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觀點中，“科學”一詞處於被排斥地位。今日漢語學術界在“人文學科”之外還使用了諸種漢語本土名稱來置換替代“人文科學”，如：“人文學”“人文學術”“人文觀”“人文藝術”等。在這些名稱中可以觀察到兩個方向的趨勢：一個是在“學”“學術”“觀”下為“人文”爭取現代知識學的地位，與之相反的另一個方向是，“人文”之“知識”(“學”)不同於(甚至對峙於)“科學”知識，“人文藝術”即是這一極端代表。更仔細的思索發現，這兩個方向的趨勢處於微妙的張力關係中：“人文學”之“學”區別卻又對應於“科學”，它要與“科學”分享現代學術地位，而並非前現代的非理性形態，因而它處在“科學”與“藝術”兩極張力關係中。
“人文學”之“學”應當具有普遍性，因而必須考慮如何與西文對譯：是加邏輯性質的後綴“—logy”？還是與認知性“knowledge”關聯的“study”構詞？在所有這些西文語境中，都無法擺脫以自然科學為典範的“科學”身影。
這一困境極易引向文化本位主義的解決立場，即將“人文性”專屬於中國傳統文化而與西方的“科學性”文化分立。從20世紀初葉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以來，中經現代新儒學會通熔鑄與80年代文化討論，所不斷重複強化的中(東)西文化比較模式是：西方文化代表客體化、機械化、知識化、概念化、工具化、個人化……的科學文化，中國文化代表主體化、有機生命化、智慧化、直覺化、目的化、人倫集體化……的人文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是人文主義的”這一流行觀點是一個超越曆史的形而上學命題。曆史事實是：不僅“西方”作為實體是政教合一的基督教歐洲出現後的曆史性範疇，而且中國人文主義觀念論者所標舉的中國文化的人文主義特點在其基本點上也為古代西方所擁有，並在19世紀興起的新人文主義中被重建：而與之對立的西方科學文化特性則是西方近現代進程中才成熟的產物，而且已是一個多世紀來中國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
因而，中西文化比較實質是“古代”與“現代”的比較。這一背景下的“人文”和“科學”關係爭論，是社會存在層麵的現代化矛盾在文化心理層麵的現代性(modernity)中的反應。
二
“人文”所拒斥的“科學”實質並非作為技術生產力原理的“科學”本身，也非這一意義下科學賴以發生發展的“科學精神”。而是作為文化觀念的“唯科學主義”。
17世紀興起的經典力學樹立了近代自然科學的知識範型。這一範型包含著可以普適運用的一套態度與方法：自然對象的客體化、客體對象的被動化、勻質化、單元化、可數量換算性、可重複的規律性及其可預見性等。
近代科學卓有成效的應驗性，特別是經由技術應用所造成的資本主義物質文明，使上述科學態度與方法不僅從自然擴展向社會而產生社會科學，而且擴展為文化性的人生觀與價值觀，並發展成支配現代社會的至尊強勢人生價值觀。此即唯科學主義。唯科學主義惡化了科學的片麵性，成為20世紀一係列現代危機(世界大戰、經濟危機、民族殘殺、生態危機、精神虛無化)的一個文化觀念根源。
正是針對唯科學主義，現代性的“人文主義”才在19世紀作為術語概念以德文(humanismus)問世。〔英〕阿倫·布洛克：《西方人文主義傳統》，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5頁。人文主義作為對唯科學主義的反撥，對舉地強調“人”的主體性、自由性、不可平均化的個性、不可預料性、非工具手段性等。作為文化觀念，人文主義即使不曾獲得命名，也滲透體現在從政治運動、工藝思想到文學藝術與環境保護廣泛的形態中。因而，“人文主義”是“以人為本”的一種思潮態度與立場，它屬於思想史範疇。
作為思想史範疇，人文主義包含著多樣化乃至相互對立的人文觀念。例如，古代中國的“人文”，出自《周易》：“(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道運行之印記為“文”，與現代漢語通常理解迥異，“人文”一詞重心並非“人”而是“文”。“人文”涵義如孔穎達所疏：“用此文明之道裁止於人，是人之文，德之教。”王夫之《周易外傳》釋“賁”：“禮者文也。”更直接指出了“人文”原型即以天道信仰為背景的禮儀教化。這與歐洲文藝複興解放自然人性的人文主義“人文”觀恰處於對立位置。而文藝複興人文主義又正是近代科學的母體。前述近代自然科學一係列指向客體的觀察操作，恰以一種上升到神性的人類主體性為前提條件：“人”(“人文主體”)通過“科學”掌控“自然”(客體)。近代哲學的兩個方向，笛卡兒的主體性“自我”觀與培根的客觀化經驗思維正代表著“科學”與“人文”這種相互依存的結構關係。因此，“人文”與“科學”是現代化生產—生活方式所必需的文化兩翼。
前述“人文主義”一詞在19世紀的命名，則處在迥然不同於文藝複興人文主義的曆史背景下。主—客體分立、人掌控自然的近代人文與科學結構模式所產生的唯科學主義，成為反思與批判的對象。正是在對包括文藝複興人文主義在內的近代人文—科學觀反思批判中，產生了新人文主義及其相應的新科學觀(例如量子力學)。如伽達默爾著名的概括，這種新人文主義的首要原則並非人類自我中心主義的“自我”本位觀，而是將人的自然本能升華到更高普遍性的“教化”(Bildung)。參閱〔德〕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上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3頁。這種教化性的新人文主義處在否定文藝複興自然人欲人文主義的曆史邏輯位置，它的對立麵不是文藝複興人文主義所批判的神性信仰——恰恰相反，經過文藝複興—啟蒙運動—宗教改革現代性批判洗禮之後的神性超越性，已轉化為新人文主義重要的同盟與建設性資源。在19世紀新人文主義發源地德國，以特洛爾奇(E。Troeltsch)為代表的基督教人文主義與新康德弗賴堡學派人文科學思想密切的學術對話交往，即是一個象征。隻有把握住上述思想史演變脈絡，才不會被20世紀西方人文哲學大師海德格爾反人文主義的聲明所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