最好的例子。因此，當中國再度開放欲接受西方現代化理念時，仍然受到中、西方文化的衝擊，有正麵也有負麵的影響。正麵的效果是打破中國過去不好或不對的傳統；負麵的影響是中國優良的傳統被摧毀了，或者西方正確的觀念引用到中國之後就變質了。西方現代化的理論有全盤西化的涵義，忽略了文化的不可移轉性。經濟發展的硬體建設及軟體建設也許可以參考歐美發展的軌跡，但東方文化內涵不大可能全盤西化，周毅博士對此有深刻的認識。
（2）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與消除貧困
國際上流行“發展中國家”這個概念，是60年代以後的事情，與二次大戰後國際關係和政治力量對比的深刻變化有關。眾所周知，世界的近代史，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範圍內發生和發展的曆史，同時也是西方資本主義在世界擴張、亞非拉國家逐漸淪為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曆史。亞非拉國家的命運，是由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支配的。它們受奴役、被掠奪，並被西方殖民者汙蔑為“野蠻民族”和“落後國家”。
二次大戰後，亞非拉地區出現了新的民族覺醒。在戰後民族獨立運動蓬勃發展的基礎上，一些亞洲國家開始擺脫殖民主義統治，贏得獨立。但直到50年代中期，亞非拉地區特別是廣大非洲，多數國家還處在殖民壓迫之下；已經取得獨立的國家，很大一部分（特別是拉丁美洲）在政治上受製於美國等西方國家，經濟上十分落後和困難。因此，當時的亞非拉國家，在國際上被稱為“不發達國家”或“欠發達國家”。50年代後期，特別是進入60年代以後，世界的政治經濟形勢發生了進一步變化。表現在：一方麵，美國在世界的地位進一步衰落，西方發達國家之間政治經濟矛盾日益發展；另一方麵，大部分亞非拉國家通過不同方式取得了獨立，並繼續為鞏固政治獨立、爭取經濟自主而鬥爭，亞非拉國家逐步走上聯合道路，反對霸權主義的控製和剝削。在力量對比發生明顯變化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理所當然地對西方國家強加的不實之詞表示不滿。它們認為，在經濟上和發達國家相比是存在著很大差距，這是殖民主義留下的後果；但更重要的是，它們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在發展，畸形的經濟結構在改造，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在提高；盡管還比較窮，但是國內的儲蓄率和投資率都在增加，大多數國家的文化教育、保健衛生事業在不斷改善。1964年召開聯合國第一屆貿發會議前後，發展中國家的概念就逐漸替代了過去陳舊的用詞，以至連西方經濟學中，專門研究戰後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不發達經濟學，也順應潮流，改稱為“發展經濟學”。20世紀70年代初，毛澤東同誌根據當時國際政治力量分化改組的情況，從戰略高度出發，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根據這一思想，亞非拉地區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稱第三世界。並且指出，中國和其他亞非拉國家“都叫做第三世界，是發展中國家”。鄧小平同誌在1974年聯合國第六屆特別大會上進一步闡明了這一思想，指出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基本特征是：長期遭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剝削；取得了政治上的獨立，但都麵臨著肅清殖民主義殘餘勢力，發展民族經濟，鞏固民族獨立的曆史任務；受壓迫最深，反對壓迫、謀求解放和發展的要求最為強烈。因此，它們是推動世界曆史車輪前進的革命動力，是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特別是超級大國的主要力量。發展中國家的概念又被賦予了新的政治意義。
政治上的不結盟與國家的貧窮、落後往往聯係在一起，不少人用這個概念泛指發展中國家。實際上兩者的內涵並不一致。社會主義國家多數是在不發達條件下建立的，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同時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二次大戰以後，這些貧窮國家最初被稱為“落後國家”，有時譯做“後進國家”。這個名稱不妥，不僅含有“低下”的意思，好像表明這些國家一向落後，還將繼續落後下去。後來，又被稱為“不發達國家”，這個名稱暗含著有潛在的、目前尚未開發的能力。在經濟學著作中還常常使用“欠發達國家”，同“比較發達”國家比，相對不發達。20世紀7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提法盛行，幾乎為所有不發達國家接受。這一概念與其說在準確性上有所改進，還不如說是出於外交考慮。因為這一概念至少具有樂觀因素。事實上，少數“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正在不幸地衰退，而更多的“發展中國家”隻是原地踏步。此外，新馬克思主義和激進派的經濟學家，將發展中國家稱做“邊緣地區”，說明它們和“中心地區”（發達國家）之間的“依附”和“支配”關係。當然，最通俗簡便的說法，是稱為“窮國”，同“富國”相對立。然而低收入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範圍並不相等。例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聯酋、文萊等盛產石油國家人均收入雖然很高，卻不發達。50年代的日本和以色列是貧窮的，但它們是發達國家。何況，窮與富本是相對而又不斷變化的概念。例如，聯合國曾經把人均收入低於500美元的國家列入發展中國家，達到500美元和500美元以上者列入發達國家。這種劃分方法很不科學，因為人均收入經常變動，常不穩定，沒有考慮到自力更生能力和需要對外依賴程度，不能真正反映出經濟發展水平。
“發展中國家”一般是指原先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屬國，現在取得政治獨立的新興民族獨立國家。“新興的民族獨立國家”與“第三世界”的說法相同，都是政治概念。“第三世界國家”的名稱，最初出於這些國家的不結盟政策，即不介入北大西洋公約的資本主義國家集團，也不加入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華沙條約組織。可見，國際上原來對“第三世界”涵義的理解同中國對“三個世界的劃分”不盡相同。如托達羅的解釋是：“聯合國143個亞、非、拉會員國通常集體地將自己稱為‘第三世界’。它們這樣做基本上是為了把自己同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第一世界）和社會主義國家（第二世界）區分開。第三世界這個詞的準確由來雖然不清楚，但它已被貧困國家本身普遍接受和使用，在它們同經濟富裕國家就貿易、援助、能源、自然資源的枯竭和糧食供應不斷減少等緊迫的國際問題進行談判時更是如此。”
實現經濟增長、減緩並最終消除貧困，是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在贏得獨立以後，共同麵臨的兩個相關而有時又相互衝突的艱巨任務。Kuznets等人所做的實證研究表明：發展中國家在追求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會相應地出現居民間收入差距擴大和貧困狀況加劇的問題。隻有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高的階段，收入不平等和貧困狀況才能有所改善，經濟增長與收入不平等的關係在時間上呈倒U型分布。對Kuznets等人的這一理論，一些學者提出了不同看法。Maitra根據馬克思的理論，認為在經濟增長的最初階段，對勞動力需求的上升與資本增長一致，而且需求大於供給，導致對勞動力的過度需求和工資不斷上漲，從而促使資本家用資本代替勞動力，資本的有機構成開始上升，由此對勞動力的需求逐步下降，工人階級失業，進而出現無產階級的相對和絕對貧困化（Maitra，1988）。大多數新古典學派經濟學家則支持收入分配會隨著經濟增長而變得越來越公平的觀點。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台灣、香港地區的發展經驗也支持這種觀點。事實上，在經濟增長與收入不平等及貧困之間存在何種關係形式，不僅受自然經濟增長過程影響，還要受到一定社會製度和政策作用。正如Todaro所指出的：“貧困和收入分配的嚴重不公問題並不是自然經濟增長過程的必然結果。如果增加的國民收入可以在人們中廣泛地分配的話，那麼它或多或少要依賴於經濟增長的特點和政治以及製度的安排。”
（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曆史必然性
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經濟，至今已經曆半個世紀。在這段時期中，中心任務是如何將喪失了近百年發展機遇的時間搶回來，使生活在占世界7%土地上的、占世界20%的人口盡快走上現代化道路。經過艱辛探索，在為發展計劃經濟艱苦奮鬥30年之後，中國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1979年以前，從本本出發，按照前蘇聯思路，以為社會主義隻能搞計劃經濟，不能接受市場機製，“市場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在大約近30年的時間裏，將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和市場調節排除在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政策和實踐之外。企業生產什麼、生產多少，以及家庭和個人消費什麼、消費多少，都由國家計劃從上到下決定，企業、家庭和個人在經濟行為中缺乏自主選擇，沒有橫向競爭。不可否認，這種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本來短缺的資源動員，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改變了舊中國貧窮落後的麵貌，消除了貧富兩極分化的現象。但是，原來那種排斥市場調節的計劃經濟，由於強調“一大二公”，全麵計劃化，經濟係統內幾乎沒有競爭，失去了優勝劣汰的機製，缺乏一個自我發展、自我積累、自主決策、自負盈虧的微觀基礎。經濟行為的效率靠自上而下的宣傳鼓動和行政指令來維持，加上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幹擾，“1958耀1978年，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基本上是停滯的”，經常是大起大落，強周期波動，經濟結構出現大失衡後的大調整、大調整後的大失衡。由此發現，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排斥市場，排斥商品生產，排斥競爭和價格調節，並非科學的選擇。
早在70年代中期，鄧小平同誌就根據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對中國經濟發展道路作出了開拓性探索。70年代末和80年代上半期，他在著名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中，對現代經濟發展規律作出了最新概括：資本主義可以有計劃、社會主義可以有市場，社會主義的中國也應當走市場經濟道路。改革開放以來，按照鄧小平同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尋求公有製和市場相結合的途徑，努力實現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這正是改革的基本目標和選擇。過去若幹年，中國在這一選擇上邁出了重要一步。到目前為止，在建立現代企業製度、發展市場體係和改革宏觀調控機製三方麵，都取得了重大成就。“我國實踐已經證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利於解放和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利於增強人們的自立意識、競爭意識、效率意識、民主法製意識和開拓創新精神，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進一步發揮出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它既適合中國自身的國情，符合人民群眾的意願，又與現代世界經濟發展的規律相適應。今後，無論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和情況，這一選擇都不會放棄，經濟改革的市場取向不可能逆轉。中國經濟發展走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對世界來說是一件大事，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創舉。翻開近、現代世界經濟發展史，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相結合還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循。社會主義如何與市場相結合？80年代，隻是摸著石頭過河，到90年代，才有了清楚明確的目標。但應看到，目標不等於現實，要使目標成為現實，前麵要走的路還很長，任務還很艱巨，將麵臨許多要在實踐中解決的矛盾和問題。
（4）東西部差距的成因
經過20多年的現代化建設，當代中國的社會發展，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等領域，都取得了舉世矚目和公認的偉大成就。同時，也存在諸多問題。其中，區域發展不平衡，特別是地處西部的少數民族地區與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發展差距日益拉大問題，越來越引起民族地區廣大幹部、群眾、知識分子以及社會各界心理的不平衡，成為當代中國社會發展麵臨的嚴峻問題，對我國民族團結、國家統一構成嚴重威脅，直接影響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和社會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
區域發展不平衡，西部民族地區與東部地區發展差距拉大，是由諸多因素造成。其中，自然條件、曆史原因、政策環境、思想觀念和勞動力素質，是導致這種差距的主要因素。
我國西部地區雖然地域遼闊，國土麵積占全國的40%以上，但其中不易利用的沙漠戈壁和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區占60%，加上相對有效國土麵積被沙漠、戈壁和高山峽穀所分割、支離，交通十分不便；氣候幹旱、半幹旱，單位國土麵積平均擁有可利用的水資源僅及全國水平的1/7，全國居住在生存條件惡劣地區的500萬人口亦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區。這種相對惡劣的自然條件，形成了極不合理的人口分布。我國95%以上人口偏集於著名的璦琿――蘭州――騰衝一線以東，以西廣大地區人口不足全國的5%，平均每平方公裏僅10人。這種分布反映了西部地區生存條件差、人口承受力低下的客觀狀況，從而使西部許多地區勞動供給受到數量限製，缺乏供給彈性，難以大量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另一方麵也意味著市場狹小，經濟基礎薄弱，經濟發展缺乏集聚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