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克思實踐論的人文本體論看來，作為本體的勞動是二重化的：一方麵，勞動作為謀生的活動，是受動的、適應的、支出的“犧牲”、功利財富的手段，甚至是痛苦的“原罪”。它經常是機械重複、有限片麵(甚至異化)的知性限定；另一方麵，人又正是經由勞動才在改變外界的同時使自己更新發展起來，從而勞動成為對象化的自由，成為終極目的，成為不斷超越限定、創造未來的唯一現實根基：它又是理性的。勞動二重性的對立統一運動，成為價值論、認識論境界差異的根據基礎。所謂理性，就是勞動二重性運動中人文的超越：它處於創造性前沿，指向未來，變革現狀，所以是超越的；它以自由，亦即創造性勞動為目的，所以超越又是以人(自由勞動)為價值本體的。
與知性相比，理性的境界是高於現狀的地平線前景，它把一個尚未實現的未來看作人性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納入自身，使人獲得了“無”的否定性，從而自我超越地從必然進向自由參閱尤西林《審美的無限境界及其人類學本體論涵義》，載《當代文藝思潮》1987年，第3期。。馬克思把人類這一進程分作三大階段形態：自發的、狹窄孤立的生產力，以物的依賴性(對象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人的全麵發展的自由個性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頁。。康德感知理三分法在此顯現出了它真實的社會曆史內容。
四、理性的失落
知性始終是進攻理性的主力，而破除“不可知”禁令則成為知性僭越本體的攻堅戰。打響第一槍者卻恰是高揚理性並出色闡發過康德知性—理性的黑格爾。
黑格爾對“不可知”的攻擊並非發自知性，相反的卻是來自理性。絕對理念擴張為認識本體同一的實體兼主體，理性吞並了知性。然而，承擔了知性職能的理性同時也就把自身知性化了：“反思”終於消除了康德物自身的不可知性；邏輯範疇反過來主宰了理性。在康德處主體自覺與客體區分所產生的思維與存在的對立統一性，在認識論與本體論同一的黑格爾處僅僅剩下了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從而，思維萬能認識全知。但這隻能是“神的知識”參閱列寧《哲學筆記》，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2頁。。
當現代人用絕對真理可知論批判康德“不可知”論時，除過濃鬱的黑格爾氣息外，還犯了偷換概念的錯誤：絕對真理作為相對真理全體總和，永遠是一個未完成體，其可知性之“知”，當然不是對未完成體的相對真理之“知”；康德區分前者為理性之“思”，後者為知性之“知”，顯然要更為準確妥當。
另外一種普遍的混淆是，康德理性的“不可知”論被當作休謨懷疑論的“不可知”論批判。但這遠非簡單的誤解。科學方法自近代以來所向披靡的進軍使人心難以容忍任何“不可知”論，一切都應置於對象性思維中由係詞判定為某一賓詞，一切都由此轉化為知識，一切模糊不確定的東西都必須設法使之透明單一。順理成章地，新康德馬堡派、實證主義與現代分析哲學或者把康德理性納入知性，把知性膨脹為本體(如符號哲學)，或者鑽研設計更精致的知性構架而把理性逐入藝術宗教界，或者把理性存而不論(不可言說)，乃至幹脆斥之為虛妄和胡說……這樣，康德被知性化了。
知性僭越理性也就是理性的失落。由此鑄成了現代思維結構中感性——理性(實即知性)、現象——本質的二分模式，這是囿於現象界的模式。現代人遺忘了超越的一度和本體的一度。
這是一個遠在康德之前就醞釀的開端。近代因果律與經驗論早在排斥一切非經驗因果的東西，物理立場(科學試驗)也早已取代了中世紀的神性立場(精神)。如C·榮格所概括的：哥特式心靈升華的垂直性讓位於現世經驗探索的水平性參閱榮格《探索心靈奧秘的現代人》第9章。。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造就了科學與知性的繁榮馬克斯·韋伯最重要的發現之一就在於論證了資本主義精神的知性主義性質(參閱《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導論)，貝爾納則直接把近代科學看作資本主義需要的產物(參閱《曆史上的科學》，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209頁)。，另一方麵，近代以來的社會事變。一次次撼動著個人的理性根基：從法國大革命後啟蒙理性王國的幻滅到兩次世界大戰，從蘇共二十二大到“文化大革命”，東方人和西方人同樣地經曆了“上帝死了”的痛苦轉折；這無疑是解放。但宗教破滅後留下的空白同樣也成為理性超越的空白。
知性實踐造成了滲透生活的技術主義和實用主義浪潮，理性的失落則使世俗目的與價值都飄浮於相對主義中。從而，人類學本體的根基——勞動，其自由對象化的涵義逐漸消失了，隻剩下謀生手段一重性質參閱E·舒馬赫《小的是美好的》第2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