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美國的流行詞中有一個與稅收有關，叫做“（利於）帕麗斯·希爾頓的減稅”，這是民主黨對小布什的共和黨政府“廢除遺產稅”起的別稱。
我不知道中國有沒有人搜集流行詞，如果有，那麼2005年與稅收有關的詞彙，大概少不了“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或許“停征農業稅”也會入選，但“增值稅轉型”、“兩稅合並”和“降低關稅”不會入選，盡管它們也牽扯廣大納稅人的切身利益，但由於不是全局性的，因此不會引起廣泛關注。
另外，假如我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也評選流行詞，那麼，2005年度，“廢除遺產稅”也當是熱門流行詞。
減稅，近自2001年小布什擔任美國總統，遠至1981年裏根擔任美國總統以來，已經成為20世紀後期一直延續至今的世界稅收的一股潮流或曰趨勢。2005年，國際納稅人協會大會的主題就是“低稅收帶來高發展”。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逐漸融入了經濟全球化的體係，當然也不能置身事外，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若幹問題的決定》就明確將“簡稅製、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作為下一步財稅體製改革的目標。
在民主政治製度下，一項決策表麵上雖然是由政府作出的，但實質上它是以民意為決策主要導向的，因此這項決策可以說代表了多數民眾的利益，換言之可以說多數民眾對其評價是積極的、正麵的。對於減稅，這股起於美國、影響帶動世界多數國家，延續迄今已逾四分之一世紀的趨勢，理當也這樣看待。
然而，任何公共政策都很難實現“帕累托最優”——如果有某種資源配置狀態，任何可行的調整都無法使得調整之後一些人的境況變好，而其他任何人的境況至少不變壞——尤其是稅收，它在征收階段對納稅人的既得利益進行分割，在分配階段則對納稅人的公共需求進行供給，可以說一頭連著納稅人的個體利益，一頭連著納稅人的公共利益，就像蹺蹺板，減輕一方的負擔，必然會增加另一方的負擔，或者說使另一方的需求不能得到及時和充分的滿足，很難達到平衡或者“雙贏”；何況，現代稅製的設計，也有意通過稅收負擔的區別來調控在財富占有方麵的失衡。所以，稅收法規的每一次調整，不論是宏觀還是微觀，不論是生產環節還是消費環節，不論是對財富的增量還是存量，都將是對納稅人利益的調整，也都將在使一部分人受益的同時使另一部分人受損。稅收的複雜性還表現在，有的法規其作用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間接發揮作用，用俗話說就是退一步進兩步，因此也可能使一部分利益團體不理解，進而加以反對。因而，對稅收——主要是減稅和增稅的評價，社會各界往往從感覺出發，從眼前利益出發，從直觀利益出發，在這種心態下作出的評價，由於缺少理性成分，有可能損害自己的整體利益，也有可能影響社會的公正和效率，進而影響社會的和諧。
所謂理性，就是用全麵的、聯係的、辯證的方法看待和評價事物、現象。理性拒絕感覺，拒絕乍看似乎很美的表象的誘惑，堅持運用普世價值觀，經濟、社會科學理論考察各種決策，並在決策的實踐有了眉目以後再下結論。不唯對稅收，對各種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決策都作如是觀。
以下，我將以理性方法作指導，試著對近年的減稅和增稅決策作些評說。
一、如何理性評價減稅
減稅的目的一是對納稅人（法人、自然人）較高的稅負進行調整，以提高納稅人的競爭能力；二是通過調整稅負，達到某種經濟、社會意義上的公平；三是以減稅作為鼓勵、獎勵手段，吸引納稅人對特定的行業、地區或產品進行投資或擴大再生產。以上三個方麵是指微觀的減稅目的，一般來說它是在一國的總收入計劃不變的前提下進行的微調。接下來的第四個目的則是以減少和降低一國總收入、總稅負為表現形式的減稅，其目的在於減少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務的總量，以便擴大納稅人個體對公共物品和服務的自由選擇權。
減稅既有針對具體產品的，也有針對具體行業的，還有針對具體地區的，當然也有針對特定人群的。減稅有針對增量的，也有針對存量的，還有不分增量存量針對產品和服務整體的。在時間上，減稅有一次性的，也有限定時間的，當然也有未設時間限製的。還有，減免的稅種有的屬於中央稅，有的屬於地方稅，還有的屬於中央和地方共享稅，這裏麵又有著比例的區分。
從1994年分稅製改革以來，我國的稅製一直在進行微調，減稅和增稅作為主要的稅收手段，也就一直沒有停止過。從那時到2005年，總的趨勢是有減有增，但減大於增。（雖然從1994年以來，稅收收入從5071億元增長到2005年的30866億元，增長了5.08倍，但這種增長主要植根於十多年來經濟的高速增長。上述以減少一國總收入、總稅負為目的的局部減稅，相對稅收總量的增長，兩者根本不成比例，而且正是總量的增長為局部的減稅創造了條件，這是有必要說明的；否則就難以理解，何以稅收總量不斷增長，減稅也在不斷增加。）
這裏我對這些年的減稅略加清點，以幫助讀者了解情況。
首先，在農業稅方麵，11年間完成了對農業特產稅（除煙葉產品以外）、牧業稅、農業稅的從減稅到完全取消的過程。
其次，在關稅方麵，由於中國在2001年12月加入了世貿組織，按照加入世貿的承諾，從2002年到2005年，中國的進口關稅從算術平均稅率15.33%下降到9.9%，減幅達5.34個百分點。
第三，在工商稅方麵，11年間先後停征了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屠宰稅，筵席稅也名存實亡。與此同時，對外商投資企業仍然實行著全麵的持續的稅收優惠；對特定人群，如下崗再就業人員、複轉軍人創業、殘疾人就業等等實行減免稅照顧；對特定地區，如特區、西部、東北老工業區實行減免稅優惠；對特定行業，如農業、科技、教育、文化、交通、能源等實施減免稅優惠。此外還對稅率畸高的金融保險業降低營業稅稅率（2001年）；對一些產品的出口退稅率調高等等。還對特定事件，如非典、禽流感、自然災害等的受害者予以減免稅照顧。從2003年起，又調高了城鄉個體工商戶的增值稅、營業稅起征點，個體納稅人受惠麵非常大。
假如以一個普通納稅人的心理來度所有納稅人的心理，一定會認為所有人對減稅都會持歡迎和高興的態度，但這種臆測是靠不住的，因為他評價的依據是個體感覺，但個體不能代替一般，感覺也不能代替理性。
為說明這一點，我們先從小布什總統上任以後的減稅說起。小布什也與裏根一樣，相信供應學派經濟學說，將擴大供給，也即擴大投資作為振興經濟的良方。上任伊始，他立即向國會提出了在10年內減稅1.6萬億美元的龐大計劃，其中包括在10年內最終取消遺產稅。按照小布什的減稅計劃，美國的納稅人將享受數額不等的減稅，就一般而言，以往納稅多的人享受的減稅額度較大，而納稅少的人享受的減稅額度也就少。按說這符合比例平等的原則，但卻遭到了代表美國中下層民眾和信奉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民主黨人的反對，理由之一是減稅的主要受益者是富人；之二是減稅將使政府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供給減少，因而將使美國的窮人受損。民主黨的反對意見不無道理，其實這也正是布什政府減稅的直接目的；但布什政府的理由也不無道理，他們說過高的稅率有損富人創造財富的積極性，也使富人不願投資，投資減少將使稅收總量難以做大，從而使擴大公共物品和服務的供應難以為繼，最終將使較多依賴政府補助和轉移支付的窮人和不富裕地區利益受損。減稅的目的是退一步進兩步，最終將公共物品的蛋糕做大。辯論的結果殊途同歸，隻是路徑不同而已。外人看得眼花繚亂，很難臧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