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做事都有一定目的，即便隨心所欲也是一種目的，除非這個人精神紊亂，不能控製自己的行為，他的行為才會有悖常理；同理，任何公共政策的出台也都有著明確的目的，這是一個無須證明的常識。但是在實施中，卻往往出現一些事與願違、始料不及的結果。“然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宋·朱熹）究其原因，無非是時空環境發生變化，原來設想的條件已不具備；或者事前考慮不周，導致前功盡棄；還有則是意料之中的負效應，但在可承受、可控製的範圍內。
稅收悖論，是說稅收作為一種公共政策，盡管對其的任何調整、補充都有著明確的目的，但在出台之後的執行過程中，也會出現一些與其目的相悖的現象，其原因盡可在上述分析中找到一項或者數項。
出現稅收悖論，要對其負效應認真評估，調查原因所在，權衡利弊，適時修正，不可以一意孤行，以免負效應擴大，得不償失。
這裏，集中分析幾種稅收悖論，目的是為讀者提供一些案例，以為鏡鑒；並因此舉一反三，在決策時慎重考慮，在執行時盡量結合實際，以便減少可能的負效應或將其控製在可掌控的範圍之內。
一、煙草，寓禁於征的負效應
吸煙有害健康，這是被科學早已證明了的不爭事實。事關國民健康，政府理當幹預，但由於吸煙對健康的危害是緩慢的，同時，由於煙草生產曆史較長，有吸煙癖好的人數眾多，因此政府隻能采取柔性的幹預措施，其中之一就是運用稅收杠杆，對煙草製品課以重稅，使其價格大幅度提升，以迫使吸煙者減少消費，從而達到寓禁於征的目的。1983年工商稅製改革前的流轉稅——工商稅，對卷煙設置了五檔稅率，最高的甲乙級卷煙66%，最低的戊級卷煙、煙絲40%。1983年工商稅製改革後的流轉稅——產品稅，甲級卷煙的稅率是60%，戊級卷煙的稅率是32%。1994年分稅製改革後，對煙草製品在流轉環節征兩道稅，一是增值稅，一是消費稅。其中消費稅稅率分四檔，最高45%，最低30%。兩種稅相加，實際稅率最高應不低於60%。
新中國成立以前的煙草稅收我未考察，新中國成立後的煙草稅收，不論哪個時期，都是流轉稅稅率之最，一般產品的稅率多在5%左右，對個別需要調節的奢侈品稅率，如糧食白酒，最高稅率各個時期不同，工商稅60%，產品稅50%，消費稅25%，也從未超過煙草，而且呈不斷下降趨勢。
煙稅是如此之高，一支煙的稅收（流轉稅和所得稅、財產稅等）要占價格的四分之三以上，也就是說，隻有扔掉的煙蒂才是其成本，燒掉的部分都是稅收。按常理，煙草工業及其製品不說一蹶不振，也應該日見萎縮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中國的煙草工業反而愈做愈大。在2003年中國納稅百強企業排行榜中，煙廠占了34名，當年納稅850.64億元，比上年增長26.73%，占百強總額的35.13%。中國煙草工業年納稅額占總稅額的10%以上，連續多年成為我國第一大產業，第一大稅源。
顯然，寓禁於征並沒有達到目的。原因何在，筆者認為，一方麵這與煙草的特點有關，煙草含有吸之使人成癮的物質，戒斷有難度。因此，從需求上看，煙草製品缺乏彈性，吸煙者麵對高價，或減少消費或降低檔次，很難完全戒斷；從供應上看，既然有需求就有市場，也就必然有利可圖，所以，企業當然不會減少生產。另一方麵，則是煙草的高稅導致的負效應。改革開放後，我國財政體製的基本框架是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飯，根據各級的事權，將占財政收入主體的稅種劃分為中央稅和地方稅。由於煙草製品稅率是如此之高，相較其他行業的投入產出比，煙草行業無疑是能帶來最大稅收的行業。在高稅收的刺激下，各地對辦煙廠的積極性空前的高。雖然中央對此非常清楚，相繼采取了許多措施，例如對煙草行業實行嚴格的計劃管理，不準新辦企業；同時將消費稅劃為中央稅，增值稅75%歸中央，25%留地方。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方也想方設法，明裏暗裏與中央展開博弈，或先斬後奏，建設新廠；或以退為進，將新廠作為老廠的車間（獨立核算）；或追加投資，擴大規模；或反複遊說，以老少邊窮等名義爭取法外開恩等等。一句話，千方百計擴大地方煙廠在全國總盤子中的份額。究其實質，不能說各地置民眾健康於不顧，實在是畸高的稅率帶來的可觀的稅收分成對地方的誘惑太大了，以致地方政府不能不把煙廠作為主要稅源拚命保護了。地方如此，中央何嚐不是如此，煙草的稅率越高，占稅收的比重越大，對其限製的決心也就越難。中國的煙草工業在一路限製中一路發展，不斷壯大，以致尾大不掉，成為今天中國的第一行業，可以說是中國決策者的尷尬，也是他們始料不及的。其主要原因，恰恰是寓禁於征的高稅政策。
二、重稅調節，懲罰了誰
市場經濟的一個明顯缺陷是貧富差距擴大，這是由於市場中各個經濟主體以利益最大化為目標進行競爭造成的，這也成為它最為人詬病的外部性特征。這個問題如不能妥善解決，將成為影響市場經濟體製國家社會穩定的病灶。貧富差距並不是無藥可醫，政府的職責之一就是在為微觀市場競爭構築良好環境的同時，通過種種政治、經濟、社會手段，對其產生的外部性問題進行矯正，也就是說通過對資源的重新配置和財富的再分配，來縮小貧富差別，以使社會保持和諧、穩定與可持續發展。
在政府可以選擇的各種調控收入的工具中，經濟的手段最直接、最明了、最有效，而經濟手段中最被重視、最為常用的則是稅收工具。
政府可以通過稅收工具，在征收前釋放政策信號，引導資源的重新配置，在征收後進行財富再分配。前一種方法這裏不論，隻說後一種方法。政府的選擇有許多，一是通過開征消費稅、所得稅和財產稅類（如遺產稅、贈與稅、物業稅等）對富人的財富進行再分配；二是在所得稅上設置畸高的邊際稅率直接麵向富人的高收入征收。消費稅專門針對一些奢侈品征收，例如汽車、煙草、化妝品等，這些商品可以提高生活質量，但並不是生活必需品，能夠購買享用的人，一般都是較富裕的階層。對這些商品征收消費稅，實際就是對富人的收入進行再分配。由於個人所得稅是普遍征收的，為了實現調節的目的，所以特別設置了累進稅率，也就是根據收入的多寡設置從低到高的稅率，收入越高適用稅率越高。例如我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對個人的工資、薪酬所得，就采用九級超額累進稅率，稅率從5%～45%不等，而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和經營者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則采用五級超額累進稅率，稅率從5%至35%不等。
政府通過使用上述稅收工具，的確能夠實現“損有餘補不足”的財富再分配目的，然而不可避免地也會出現一些負效應。
就消費稅來說，政府選擇的奢侈品固然都是富人享用較多的商品，但這些商品在需求上有著較大的彈性，也就是說可以使用也可以不使用，不像糧食等生活類商品沒有多少替代品，需求彈性很小。既然奢侈類商品需求彈性大，那麼當由於高稅率而引致的高價格使富人感到得不償失時，他們就會放棄購買諸如高檔轎車、私人遊艇、別墅等，轉而購買或消費其他沒有征收消費稅的商品與服務。這時候，高稅率的負效應就暴露了出來，即它沒有起到正麵作用，反而起到了限製奢侈品行業發展的作用，因為供給在短時期中缺乏彈性，不可能輕易轉產。這個行業的萎縮，直接受害者既包括投資者、企業家，更包括眾多的工人以及原材料供應鏈上遊的農民或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