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貧富差距與社會公正
追求公平與富裕，是人類自有文明史以來就一直存在的千古向往。人類社會數千年經濟發展的初始動力和最終目的都是為了走向富裕；經濟上通過消滅私有製而建立起全社會統一的社會所有製，這種單一的社會所有製將實現勞動與生產資料的直接結合，從而徹底消除剝削。同時，商品經濟也將被計劃經濟所代替，社會生產的盲目性和無序將被消除。馬克思認為，生產關係的這些根本性改變，將帶來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而社會主義製度將保證社會生產力進步所帶來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將平等地提供給全體社會成員。這也就是說，共同富裕不僅是共產主義社會（包括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製度要求，而且是共產主義社會（包括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社會）的必然發展結果。
現實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並沒有完全依據馬克思的設想進行。
一方麵，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並沒有發生在生產力相對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在生產力非常落後的封建農業生產方式占主導地位的國家。社會主義製度在現實生活中不是社會生產力進化的自然選擇，不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充分發展中由於自我否定而產生的更高級的社會形態，不是在生產力比資本主義更發達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恰恰相反，它是在落後國家種種內外因素，使其落後於近現代工業文明，並難於利用資本主義的方式趕上、加入這一進程的情況下，企圖借以躋身於現代文明進程，使落後的生產力獲得迅速發展，把人民從貧困中解放出來的另一條曆史道路。
另一方麵，社會主義的現實經濟製度與馬克思的設想之間也存在著很大的不同。由社會主義在生產力發展水平上的先天不足以及各種客觀因素所決定，社會主義國家沒有也不可能消滅商品經濟；沒有也不可能建立起全社會單一的全民所有製或社會所有製；沒有也不可能實現全麵的按勞分配。生產力水平及社會經濟製度安排的製約，使得共同富裕至今隻是作為社會主義的發展目標而沒有成為社會主義的自然結果。在今天和以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裏，發展生產力仍將是社會主義國家頭等重要的任務。因為沒有社會生產力的巨大進步，沒有社會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要實現共同富裕目標隻能是紙上談兵。
然而，發展生產力不是社會主義的全部的內容。發展生產力決不能與實現共同富裕背道而馳。社會主義發展生產力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全體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為了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發展生產力本身並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目的而是手段。發展生產力無疑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但社會主義本質的核心，是實現共同富裕。恰恰是共同富裕，才是社會主義區別於以往所有製社會的最大特點，是社會主義社會優越性的最根本的體現。
應該說，這一判斷並不是新的結論，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到毛澤東、鄧小平，所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家都有過反複的論述。然而，現今有不少的研究成果在強調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時候，已經忘記了共同富裕在社會主義本質中的地位了。
離開了共同富裕原則，發展生產力的結果隻能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在少數人窮奢極欲的享受背後大多數人陷入困境。這種狀況是以往所有社會不可改變的積弊，也是中國共產黨人不惜犧牲千百萬優秀兒女而奮起革命的基本動因。如果革命的結果不能消除這一積弊，而隻是改變“朱門”的主人，它必將為革命所取代。任何真正的共產黨人，都不可能容忍社會主義出現兩極分化，不可能容忍少數人由於剝削而越來越富，多數人由於被剝削而越來越窮，出現馬克思所猛烈抨擊的那樣一種情形：“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是貧困的積累”。
同時，大量的事實也非常明確地證明，犧牲公平並不能帶來經濟發展，腐敗隻不過是掠奪社會財富而不會創造財富，隻會浪費社會資源而不能推動經濟發展。腐敗所導致的分配不平等和收入集中化，是對共同富裕原則的踐踏，將強烈地影響廣大民眾參與改革和發展的積極性，終將阻礙以保護和促進民眾利益為根本目標的社會主義改革與發展。
1996年8月26日，在韓國進行了一場“世紀審判”，兩位前總統受到嚴正製裁。這場舉世矚目的審判說明，即使在資本主義國家，極度的不公平也是被限製的。二次大戰以後，韓國經濟雖然獲得了長足發展，但政治上極度腐敗，特權經濟盛行，貪汙賄賂成風。最終造成經濟資源嚴重錯置，社會兩極分化嚴重，貧富差距懸殊，出現了“韓國病”這一流行腐敗綜合征。高度的腐敗和分配不公，最終嚴重製約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世界銀行在1992年年度報告中把韓國從“四小龍”中剔除出去。1997耀2000年，韓國的經濟進一步惡化，出現嚴重危機。在東南亞，政治上的腐敗和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同樣是該地區金融危機產生和惡化的重要原因。在這些國家，社會不平等造成了經濟不平等，同時經濟不平等又加劇了社會不平等，最終使社會經濟接近崩潰。
從90年代發展中國家所爆發的一係列金融、經濟危機中，人們普遍得出一個結論：經濟增長絕不是社會進步的惟一標誌，社會的發展必須包含社會公正的全麵進步。一個沒有公平和正義的社會，不可能有長期穩定的經濟增長。寄希望於對社會公正的犧牲，來換取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不可能實現的。我們必須從墨西哥危機、亞洲危機中總結經驗，從南美國家軟政權化和分利集團化所造成的社會腐敗叢生、經濟危機頻繁、政治長期不穩等問題中吸收教訓，避免亞洲金融、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在中國出現。
正是建立在對世界經濟長期發展的經驗總結和現狀分析的基礎上，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召開的各國首腦會議通過的《宣言》和《行動綱領》文件明確提出：
社會發展以人為中心，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是改善和提高全體人民的生活質量；
社會發展與其所發生的文化、生態、經濟、政治和精神環境不可分割；
社會發展是全世界各國人民的中心需要和願望；也是各國政府中心責任。社會發展應當列入21世紀最優事項。
社會公眾對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能否實現共同富裕存有較多疑慮。理由是市場經濟天生就具有擴大社會貧富差距的內在機製，而且在中國開始市場化改革以後社會貧富差距在顯著擴大。甚至不少人認為中國已經出現兩極分化。
就市場經濟一般規律而言，市場機製確實具有擴大社會貧富差距並形成兩極分化的內在衝動。但這並不意味著市場經濟條件下就沒有實現共同富裕的可能性。市場機製促進社會生產力進步的作用，無疑為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提供了客觀的物質基礎。而且，市場機製對於勞動者素質的全麵提高所具有的促進作用也是實現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目標所必不可少的條件。對於市場機製所具有的擴大社會貧富差距的缺陷，可以通過非市場的手段即通過政府的行為加以解決。況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有著公有製主體地位對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提供保障的作用。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政府與市場一樣存在缺陷。尤其是在由計劃經濟體製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這一過程中，原有計劃經濟體製的慣性作用會頑強地發揮作用，因此，節製權力是這一時期政府職能轉換的重要內容。所謂節製權力，是指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中，必須防止政府權力的市場化。我們應當看到，不管何種權力，從其誕生之日起，就都存在著否定這種權力的異化力量――腐敗。政府對於社會經濟活動的所有幹預，都是由政府工作人員來完成的。政府有著自身的利益要求；政府工作人員也同樣具有經濟人的性質，有著自己的利益要求。在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製向分權的市場經濟體製過渡的過程中，必然要重新進行資源配置，這就為掌握資源配置權力的部門和一些行政執法部門通過權力市場化進行尋租活動提供了條件。在中國改革過程中所發生的幾次大的資源配置中，如價格雙軌製、股份製改造、房地產開發熱中，都發生了比較大規模的尋租活動。這種政治權力的市場化所引起的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是導致現階段中國貧富差距迅速擴大的重要原因。而通過這種資本原始積累所帶來的社會生產資料占用上的巨大差異，又將為下一階段市場機製進一步擴大貧富差距埋下伏筆。
但是，不能把中國現階段所出現的社會貧富差距擴大與兩極分化相等同。一方麵，按照國際衡量標準，兩極分化出現時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應當在0.6以上，而對我國目前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的普遍估計都在0.45以下。另一方麵，按照馬克思論述，兩極分化是指社會財富和生產資料占用狀態的極度差別：一極使社會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轉化為資本，在另一極使人民群眾轉化為雇傭工人，轉化為自由的“勞動貧民”；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是貧困積累。就目前中國現狀而言，社會貧富差距大是事實，但斷言兩極分化已經出現則缺乏依據。
在看到中國現階段貧富差距擴大這一事實的同時，更必須看到中國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客觀必然性：第一，社會主義公有製為共同富裕的實現奠定了基本製度保證；第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為共同富裕的實現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基礎；第三，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形式結合的分配製度為共同富裕的實現提供了分配製度保障；第四，政府改革的逐步深入和政府職能轉換將使政府更有效地調控社會產品分配過程中形成的貧富差距；第五，隨著市場經濟體製的逐步完善，與市場體製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製和扶貧體製也在逐步完善，這必將使消除貧困、保障低收入階層的基本生活需要更加有力；第六，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逐步轉變和西部地區自我積累、自我發展能力的不斷加強將逐步改變地區差距擴大的狀態。
（2）共同富裕的內涵及其發展戰略
我國西部民族人口的空間分布和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分布具有高度的相關性。曆史形成和改革開放中進一步擴大的地區間經濟發展差距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包含重大的民族因素。包括民族地區在內的整個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滯後，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低於全國平均水平，落後於沿海發達地區，也就意味各西部民族作為一個整體的生活水平、生活質量同漢族相比有所下降。如何振興民族經濟，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縮小乃至消除這種差距，實現漢族同西部民族，民族地區同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共同富裕，是當前地區經濟均衡發展麵臨的重大課題。
共同富裕是指在經濟不斷發展的基礎上，西部民族和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逐步縮小同漢族和沿海發達地區之間的差距。這一概念有兩重意義：首先是富裕，要使西部民族同漢族，民族地區同沿海發達地區都實現富裕，即以國際公認的標準衡量達到高水平；其次是共同，在兩方麵都不斷發展的前提下，使目前處於相對落後貧困的一方發展得更快些，最終接近乃至趕上相對富裕的一方。隻有實現了這種共同富裕才能使西部民族真正享受同漢族同等的生存發展權力。
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黨的三代領導人都高度重視實現各民族的共同富裕與繁榮。早在1957年，周恩來總理就指出：“我們不能設想，隻有漢族地區工業高度發展，讓西藏自治區長期落後下去，讓維吾爾自治區長期落後下去，讓內蒙古牧區長期落後下去，這樣就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是要使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區、區域自治地區都現代化。全中國的現代化要全麵地發展起來。我們有這樣一個氣概，這是我們這個民族大家庭真正平等友愛的氣概。我們不能使落後的地方永遠落後下去，如果讓落後的地方永遠落後下去，就是不平等，就是錯誤。”不消除民族地區與漢族地區之間在經濟發展水平方麵的差距，就無法消除漢族與西部民族間在經濟方麵的不平等狀態，因而也就難以鞏固和加強各民族的大團結，而“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
江澤民同誌在十五大報告中也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由地區經濟文化很不平衡，通過有先有後的發展，逐步縮小差距的曆史階段。”
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實現過程中的過渡階段或初級階段。在這一階段中，需要逐步創造和完善共產主義製度建立的物質條件――生產力高度發達，三大差別消除，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極大豐富。實現這樣的目標需要許多代人的堅持不懈地艱苦奮鬥。然而作為發展方向和奮鬥目標，這是必然要實現的。這是一種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當然，這種遠景的實現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在某些局部、某些發展階段中，必然會出現曲折與反複。在我國目前所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就是如此，縮小甚至消除地區發展差距，實現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基礎上的各地區、各民族的共同富裕是當前和今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中民族經濟工作的主要奮鬥目標。
經濟發展戰略是指作為經濟行為主體的特定經濟體――國家、地區、城市等在中長期內為實現其發展目標而確定的發展方向、發展速度、發展階段與步驟等的總攬全局的計劃與策略的總和。係統理論告訴我們，複雜的多因素構成的總體，其運行的目標能否實現，其總體運行效率能否達到最高，效益能否實現最佳，最重要的是要使各個組成部分彼此間聯係的形式、內容、時機都能夠促使對方更有效地運行。其彼此間的相互促進、相互支持而形成的良性互動可以保證總體運行的平穩、有序和高效從而導致最佳的總體運行效果。這就是“總體大於局部之和”這一係統理論著名命題的含義。相反，如果隻從局部效率與效益出發，片麵強調發展局部而忽視乃至犧牲與其他局部的聯係協調，則局部的成功將會導致總體運行的失衡與無序，最終導致總體效率與效益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