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有病以來，我發現母親變得糊塗了。
夏末秋初，我的體重銳減，出現了明顯的“三多一少”症狀。我去醫院檢查，心底的懷疑得以確診，我患上了討厭的糖尿病。我的家族沒有糖尿病史，所以，病來初期，所有人都感到十分恐慌。
尤其是母親。
本來不想告訴她，可是我病中的種種身體的變化逃不過她的眼睛，去醫院檢查也是在她的再三催促之下。所以，血檢和尿檢結果出來後，我思考再三，還是對她實話實說。
母親哭了。
她數落我不聽話，飲食不定，睡眠太少，喝酒無度，然後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問我醫囑如何。她關心的是糖尿病有何危害，危害程度如何。說白了，她最關心的是糖尿病是否致命。
我如實地對她做出了解釋。
我的母親是一個剛強的女性，十分明事理。年輕的時候，父親在外地，母親領著我和妹妹在鄉下掙紮度日，無房無地，吃盡辛苦，可她從來都不發出一聲抱怨。
她和父親分居兩地八年，人至中年才到了一起，這中間種種無以名狀的艱難，應該盡在不言之中。
母親習慣了對這個家庭負責。
這個家裏有什麼事情，她都覺得應該擔在自己肩上。
鄰居們都說，母親是一個幹練的人。
她不糊塗。
可自從我有病以來，母親變得糊塗了。
首先一點是問病。
我早晨需要去醫院打調節微循環的針，臨走時自然要告訴她。可是中午回來時，她會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問：
“你今天打針了沒有？”
“打了。”
“打的什麼針？”
“舒血寧。”
“噢。”她放心地點了點頭。
可過了一會兒，又會提起。
“你今天打針了嗎？”
“打過了。”
“噢。”
她坐在屋裏，拍拍自己的腦袋，苦笑一下，自嘲地擺擺手。
再有是記偏方。
白天沒事的時候，她會守在電話旁，給親戚朋友或同事打電話，向人家要治療糖尿病的偏方——吃枸杞子，煮苞米須子水，喝苦瓜茶，吃老母豬耳朵……種種種種，用法用量，何時服用，無不一一記錄清楚。
有一天，鄰居李阿姨看見我，對我說：“你媽媽又給我打電話了。”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
李阿姨說：“那個偏方我已經告訴她三次了，可她還在問。”
我雖然一頭霧水，但還是禮貌地說了一聲：“謝謝！”
後來，我得到了母親送給我的一個小本子，那上麵密密麻麻寫了很多偏方。隻是，有的偏方記了三四遍，李阿姨所說的那個一定也在其中。
說母親糊塗，兒子也有發言權。
兒子上大學了，周末回家，少不了纏著奶奶講這講那。幾個周末下來，兒子對我說：“爸爸，我奶奶好像糊塗了。”
“為什麼這樣說？”
“每次回來她都讓我去給她買‘老母豬耳豆’，有時一天讓我去兩三趟。上個月還可以，市場上能買得到，可現在已經入冬了，我到哪兒去給她買‘老母豬耳豆’去呀？”
兒子有些苦惱。
母親糊塗了嗎？
我的心裏有一縷永遠也抹不去的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