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西部民族貧困人口(1 / 3)

(1)世界超級難題

貧困問題是世界著名的“3P”問題之一。不僅存在由於分配不公而引起的相對貧困,而且也存在缺乏人的基本生存條件的絕對貧困。這裏所說的絕對貧困是就那些還沒有解決溫飽問題的貧困人口的生活狀況而言。他們食不果腹、缺衣少穿、居難避風雨、收入低、壽命短,是人類社會中生活最艱苦的那一部分人。絕對貧困人口在舊中國約占全國人口總數的60%耀70%,新中國建立後人們安居樂業、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但到1978年仍有占全國農村人口總數31%的約2.5億人口處於貧困狀態。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農村生產承包責任製的推行,貧困人口急劇減少,到1984年僅剩1.25億人。在這個時期(1978耀1984年),平均每年有1785萬人脫貧,這個速度在中外曆史上實屬罕見。為了進一步做好扶貧工作,1985年成立了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負責組織領導、協調全國的扶貧工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調動各部門、各地區的積極性,極大地推動全國扶貧工作的進展。1985耀1992年這七年中又有4500萬貧困人口脫貧,他們的年人均純收入從不足200元人民幣提高到450元以上,人均糧食從不足300公斤提高到350公斤以上。到2000年全國還有4000萬貧困人口沒有解決溫飽問題,約占全國農村人口總數的6%,主要集中在西部400個貧困縣中。就分布來說,大多在西部的定西幹旱地區、西海固地區、陝北地區、西藏地區、滇東南地區、橫斷山區、九萬大山地區、烏蒙山區等。其地貌特征有的是深山區、石山區、荒漠區、幹旱區,有的是高寒山區、黃土高原、地方病高發區和水庫庫區。就貧困程度來說,2000年這些縣的人均財政收入隻有100元,相當於當年全國人均財政收入600元的17%,其中有37個極貧困縣人均財政收入在20元以下,全靠國家財政撥款支撐;人均占有糧食在300公斤以下的缺糧縣很多,僅國家重點扶持的331個貧困縣中就有138個,人均糧食低於200公斤的還有73個。2000年全國貧困縣共吃返銷糧50億公斤,除其他用糧外,人均吃返銷糧54.3公斤,每人每年缺三個月的口糧;吃水也十分困難,全國約有4000萬人口、6000多萬頭大牲畜常年飲水困難,一般缺水都在半年以上;路也難行,還有約占全國總鄉數2%的1000個鄉不通公路,有約占行政村總數11%的8萬個行政村不通公路;還有約占全國總鄉數2%的1000個鄉不通電,占總鄉數1.2%的560個鄉不通郵,信息十分閉塞;庫區移民為全國和下遊地區人民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1500萬庫區移民中還有950萬人處於絕對貧困狀態,其中104萬人生產條件極差,人均耕地不足半畝;在貧困縣中,由於自然條件太差,還有500萬人口處於一方水土難養活一方人的惡劣環境之中;貧困縣的醫療衛生條件也差,約有占鄉鎮總數4.4%的2123個鄉沒有衛生院,人口死亡率和孕婦死亡率都比較高,僅就10萬人孕產婦死亡率來說,貧困縣是全國平均數的兩倍多,是北京和上海的10倍多;受教育程度也低,在全國貧困縣中,有121個縣7耀12歲兒童入學率在90%以下,平均每個縣約有7000名適齡兒童由於貧困而無法接受正規教育,平均每個縣教師缺編高達360人,基礎教育甚至義務教育都受到嚴重影響。

目前還未脫貧的西部民族地區3000萬人口(全國總計4000萬貧困人口),生存的惡劣自然條件和落後的經濟基礎決定了脫貧的艱巨性。然而,他們所處的時代、社會性質和發展趨勢等各方麵條件決定了他們又必須盡快脫貧,走出絕對貧困泥潭,與全國人民共同過上小康生活。這既是西部貧困地區人民的強烈願望,也是總設計師鄧小平“三步走”規劃中的第二步棋;既是21世紀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起碼要求,也是時代賦予的義不容辭的責任。因此,中國政府十分重視西部貧困縣發展問題,包括科技問題、人口問題和教育問題等。

我國西部400個貧困縣,原因是多方麵的,有自然的,也有社會的;有資源短缺的,也有人口過多的;有經濟底子薄弱的,也有人口素質低下的。在導致貧困的許多原因中,人口素質和人力資源是首要問題,影響麵既寬又廣,時間持續也相當長。在脫貧致富中,調節人口狀態、提高人口素質也將起著重要作用。

分母作用巨大而久遠。民族地區的貧富程度隻看總量水平不夠,還必須看人均水平,後者才是測量貧富程度的尺子,而人口的多少,增長速度的快慢,在人均水平的各項指標中起著巨大作用。民族地區貧困縣的特點是,人口相對生產要素顯得過多,人口增長較快,這正是導致貧困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對比分析中發現,具有相同社會財富存量和增量的兩個不同的縣,隻因人口總量和新增人口數量不同就會導致人均水平的極大差異。在這裏,降低出生率、減少新增人口將直接為貧困縣提高各項人均指標作出貢獻。否則,巨大的社會財富增量也會被迅速增長的人口拉平,甚至使人均水平降低,在貧困深淵中掙紮而不能自拔。所以,人口數量過多的致貧因素及其分母效應不可低估,必須引起足夠重視。

分母對分子具有反作用。分母是指人口及其增長速度,分子是指各項經濟指標。如果一個地區(例如一個貧困縣)計劃生育工作抓得很好,生育率較低,新增人口較少,就會節省一大筆新增人口投資,同時也節省了部分夫婦本應用於撫養孩子的寶貴時間,兩者通過多種渠道轉化成加速經濟發展的因素,加大投資,增多勞動時間,必然提高作為分子的各項經濟指標的增長速度。相對減少新增人口的作用是雙重的:一方麵縮小了分母,有利於提高人均水平;另一方麵又加大了分子,也有利於提高人均水平。否則,計劃生育工作搞得不好,生育率較高,新增人口較多,既增大分母,又縮小分子,本可以用做投資的積累基金也隻能用作新增加人口的消費基金,降低了各項經濟指標的增長速度。貧困縣新增人口的過快增長是他們長期以來沒能脫貧的重要原因之一。新增人口過快增長的作用也是雙重的,從擴大分母和縮小分子兩個方麵降低人均水平,對貧困地區的脫貧致富工作極為不利。

低素質人口比人口膨脹對經濟發展的製約作用更大。人口素質低是民族地區貧困縣的特征,文盲率高,教育層次低,科技人員少,思想陳舊保守的人多。低素質人口必然使科技知識存量少,缺乏革新意識和開創精神,勞動生產率低,提供的剩餘產品少,每個勞動力為各項經濟指標增長的貢獻小,整個國民經濟發展速度緩慢,不利於盡快脫貧致富。低素質的人口對經濟發展起著雙重製約作用,既不能促使各項經濟指標的迅速增大,又不能節製生育,往往加大分母的存量,降低各項經濟指標的人均水平。西部貧困縣欲擺脫貧困,必須改變這種局麵,全力以赴提高人口素質,從而使分子迅速增大,分母相對縮小。

民族地區人口結構對社會經濟發展也起很大的製約作用。

人口產業結構、人口職業結構、人口技術結構、人口城鄉結構、人口地域結構、人口文化結構、人口社會結構、人口年齡結構都處於較優狀態時,就會推動經濟社會迅速發展,增加分子各項經濟指標的總量;反之,人口產業結構單一,人口職業結構是體力主導型,人口技術結構層次低,人口城鄉結構失衡,人口地域結構畸形,人口文化結構落後,人口社會結構缺乏活力,人口年齡結構處於年輕型,那麼這些人口結構作用的結果將阻礙社會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