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以及1867年卡爾?馬克思的《資本論》等偉大著作的出版，均有曆史文化與地理環境的背景，而1936年約翰?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著作問世，也有特殊時空因素，改變了世界經濟。時勢造英雄，英雄也推動了時勢。然而，亞當?斯密、卡爾?馬克思、約翰?凱恩斯等時代均已既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中國人要走中國經濟應有的道路，理應重視孫中山先生所強調的“均富”經濟思想與經濟政策的重要性。中國傳統經濟思想從詩經、尚書、易經、周禮、孔子、孟子以至桑弘羊、王莽、楊炎、王安石、張居正等一脈相承，以中庸、理性、務實為基礎，其中特別重視“求足”與“求均”以及區域均衡發展的意義。
鴉片戰爭後，民族自尊心喪失殆盡，2000多年來社會基礎因之動搖，民族危機油然而生；此後西方文化思潮擾亂中國，其間的自強運動與百日維新等啟蒙運動，也均已成為曆史痕跡。民國肇造後，中國內憂外患頻仍；北閥、抗日以及不斷的外爭、內戰使得國人民不聊生。1949年以後，海峽兩岸分離，是中華民族一大不幸。如今海峽兩岸人士能夠聚集一堂共同研究中國西部經濟發展問題，意義重大。中國要擺脫貧窮，邁向小康、富裕，不但要讓每一個中國人都能“吃得飽”，還要“吃得好”。首先要去除傳統計劃經濟意識形態的羈絆，麵對實際經濟問題，解決經濟發展瓶頸。在具體操作上可從人力資源管理、鄉鎮企業發展策略、振興區域方法、科技發展之路、社會救濟保障等方麵出發，從經濟、社會、資源、環境、人口可持續發展高度探討中國西部經濟發展的問題與策略。
（1）中國特色的西部開發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少數人富，大部分人窮，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製度最大的目標就是要使全國人民共同富裕。可是全中國目前4000萬貧困人口正處於最低生活水準邊緣，其中2000萬人口的基本溫飽尚未得到真正解決，還有700多萬頭牲畜的水草仍有困難；另外文盲、半文盲的人口約占全中國人口的35%，而西部少數民族貧困地區的文盲率則高達60%。此種貧困狀況不能說不嚴重，有待共同克服。中國西部貧困地區大多分布在革命老區、深山地區、少數民族地區和邊遠地區等，總計共有22個區域近400個縣，占全國總縣數的1/5。這些地區，自然條件相對差和文化教育水準相當低，自然生態環境屢被破壞、水土流失嚴重，因此自然災害頻繁、交通堵塞、運輸不易；人口增長快速，醫療環境極其落後，其中97%的貧窮縣患有不同程度的流行地方病。此外，地方財政非常薄弱，83%的貧困縣急需依賴國家財政補貼，經濟發展基本能力薄弱。這些貧困地區雖分布在全國各地，但集中於內蒙古、新疆、寧夏、陝西、甘肅、雲南、貴州、廣西等，即西北部與西南部，特別是西北部貧困狀況顯著。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目的是使全體中國人民共同富裕起來，擺脫長期以來中國西部經濟“貧困的惡性循環”。在實施過程中易產生各經濟發展區域內、外貧富懸殊等現象。可從兩方麵經濟失衡來說明，一方麵譬如在東南沿海地區各省，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後，帶來整個地區經濟的繁榮與進步，但也發生了區域內部顯著失業和通貨膨脹現象，造成內部貧富差距懸殊；另一方麵區域間經濟發展失衡，西北內陸地區經濟發展無法與東南沿海相比較；東南地區經濟相對“興旺”與“富裕”，與西北地區經濟的“衰落”與“貧窮”恰成對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意義要強調富有中國特色，其內容有三：一要抓住中國傳統經濟文化精髓；二要借鑒西方現代經濟文化精華；三要麵對當地經濟發展現實。中國傳統經濟文化精髓在於求均與求富，強調政府興辦企業的重要性，另外也重視私人財產和市場經濟價值。西方現代經濟文化精華在於重視生產科技創新和應用以及經濟資本累積的重要性，另外也重視市場經濟生產管理和企業組織的意義。經濟發展的現實在於解決現階段經濟發展瓶頸，力求人均國民收入提高，消除失業問題、物價上漲的壓力和分配不公平性，達到國家經濟福利的提升。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應該是兼顧政府與民間企業，尊重市場經濟功能，維護公平競爭，目的在於使國民經濟均富和可持續發展。當前東南沿海地區內部經濟發展失衡、東南與西北地區間經濟發展的失衡等均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表現。西部經濟開發，有其必然性與必要性，扶貧工作意義深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的驚人進步，令世人矚目。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東南三角地區、環渤海灣周邊地區，欣欣向榮，一派生機，成為全球經濟發展最具生命力的地區之一。與此同時，發展滯後的西部地區經濟作為一個尖銳問題提出來了。西部地區曾有過輝煌燦爛的曆史，生活在這裏的祖先，曾為中華民族提供了延續至今的華夏文化，作出了巨大貢獻。即使曆史已進入現代文明的今天，西部地區的古代文明遺存仍保持著巨大魅力。隻是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這塊古代文明發祥地相對落後了。以異軍突起的中國鄉鎮企業來說，2000年東部沿海10個省市就占了鄉鎮企業總產值的70%，而西部九省一市，隻占6%。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上，2000年東部地區是6000元，西部是2300元。2000年東部沿海地區吸引的外資達400億美元，西部地區隻有20億美元。全國592個貧困縣，80%以上集中在西部。這些貧困地區又大都分布在深山區、石山區、荒漠區、高寒山區、地方病高發區、少數民族地區。其共同特點是地域偏遠、交通不便、生態失調、文化教育落後、社會發育程度低、生活條件惡劣。扶貧工作麵對難啃的硬骨頭，比起前20多年來，難度更大，任務更重。同經濟比較發達的沿海地區相比，差距就更大了，而這種差距還在繼續拉大。在西部地區，沒有什麼事情比經濟社會發展和結束貧困更大更重要的了。但西部貧困地區困難特別多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另一方麵，西部地區又是一個富饒的地區，是“富饒貧困”，或者叫地上貧困，地下富饒。中國進行現代化建設所必要的資源主要在西部。這裏的煤炭、石油、天然氣、有色金屬的蘊藏量極為豐富。有些礦藏還居世界首位。農牧林資源得天獨厚，擁有的草場占全國的60%，黃土高原日照長，土質疏鬆，易於耕種。西南水電資源占全國80%以上。總之，西部地區是塊寶地，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一片未被開墾的處女地。這裏的人民完全有希望同東部沿海地區一起走進現代文明。把西部地區看做是現代化建設的包袱，隻能拖現代化後腿，是一種短視，中國現代化建設進程必將證明這種看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有人說，中國目前經濟發展，有可能出現兩極分化，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而中國現實是，不管是先富還是後富，是東部還是西部，都在向前發展，隻是有的快，有的慢，形成貧富、地區之間的差距。在正確政策指引下，兩極分化可以避免，而差距拉大難以避免，就目前情況看，差距還會繼續拉大。有沒有可能逐步縮小差距，能不能加速西部地區反貧困進程，內陸與海洋齊飛，達到共同富裕？這正是西部大開發戰略致力研究的主題。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提出的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政策是正確的。但先富應當幫後富，發達地區應當幫助貧困地區，經過長期努力達到共同富裕。這才是社會主義，才能體現先哲早期提出的世界大同的崇高理想。當然，先富幫後富，不能采用貧富拉平的辦法，主要通過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改變落後的技術和管理，通過優勢互補、互惠互利的途徑脫貧致富。就目前情況來說，即使是先富起來的也還不夠富裕，其發展勢頭不應當削弱。發達地區愈發達，幫助貧困地區的力量愈強大。最近，先富起來的江蘇華西村、浙江萬向集團等都以幾千萬甚至幾億元用於開發西部地區，就是一個有力的例證。
扶貧，不僅是政府行為，也是全社會的共同任務。從1986年開始，政府撥出的扶貧資金，包括無償支援和貼息貸款每年近100億元，由於堅持了開發型的扶貧政策，即從救濟型轉向開發型，從封閉型轉向開放型，從單純的政策扶貧轉向全社會扶貧等一係列有利於結束貧困的措施，加上社會各界、海內外同胞群策群力，已經產生了積極效果。沒有穩定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由1978年的2.5億人降為4000萬人。其中有的已達到小康水平，有的開始走向富裕。世界銀行副行長斯特恩說：“中國在與貧困做鬥爭中所獲得的成就，給人印象深刻，是世界上迄今為止最大的成功之一。”
鄧小平在南方視察以後，西部地區經濟增長速度加快了。主要表現在鄉鎮企業和引進外資的規模上，有的地區增幅甚至比東部沿海地區大。但從總體上看，西部地區和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人均收入的差距卻拉大了。在21世紀初，西部地區惟有超常規的發展，就像20多年來東部沿海地區那樣，才有可能縮小同東部沿海地區的差距，拆除兩大塊社會二元結構。
中華民族夢寐以求的現代化，是包括西部地區在內的整個現代化。因此，加速西部地區的發展問題，實質是一個反貧困問題，也就是扶貧開發問題。在改革開放大潮中，愈來愈多的人形成了這樣一個共識：隻要有利於經濟社會發展，有利於結束貧困，有利於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全社會包括海內外的熱心人士和企業家都會積極支持，獻出一份愛心。
西部地區人民脫貧致富，當然主要靠自力更生，艱苦奮鬥，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大膽利用外資，放手搞好外引內聯，內外結合，具體來說共同抓好三方麵工作：一是搞好基礎設施，包括能源、交通、通信和水利等建設，這是發展的基礎，也是投資的主要方向。二是大力發展鄉鎮企業，特別是第三產業，做到搞活流通，繁榮市場。三是大力發展文化、教育、科技事業，不斷提高全體人員素質。中國現在的開放是全方位開放。東部沿海地區擁有資金、技術、管理、市場機製等方麵的優勢，而西部地區則擁有資源、勞動力等優勢。兩者結合起來，將促進西部地區和東部沿海地區的共同繁榮和進步，實現內陸與海洋齊飛，或叫做以東支西，以西資東，東西互助，共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