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知識經濟與西部跳躍式發展
西部在經濟綜合實力、經濟發展等方麵的落後，影響了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知識經濟的出現與發展，為我國西部地區實現經濟的跳躍式發展提供了機遇。
西部地區處於內陸，曆史上形成了封閉、粗放、低效的發展模式。改革開放後，這一舊的發展模式仍未真正改變，經濟基礎薄弱、結構性矛盾突出等問題愈來愈明顯，表現在：
西部與東部地區的差距還在擴大。從各地區在全國GDP總值中的比重來看，1978年，東部地區占GDP總值的50%，中部占32%，西部占17%，但到2000年，東部已上升為58%，中部則降為28%，西部地區地域遼闊，國土麵積占全國的56.5%，而工農業產值2000年卻隻占全國總量的12.8%。東部地區隻占13.5%的國土麵積，工農業產值卻占全國總量的62.6%。
經濟的二元化特征明顯，結構性矛盾突出。西部地區城市中以機械、電子、航天、航空技術為代表的現代產業部門有了一定的發展，農村卻以手工勞動、半手工勞動為主，農業的現代化和機械化水平遠低於東部，經濟二元特征十分明顯。從產業結構看，西部地區第一產業所占比重偏大，第三產業發展不足，以2000年為例，三種產業的比重全國為20.2：49.0：30.8，東部地區的廣東為14.4：50.2：35.4，江蘇為16.1：45.2：32.7，而中部的湖南為24.1：45.3：30.6，西部的四川為27.9：42.1：30，西部某些省份第一產業比重甚至高達30%以上。從所有製結構來看，西部地區非國有經濟尚未很好地發揮經濟增長點的作用，早在1993年，東部非國有經濟工業產值已占工業總產值的66.4%，有的省高達80%以上，而西部國有工業產值占全部工業總產值的66.9%。
文化教育科技事業落後，人口整體文化技術素質偏低。長期以來，我國對教育事業投入不足，教育經費占GNP的比重，2000年僅為2.44%，而西部地區所投入的比例遠低於東部地區，更不用說與發達國家相比。加之西部地區地域廣，人口密度小，大中城市少，城市群落極少，信息傳達不便，文化教育的傳播和普及受到限製。據第3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每千人中文盲、半文盲數（12周歲以上）東部北京為125人，江蘇為273人，廣東為168人；西部的四川為237人，貴州為323人，雲南為339人，其他省份均遠高於東部地區省市。東部地區本科以上畢業人數占全國本科以上畢業人數的53%以上，西部還不到10%。正由於此，西部地區長期陷於一種相對封閉狀態，難以集聚科研機構和科技人才，難以改變傳統生產方式，進而形成一種貧困的惡性循環。
基礎設施落後，社會服務體係不完善。西部地區除四川等省外，絕大部分地區公路、鐵路幹線很不成體係，通車裏程十分有限，通信、郵政設施缺乏，供水供電設施不足，給人們生活和社會生產帶來不便，也不利於外向型經濟的發展。
以上幾個方麵，反映了西部與東部地區之間的差距，說明了西部內在的矛盾和問題。要實現“十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規劃，減少當前亞洲金融危機的負麵影響，必須縮小東西部差距，加快西部地區發展。而西部過去粗放、低效的發展模式已不適合於新的經濟形勢，必須尋找新的契機，實現經濟跳躍式發展。
知識經濟，正成為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它所體現的經濟發展的新思路和新模式，給我國、特別是西部地區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和途徑。
知識經濟是一種以知識和技術為依托的新型經濟。在這種新型經濟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知識和技術，知識、智慧、信息等要素是生產的首要資源，稀缺性自然資源和勞動力的需求相對減少，信息業和高科技產業成為支柱產業，產業結構進一步高級化。全球範圍內的經濟一體化和新一輪科技革命，是西部發展知識經濟的曆史機遇。知識經濟本身具有效率高、傳播快、輻射廣、滲透強和創新能力大等特征和屬性，在以下幾個方麵有助於推動西部地區實現跳躍式發展：
知識經濟以知識、智慧、信息等無形資產為首要經濟資源和生產要素，這不僅可以替代傳統經濟中已經或將要短缺的自然資源，而且可以通過知識、智慧對現有自然資源進行科學、合理、綜合、集約地配置，或通過智力資源開發富有的、當前未認識其價值的其他自然資源來創造新財富。發展知識經濟，一方麵加大生產中知識和科技含量，另一方麵可科學、合理、集約地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提高經濟效益和產出率，改變西部高投入低產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減少對環境的破壞，實現可持續發展，增強西部經濟發展後勁。
知識創造的無限性和內在的創新性使其能快速更新、快速傳遞。先進技術一旦被發明、創造出來，便以幾何級數滲透和傳播到生產各個領域，在總生產函數中成為主變量，而勞動、土地等有形要素則以不變量存在。且知識、技術作用於生產的過程，不再像有形要素那樣相互依賴，按比例配置，單方麵增加其投入量，不會導致邊際收益遞減，安全改變了傳統經濟中有關資源、要素稟賦所形成的區位優勢。未來經濟發展對知識的要求在任何發展知識經濟的地區都是同樣的，從這種意義上說，西部除了基礎較差外，與東部地區幾乎是同時起步的。而且西部地區可以以先進的知識、技術來激活傳統產業，發展某些高科技產業，從而可能在較短時間內縮小與東部的差距，追趕世界經濟發展潮流。
知識經濟發展後，知識的全球共享性和網絡化，巨大的輻射效應和擴散效應，可促進封閉地區的開放，加速落後地區和國家與先進發達地區接軌的步伐。西部地區某些大中城市的科研院所和企業已具備吸收和創新技術能力，而且現在有先進的網絡技術和通信技術可利用，隻要緊隨全球的科技發展潮流，參與世界一體化進程，就可獲得巨大的科技和信息資源，再通過內部化對其他地區進行輻射和擴散，從而改變整個西部地區相對封閉落後狀態，加快與全國和世界市場的接軌。
知識經濟時代，生產過程中的知識、科技含量大增，生產的“柔性化”成為普遍現象。農業現代化衍生出農產品加工業、農業技術培訓等服務業，工業信息化衍生出中介性服務和技術性服務業，使製造業和服務業走向一體化，服務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這種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和軟化有利於推動西部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改變二元經濟現象。發展知識經濟後，計算機、通信、航空、航天等高科技產業將得到大力發展，它們則會帶動與之相關的服務業蓬勃發展，為社會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同時，科研教育文化事業和職業培訓也會得到更多發展，人們的素質和社會適應能力將增強，當知識部分代替勞力而釋放出一批勞動力時，他們就能迅速分流到服務性行業。西部地區的國企改革正在艱難地進行，知識經濟中服務業比重和地位的上升，將有助於西部地區建立現代企業製度和解決就業、培訓等問題。產業結構的調整帶動國有企業改革，兩大困擾西部經濟發展的難題，在知識經濟下有了新的解決途徑。
麵對知識經濟帶來的機遇與挑戰，我國政府和西部地區的當務之急是齊心協力行動起來，抓住這一機遇，即采取有效措施，構建知識經濟發展的良好環境和基礎。
充分發揮政府的領導、規劃和協調功能，落實“科教興國”戰略，建設國家創新體係。發展知識經濟，縮小東西部差距，政府的作用十分重要。政府應轉變觀念，充分認識科技、教育巨大作用，采取可行措施和政策，切實落實“科教興國”發展戰略。當前，政府可針對西部地區製定一個有目的、有順序的宏觀規劃，在此基礎上再製訂相關知識型產業政策、法令和實施辦法，其核心應是促進適用技術的開發和關鍵技術的攻關，促進高科技走出實驗室，實現產業化。政府應鼓勵企業通過自主創新求發展，同時在全國範圍內建設國家創新體係，這一體係包括知識創新、技術創新、知識傳播和知識應用4個子係統。中國科學院集中專家們的智慧而提出的《迎接知識經濟時代，建設國家創新體係》的研究報告，值得政府關注。此外，政府還應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製訂相關的製度和法令，保護知識、技術的巨大價值，激發科技人員的創新動力。
建立企業技術創新動力機製，強化企業知識經濟主體意識。發展知識經濟，企業是主體。西部地區集中較多大型國有企業，它們有一定的技術開發實力，但缺乏技術創新的自主性，有關部門和當地政府應製定有關政策，營造一個強化企業技術創新意識和行為的外部激勵約束機製，刺激的重點應由單純頒布各種優惠政策轉移到政策的落實和促進企業製度創新及強化市場競爭環境上來，具體手段包括：把企業的經濟活動和行為引向以知識經濟發展為主的軌道上來；加速西部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步伐；加快建立現代企業製度，使企業真正麵向市場，增強競爭意識；通過法律手段，限期淘汰落後技術、裝備和產品；同時，提高企業家素質，使之樹立創新意識，組織技術創新。
加大科技和教育投入，保證科教事業的發展，培養高素質人才。知識經濟時代，科技人才、知識資本和創新能力將決定一國的綜合國力。我國科技投入所占GDP長期徘徊在0.5%耀0.7%，與科技發達國家2.5%耀3%相差甚遠，用於西部的比例更低。在西部地區，發展科教事業，重點是加大投入。中央已提出在2000年全社會研究與發展經費占GDP的比例達到1.5%。把精簡機構和製止重複建設省下來的錢用於科教興國，相信西部地區能受惠更大。東部地區在知識化、集約化進程中，對資金的需求將有減少趨勢，中央政府可鼓勵東部的富餘資金，甚至外資投入到西部地區的教育和科研事業中，也可鼓勵西部有條件的大中城市和大企業自辦科研和培訓機構，走產、學、研相結合的道路。事實證明，教育投入所獲得經濟效益相當可觀，美國企業調查統計分析認為，對職工培訓每投入1美元，就能收到50美元的經濟效益。西部地區實現跳躍式發展，更有賴於這些以較少投入產生巨大經濟效益的投資行為。同時，西部地區要創造條件為高素質人才提供良好工作和生活環境，吸引人才流入，這樣發展高科技產業才有希望。
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構建邁向知識經濟的基礎工程。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和瑞士國際管理學院關於國際競爭力的報告，在影響我國競爭力的八個主要因素中，基礎設施是最差的一個，在46個參評國家中排第40位，其中尤以包括郵電、通信、計算機網絡、信息技術、工業機器人等技術基礎設施為差，排倒數第二。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在全國總體中又是排名最後。西部實現跳躍式發展，不僅要大力加強交通、通信、郵電等一般性設施和電力、水利等能源基礎設施建設，更需要加大對通信衛星、計算機網絡、視聽傳媒網絡等信息設施建設，目前發達國家“信息高速公路”建設便是其表現形式。我國政府在扶持全國發展信息基礎設施時，重點應放在西部，這不僅有利於吸引外資、改善投資環境，而且有利於用高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發展基礎設施，除了技術外，重要在於資金的投入。政府可製定優惠政策如收益分享、稅收減免等鼓勵東部企業和其他部門、外資，西部本地大企業通過多種渠道向基礎設施投資。
建立風險投資機製，加快科技工業園區建設，加速推進產、學、研相結合的步伐。建立風險投資機製，設立風險投資基金，是市場經濟條件下高技術創新及產業化獲得充足資金的有效途徑。西部發展高科技所需的資金和高素質人才都欠缺，有了風險投資機製，風險投資就成了風險型創業的載體，創業者憑其擁有的知識和過人的技能得到必需的資金，投入者獲得資本增值，大大縮短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周期。建立科技工業園和高新技術開發區是風險基金發揮作用的最有效方式，西部地區應重點扶持已有的高科技園區，如：四川托普軟件園等園區建設，同時在昆明、蘭州、烏魯木齊等城市建設一批國家級高科技園區。實踐證明建立高科技工業園能有效促進產、學、研相結合。西部地區農業、原材料工業和機械工業等基礎工業比重大，需要科技工業園開發出高新技術進行改造，如可運用現代生物技術和基因工程，發展高效、優質、高產、節水農業，實現農業現代化；應用傳感技術、計算機技術、通信技術、大規模集成電路等加強對機械、電子、汽車、石油化工等傳統工業改造，使它們發展為該地區的支柱型產業；應用軟件技術、新能源、新材料技術、信息網絡技術等21世紀高新技術發展高科技產業。
加大西部地區的對外開放力度，促進西部地區與全國和其他國家或地區的交流和合作，使西部地區取長補短，加速經濟的發展。西部地區雖然出海口較少，但有漫長的國境線，是通往西北和西南的橋梁，可在邊陲地區建設邊貿城市和邊陲經濟特區。西南各省與南亞各國毗鄰，組建瀾滄江――湄公河經濟合作區的調查早已有之，知識經濟促進世界的一體化，這一設想可以變為現實。新疆與中亞各國經濟來往頻繁，組建中亞經濟圈能更好地加強相互之間的交流與合作。知識經濟是開放型、全球化的經濟，西部地區隻有眼觀四麵，耳聽八方，融入全國和世界發展大潮，才能飛躍，真正迎接知識經濟浪潮。
（2）融合型經濟的培育
所謂融合型經濟是指能充分融入本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之中，並對該地區經濟發展具有較大促進和帶動作用的經濟形式，它一般能結合該地區資源、要素的特點，充分利用本地資源和要素，及時滿足本地居民的消費需求，縮小本地區二元經濟的差距，填補技術原始的初級產業和技術先進的現代化產業之間的鴻溝，為加快本地區經濟發展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起到連接和橋梁作用。融合型經濟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它能根據本地的資源特點和經濟發展環境，以充分利用本地資源和要素、提高資源和要素的利用效率為準則，通過對資源的初級加工和深加工，提高資源的附加值，增加本地的國民收入；它能及時地滿足本地區乃至其他地區人們特定時期的消費需求，能根據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及其結構，適時地調整生產結構和產品結構，使生產結構和產品結構同市場和需求結構緊密地銜接，一般不會錯過每一個寶貴的市場機遇，在滿足本地區及其他地區人們消費需求的同時促進自身經濟的快速發展；它能在本地區的初級形態經濟和現代化形態經濟之間架起一座橋梁，通過自身的不斷發展、成長去彌合兩者之間的差距，從而達到消除本地區二元經濟狀態，實現自身經濟一體化的目的；融合型經濟的主要組織形式或載體是非國有中小型企業。這類企業由於規模小，經營靈活，調整方便，市場開拓和創新意識強，能從事許多大企業不願做或不能做的生產經營活動，因而能適時地根據本地資源、要素以及市場需求的特點安排和調整自己的生產規模和結構，較好地滿足發展本地經濟的要求。由此可見，融合型經濟是一個地區經濟形態中的一個重要層次，沒有它就無法形成結構合理、功能完整的經濟形態。從動態的觀點看，融合型經濟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的必經階段，這個階段完成得快慢和好壞直接影響到自身經濟發展乃至社會發展的步伐。所以，任何一個地區為了加快自身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就必須下功夫培育和發展融合型經濟形態。我國的東南沿海地區是這方麵非常成功的一個例子。改革開放以來，東南沿海地區憑借自身原有較好的經濟發展基礎、區位優勢和國家提供的優惠政策，大力發展非國有中小企業，培育起一個非常厚實的融合經濟層，從而促進本地區經濟的高速增長和發展。
反觀我國西部地區，情況卻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受原有經濟發展基礎、商品經濟意識、國家經濟政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與本地經濟發展融合性較好的非國有中小企業發展相對較慢，因而其對本地區經濟發展的作用和貢獻也就較小，據統計西部9個欠發達地區非國有工業產值全部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當年全國水平相應比例為66%，而西部地區各省份的該指標分別為：四川59.7%、貴州33%、雲南30.5%、西藏26.9%、陝西39.2%、甘肅33.7%、青海16%、寧夏31.1%、新疆26.5%）其中貴州、雲南、青海、陝西、甘肅、寧夏、新疆、西藏等欠發達地區非國有工業的比重不到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另外，與東南沿海地區相比，近年來西部地區非國有企業工業的發展速度也較慢，使西部地區與東南沿海地區非國有工業發展的差距進一步擴大。從1990耀2000年，我國非國有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提高了20.6個百分點，西部地區除四川外，這一比重提高的幅度全部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其中貴州、雲南、西藏、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地區提高的幅度不到10個百分點。由於該地區非國有企業發展緩慢，因而融合型經濟的基礎就較為薄弱，對本地區國民經濟的影響和作用就不如東南沿海地區那麼大。因而就無法充分有效地利用本地的資源和要素，適時地滿足本地市場的需求，迅速縮小與彌合本地區二元經濟的差距和鴻溝。
造成我國欠發達地區融合型經濟發展緩慢的原因是多方麵的，既有自然條件方麵的原因，也有原有經濟發展基礎方麵的原因；既有社會文化方麵的原因，也有國家政策方麵的原因。
缺乏勇於創新、敢於冒險的經濟主體。西部欠發達地區近年來非國有工業發展滯後以及融合型經濟發育緩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勇於創新、敢於冒險的經濟主體。而這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觀念問題。西部欠發達地區長期以來由於受小農經濟和封建意識的影響以及地處內陸地理環境相對比較閉塞的限製，觀念較為落後，商品經濟意識較差，具體表現在行為上是封閉、僵化，易於滿足、安於現狀，求穩怕險。由於穩固有餘，因而創新不足，經商怕虧本，辦企業怕賠錢，搞聯合怕受騙，最終窒息人們的創造意識，其結果隻能是“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因而很難培育出勇於創新、敢於冒險的經濟主體。
缺乏有利的經濟發展環境。西部欠發達地區近年來非國有工業發展滯後以及融合型經濟發育緩慢的另外一個主要原因是缺乏有利的經濟發展環境和投資環境。首先，西部欠發達地區地處我國的內陸，不具有東部發達地區毗鄰沿海的區位優勢，因而不利於與外界的商品和要素的往來與交換；其次，西部地區交通運輸、郵電、通信等社會經濟條件也較為落後。這方麵與東南沿海地區同樣存在著較大的差距。上述因素在相當程度上阻礙和抑製鄉鎮工業、私人工業等非國有工業的發展。另外，西部欠發達地區原有較為薄弱的經濟發展基礎也影響鄉鎮工業、私人工業等非國有工業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東南沿海地區非國有企業之所以能夠迅速發展，除國家的優惠政策和本地區良好的社會經濟條件外，與原有較好的工業發展基礎直接相關。比如，蘇南地區鄉鎮企業的較快發展，就是利用其原來較為發達的社隊企業基礎，福州私人企業的較快發展，則是利用其原有家庭手工業較為普遍的基礎。而西部欠發達地區原有社隊工業以及家庭手工業等發展都較為落後，所以改革開放以來依靠這個基礎發展鄉鎮工業、私人企業、個體企業就受到一定程度的限製。可見，西部欠發達地區鄉鎮企業、私營企業、個體企業等非國有工業發展緩慢，融合型經濟發育不全與該地區缺乏有利的經濟發展環境直接相關。
缺乏帶動本地非國有工業發展的工業結構基礎。與東南沿海地區相比，西部欠發達地區工業結構中重工業占的比重較大，而且往往與資源開采與初加工存在更多的聯係，要求以資金密集型為主要特征，表現在組織結構上以大型工業企業為主，這種結構工業的產品結構不像東南沿海地區交通運輸設備製造、電氣、機械與器材製造、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等工業的產品結構，其產品擴散能力較弱，城市工業對鄉鎮工業、私營工業、個體工業等非國有企業帶動作用不強，這是西部欠發達地區非國有工業和融合型經濟發展緩慢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缺乏國家優惠政策的支持。東南沿海地區鄉鎮企業等非國有工業改革開放以來起步早、發展快，除上述的各種原因外，與國家提供諸多優惠政策有關。我國改革開放的次序是從沿海到內地，與此相適應國家優惠政策的實施也首先從沿海地區開始。國家在資金供給、稅收減免、用電用水用地、企業製度選擇等多方麵給沿海地區提供了諸多有利條件，所有這些，廣大的內地享受不到，至少改革開放之初基本上如此。由於缺乏國家優惠政策的支持，使西部欠發達地區本來發展就緩慢的非國有工業發展更為困難，這是西部地區融合型經濟發展緩慢的又一重要原因。
西部欠發達地區由於融合型經濟的缺乏，已經或正在對本地區經濟發展帶來許多不利影響。具體表現在：
對本地資源利用不足，致使資源利益的大量外流。西部欠發達地區中的許多省份資源條件好，原料擁有量豐富，這本是西部地區加快自身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和基礎，但由於該地區非國有中小企業及其他市場經濟主體發展緩慢，融合型經濟“斷層”，這些寶貴的資源隻能利用很少一部分，其中大部分被輸送到發達地區。由於我國價格體係扭曲，導致原料價格畸低，所以在輸出原料過程中其資源利益發生大量的流失。其次，資金的流失進一步弱化西部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基礎。西部欠發達地區由於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經濟實力較弱，加上國家對該地區的撥款、借款數額有限，所以資金短缺一直是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中麵臨的主要矛盾。如何解決好足夠的資金問題是西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項重要任務。然而，西部欠發達地區由於非國有中小企業等其他類型企業及其融合型經濟發育緩慢，對現有這部分稀缺的有限的資金利用既不充分，同時效率又低。加上該地區的投資環境較差，資金外流的情況時有發生。據統計某省份1992年一年就有200億寶貴的資金流向東南沿海發達地區。資金的流失進一步加劇西部欠發達地區資金短缺的矛盾，直接製約和阻礙該地區的經濟發展。再次，融合型經濟發展緩慢導致人才大量外流。相對於東南沿海發達地區來說，西部欠發達地區人才更為短缺。然而，由於西部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速度慢，非國有中小企業及其融合型經濟發育不起來，難以形成氣候，人才找不到用武之地，聰明智慧得不到充分施展。在這種情況下，人才必然流向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因為在那裏非國有中小企業體係發達，融合型經濟層深厚，它們的聰明才智能夠充分得以施展。改革開放以來不斷加劇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孔雀東南飛”的狀況是這方麵的真實寫照。人才的流失使西部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中又喪失了一個寶貴的資源。
西部欠發達地區融合型經濟發育遲緩使其喪失了寶貴的市場機遇。改革開放之初我國許多商品特別是消費品十分短缺，市場是典型的賣方市場，那時企業麵臨的市場機遇很好，東南沿海地區憑借國家提供的優惠政策及其他發展機遇，大力發展鄉鎮企業、私營企業、個體企業等非國有企業，迅速培育起深厚的融合型經濟層，及時地適應和滿足市場需求，使產品迅速占據本地乃至全國很多地方的市場，取得了十分可觀的經濟效益，也為未來的經濟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寶貴的資金積累。然而，西部欠發達地區由於受自身發展條件和國家政策及其他機遇的限製，鄉鎮企業、私營企業、個體企業等非國有企業發展緩慢，融合型經濟薄弱，無法及時適應和滿足市場需求，捕捉市場機會，開拓市場空間，使本地產品市場的相當一部分被發達地區的企業所擠占。由於融合型經濟發育的遲緩，使西部欠發達地區無法利用改革開放之初大好的市場機遇，從而喪失大量的市場利益。
西部欠發達地區融合型經濟發育遲緩進一步拉大該地區與東南沿海地區之間的經濟差距，弱化西部發達地區未來經濟發展的後勁和實力。我國東西部地區之間的經濟差距曆史上長期存在，但改革開放以來這個差距進一步拉大了。差距拉大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為根本的原因是西部欠發達地區鄉鎮企業、私營企業、個體企業等非國有企業發展緩慢，融合型經濟薄弱。近年來大量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一個地區鄉鎮企業、私營企業、個體企業等非國有企業的發展與其經濟增長和發展速度呈強正相關關係，即是說一個地區鄉鎮企業、私營企業、個體企業等非國有企業發展得越快，該地區經濟增長速度就越快。近年來我國東南沿海發達地區經濟調整增長主要靠非國有企業的迅猛發展支撐，非國有企業在該地區的國民經濟中已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非國有企業工業產值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據統計，沿海地區非國有企業產值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1981年的25%增加到2000年的72%。相比之下，西部欠發達地區非國有企業發展緩慢，其在本地區國民經濟中的作用比較弱小，對本地經濟發展的促進和帶動作用較小，從而限製西部欠發達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拉大該地區與東部發達地區之間的經濟差距。
西部地區融合型經濟發育遲緩使其未來經濟改革的步履更艱難。由於鄉鎮企業、私營企業、個體企業等融合型經濟形式數量較少，因而由其決定的該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較慢，經濟效益較差，地區國民收入增加緩慢，這使得該地區支撐未來進一步改革的財力十分有限，使進一步改革步履維艱。另外，鄉鎮企業、私營企業、個體企業等融合型經濟形式的不發達也為西部欠發達地區國有企業的改革帶來不利影響。西部欠發達地區經濟結構中國有企業占的比重相對較大，如何盡快搞活搞好這部分國有企業是欠發達地區經濟能否迅速發展的一個重大問題。然而，搞活國有企業不僅是國有企業自身的事情，它與許多方麵的配套改革和發展都有關係。其中，非國有企業的發展狀況與國有企業改革的推進具有重要的聯係。首先，非國有企業的發展為國有企業減輕稅賦的改革提供了經濟基礎。搞活國有企業並將其推向市場，必須改變國有企業高稅賦的局麵，實行公平稅賦。但如果降低國有企業的稅賦，會減少國家或地區的國民收入。為了既不降低財政收入同時又能推動國有企業的改革，通過發展非國有經濟則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通過發展非國有經濟，可以達到擴大稅基、增加財政收入的目的。如果沒有這一經濟依托，國有企業走向市場、參與市場競爭的改革就難以起步。其次，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為國有企業推行破產製度及其企業冗員的安置提供了一個重要保證。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發生破產及失業問題，為保證社會和政治的穩定，就必須安置好失業和下崗人員。而通過發展非國有經濟可以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吸收國有企業中的富餘人員重新就業。從近幾年的改革實踐看，凡是非國有經濟蓬勃發展的地區，國有企業改革中勞動力安排就比較容易處理，從而國有企業改革的阻力較小。另外，非國有經濟的發展有助於國有企業的改組。國有企業改組的基本內容是搞一批，淘汰、放棄一批，其實質就是要使部分生產要素轉移出來。然而，接受這些轉移出來的生產要素需要一定的經濟組織作保證。非國有經濟就能比較好地完成這一任務。一般來說，非國有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其承接國有企業改革組合的要素轉移能力越強。同時，非國有經濟的發展還在思想觀念、製度、安排、行為方式等方麵，為國有企業改革提供了示範。這些對促進國有企業的改革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