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口文化與貧困文化
文化，就其內涵而言，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文化是指與自然現象不同的人類社會活動的全部成果，包括人類所創造的一切物質的與非物質的東西。而狹義的文化則專指“群體經曆史產生的代代相傳的共同思維與信仰方式，是一個社會的生產方式以及適用於其成員的知識、信仰、習俗和技能”。這裏的文化即指後者。
人口文化是人類在繁衍、生存、發展中逐漸形成的。是人類對自身生產、撫育後代、婚喪嫁娶、道德教育等以及人的族類、群落、生存狀況、生態環境、發展規律、情感、意誌、願望、認識和實踐的反映與表現。
人口文化是人類改造世界的方式和能力的重要體現，是人類在改造自然、改造社會、改造人類自我過程中獲得的精神成果和文化成果。
人口文化是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反映，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必然產物。它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發展，隨著社會製度、生存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的。既具有曆史延續性，又不會停滯、僵化於不變的模式之中。以婚姻狀況為例，人類就經曆了原始群婚、雜婚、對偶婚以及一妻多夫、一夫多妻、一夫一妻等，進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婚育觀、價值觀、道德觀、人生觀、世界觀……實踐證明，在人類生命的全過程以及人們求生存、求發展，改造生存環境，提高自身素質和生活質量的能力中都蘊涵著諸多的人口文化現象，包容著鮮活的人口文化因子。
人口文化又是一個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概念。在世界範圍內帶有普遍性和共同性。但由於它與某一國度、某一地區、某一民族的風俗、習慣、心理、文化傳統、自然和社會等具體條件的不同，因此各個國家、各個地區、各個民族之間的人口文化又呈現出差異性與特殊性。
人口文化的內涵是由社會政治經濟所決定，反過來又給社會政治經濟以巨大影響。例如：中國封建社會盡管當時尚未明確出現人口文化這一概念，但那時所形成的重男輕女、男尊女卑、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多子多福、圖騰崇拜、祭祀祖宗、承繼祖業等觀念，本身都蘊涵著人口文化的因子。這種人口文化的因子，則既反映了宗法製農業社會的麵貌，同時又從政治上和經濟上對鞏固這一社會製度起到了特有的作用。作為觀念形態的人口文化，它有意識無意識地存在於各個階級、各個階層、各個群體的人群之中，因此，應該正確地認識和批判地繼承各民族人口文化的思想遺產。
五千年悠久文明史的中華民族擁有大量優秀的人口文化資源。進入社會主義尤其是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隨著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人口文化實踐和理論活動積累了豐厚的經驗。批判地吸收古代和外國人口文化思想遺產中一切有益的成分。繼承和發揚我們民族近現代以來人口文化的優良傳統，認真總結中國成立以來人口文化建設方麵的經驗教訓，是擺在我國人口文化工作者麵前的一項艱巨而光榮的任務。
人口問題是當今國際社會關注的重大問題，而人口文化則是從觀念、心理、行為方式和文明程度上解決人口問題的重要途徑。中國政府製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計劃生育、保護環境為基本國策的宏偉藍圖，確定了符合中國實際的人口政策和人口目標，不少地區順應形勢的需要，提出了三結合，即把計劃生育工作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幫助農民勤勞致富奔小康、建立文明幸福的家庭結合起來。同時，通過各種形式的宣傳和服務活動，把人口文化從社會引入家庭，這對於實現母嬰保健，提倡生殖健康，提高婦女地位，建設文明幸福家庭，都將有著重要的意義。從而更好地推動農村經濟的發展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促進農民群眾婚姻觀、生育觀的轉變。這種巨大的轉變即由自然生育轉化為計劃生育，是一個可喜的劃時代的飛躍，是人類改造世界，包括改造人類自身的重大成果，是人類社會進入科學文明時代的重要標誌之一。這不僅豐富了中國人口文化理論，而且生動地表明了人口文化活動對實現中國人口、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具有探索新路的功能。
隨著人口問題的日益突出和複雜，人口文化的容量越來越大，內涵越來越廣，涉及的領域也越來越寬。它包括社會學、經濟學、人口學、倫理學、醫學、文藝學、教育學、心理學、環境學、優生學、計劃生育學、法學等許多學科。人口文化融會了人類在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包括改造人類自身所獲得的多方麵的知識和技能。作為一定社會時期關於人對自身所獲得的發展觀念及行為的總和，人口文化已成為該時期人們的生育觀、婚姻觀、倫理觀、道德觀、審美觀、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形成的重要基礎之一。
中國的人口文化批判地繼承了五千年來優秀的文化遺產，特別是在改革開放這一特定的曆史條件下，總結了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建設的實踐經驗而創造發展起來的。中國人口文化促進會明確提出了“人口文化”，江澤民又發出“發展人口文化事業，促進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指示，把人口文化提高到千秋大業的高度，並強調發展人口文化事業有利於促進和推動人類社會的文明和進步，高度概括了人口文化的根本宗旨。
人口文化事業是高尚和文明的事業，人類要生存、發展必須不斷地改造自我、改造客觀世界。隻有不斷努力提高人口整體素質，提高人的精神品位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才能促進人類社會的文明和進步。人口文化理論是一門新興的有前途的學科，人口文化事業和理論的發展，將會對中華民族的興旺發達和繁榮富強，對中國乃至世界的文明與進步作出自己的貢獻。
文化貧困與我們平時所說的人口科學文化素質低下又不完全相同，有著更加深廣的涵義。它是指相對於在社會發展中起主導作用的文化而言，某一社會群體在生活方式、思維與信仰方式，以及知識、觀念、習俗和技能上的滯後與缺乏現象。這種現象的存在絕不是偶然的，它是封建製度下以手工勞動為主體的小農經濟生產與生活方式、思維與信仰方式，以及觀念、習俗、道德規範等等在我國現階段的延存，是地域長期封閉、隔離，文化教育事業發展落後，人口素質低下的必然結果。文化貧困具體表現為生活單調、節奏緩慢，人們精神萎靡、惰性化，思維視野狹窄，目光短淺，時間觀念差，缺乏誌向而無進取、開拓精神，安於現狀，自卑而又自足自樂。這種生活方式、精神麵貌與心態，反映和體現了一種淳樸的傳統人生觀、價值觀與思維上的定式。
文化貧困根植於傳統小農經濟的土壤，是長期與外界隔離的產物。我國貧困地區多分布在遠離地區經濟增長極――中心城市的偏僻山區，受自身發展條件，如資源匱乏、生態環境惡劣、交通通信條件差、信息閉塞、資本人才缺乏、人口整體素質低等條件的限製，區域經濟發展極其緩慢，工農業生產長期在低投入、低產出的狀態下循環，低產出所導致的生活資料的相對不足，使得人們長期生活於貧困之中。長期的貧困，長期為生產、生活資料困擾、憂慮，使他們形成了缺乏誌向、無進取開拓精神的隨遇而安、與世無爭的性格，造就了一類惟命是從、謹小慎微、不敢輕易越“雷池”一步的群體。在這類群體中，“背離”傳統思想、道德規範和價值標準的行為、行動均被視為大逆不道，隻有循規蹈矩，才為群體中的人們所崇尚。而且，正是在這種長期的貧困困擾中，在域內傳統文化的影響作用下，使得人們極易產生自卑心理，長期的自卑往往又會使人們“逐漸衍生出一種心理平衡和保護機製，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抱殘守缺、認命的固定心理習性。由此，又產生出濃厚的封建色彩思想，並轉化為愚昧的信仰和習俗”。這又反過來繼續影響下一代，形成一種傳遞效應。
文化貧困雖是物質長期貧困的結果，是物質貧困的人文表現，但由於文化貧困與群體的精神麵貌、思維方式、思維的廣度和深度，以及人們的人生觀、價值觀直接相關，也就是說，它可以直接影響人們的思想觀念和行為，禁錮人們的思維，進而影響人們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作用於個人、家庭，乃至地區的發展，阻礙生產力的進步與生活方式的變革。但由於貧困往往與人們的生活方式、觀念、思想和行為相伴隨，與人們的衣、食、住、行非直接相關，而且，還由於對這種貧困的扶持效果往往不如對物質貧困的扶持效果明顯，且花費時間長，根除難，亦即文化貧困與物質貧困相比具有“隱性”、“不易根除性”和時效性差等特點。因此，一方麵它往往為人們所忽視，另一方麵則為一些地方政府和領導所視而不見。從而使文化貧困代代相繼，永續相傳。就此而言，文化貧困可謂是一種比物質貧困更深層次的貧困，它雖由長期的物質貧困所導致，但它作用於人們的思想觀念和行為後，所導致的將是更加嚴重的物質貧困……
人們長期地生存、生活、生產於貧困文化環境之中，並將這種文化代代相傳，將其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習俗、道德和思想、價值觀念深深植根於域內人口的頭腦之中，一方麵使其自發形成了一道道抵禦外來文化、信息和技術知識的壁壘，另一方麵，貧困文化則又通過影響其載體――人而加固著這一道道壁壘，從而使域內文化與域外文化難以交流，影響人們積極性、創造性的發揮，進而也就必然影響家庭經濟和地區經濟的發展。
貧困是一種複雜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現象，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導致貧困的因素具有多元性，即它不僅涉及自然條件、地理位置、資源、環境等方麵，而且還涉及生產力發展水平、人口素質、資金，以及域內人口的思想、價值觀念和精神麵貌等眾多方麵，即是說，貧困是物質貧困與文化貧困的綜合。但由於物質貧困與人們日常生產、生活的聯係比文化貧困要直接，因此，在扶貧工作中人們才往往更注重經濟上的扶持，即改善人們的生活條件（生活性扶貧）與生產條件（生產性扶貧），無衣給衣，無糧給糧，無錢給錢，缺生產資料給生產資料（如化肥、農具、農藥等等）。相比之下，人們對文化扶貧的重視程度則要差得多。
文化貧困人口由於文化科學素質低下，因此其接受外來信息、思想觀念和致富方法的能力也就相對較差，加之其缺乏誌向，甚至無誌，以及思維局限，視野狹窄，思考問題缺乏遠見性等，故而在國家的扶持（包括生產扶持和生活扶持）麵前，一些人不僅沒能學會用“雞”生“蛋”，反而學會了“殺雞取卵”，“等、靠、要”思想滋生而蔓延。而且，由於資源環境意識、社會群體觀念與文化科學素質水平息息相關，因此，文化貧困人口的資源環境意識也往往是較低的，這更要求我們在今後的扶貧工作中要兼顧經濟扶貧與文化扶貧，爭取貧困地區文化與經濟同時脫貧，以增強貧困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後勁。
綜上所述，我國貧困地區的貧困絕非單純的物質貧困，而且還是一種文化貧困，若要根除，必須從物質與文化兩個方麵著手。
（2）扶貧政策與方式轉變
中國貧困人口絕大部分分布在農村。根據國家統計局資料計算結果，2000年中國4000萬貧困人口中，3000萬分布在西部農村。這種貧困高比重分布於農村的特點與發達國家迥然不同，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有明顯差異。所以有理由說，中國貧困問題主要是西部農村問題。
中國曆來是一個農業社會，城市和現代工業不發達，人口的絕大部分居住在農村。造成這種狀況的直接原因是由於自20世紀50年代起政府實行的利益分配偏向於城市政策造成。借助於完善的社會保障體係和高額的生活補貼，城市成為幾乎沒有貧困的“綠洲”。隨著城市經濟體製改革深化和原有社會保障體係以及補貼製度的改變，城鄉壁壘被打破，農村人口加速向城市流動，也會使一部分農村貧困人口轉移到城市。城市貧困問題會變得比過去突出。但在相當長時期，貧困人口高度集中於農村的格局不會有根本性變化。因此，加快農村發展和增加農民收入的政策是今後長期扶貧戰略的基點。
緩貧政策。中國緩貧政策以70年代末經濟改革為界分為前後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特點表現為以改革分配製度、均衡收入水平為基礎，減少貧困發生率；第二階段的特點表現為以經濟高速增長為基礎實現脫貧。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政府實行了一係列社會改革計劃，如土地改革、普遍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和農村人民公社組織，改變了財產占有關係和收入分配形式，通過建立平等的分配製度，在低生產力水平下減少貧困發生率。但是，通過改革分配製度緩貧的做法隻在50年代前期有明顯效果。由於新體製的缺陷，失去了對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激勵，使得農業勞動生產率在以後20多年處於停滯狀態，農民人均食品生產量和消費量除個別產品外都沒有提高。作為大約可獲取90%左右熱量來源的糧食消費呈明顯波動，總的看較50年代前期沒有提高。50耀70年代農村貧困狀況沒有明顯緩解。這一時期國家對農民實行的高積累政策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國家通過稅收、儲蓄、價格等形式把農民收入的大部分甚至絕大部分轉到工業以支持實施高速度發展工業的戰略。1978年以後，農村經濟體製改革，人民公社解體，集體統一經營形式被多種多樣經營形式取代，主要被以農戶家庭為基礎的雙層經營所取代，從而排除了生產發展的體製障礙。加之，國家對農業投資的增加、農產品價格提高、取消對農民經營範圍的限製等諸多因素，使農村經濟和農民收入在80年代，特別是80年代前半期獲得了驚人增長，使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1978耀1999年農民人均實際收入每年遞增7.5%（其中1978耀1984年遞增率為15%），低於貧困線人口數量從2.5億降低到0.5億，減少75%，盡管隨經濟增長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農民收入差別擴大，但差別相當緩和，即使是農村最窮的那部分人口也從經濟增長中獲得好處。在農民收入增長和貧困人口減少之間有很高的相關程度，大致表現為農民實際收入每增長l%，貧困人口數量減少0.478%。
改善農業。西部貧困地區的農業資源豐富，大量草山、草坡沒有充分利用。許多實例證明，利用這些資源發展畜牧業和其他非種植業部門，將有助於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緩解剩餘勞動力壓力。但是非種植業部門對勞動力需要的增長會被種植業增長的剩餘勞動力所抵消。就農業總體而言，擴大就業的潛力有限。但是，農業對貧困地區和緩貧而言，仍然有著特殊的重要性。一種流行說法是“無工不富”，把提高農民收入寄托在工業上是現實的。但對大多數貧困地區和貧困農戶來說，農業仍然是收入的主要來源，增加農民收入在相當大程度上還要依賴於農業發展。農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主要靠農業實現。1978耀2000年農民人均生產性純收入增加額中，農業部分占60%，來自非農產業部分占40%。即使90年代末期農業陷入徘徊時期，這一格局也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