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景喜獻，是個書法家，幼學褚遂良，功底深得很。在九十中學當學生時，他的課桌上就置著文房四寶，筆、墨、硯、紙，一樣不少。別的同學抄筆記用鋼筆、圓珠筆，他抄筆記用毛筆，且蠅頭小楷，工工整整，不露破綻。不敢寫行書，老爺子手裏有戒尺，也有話跟著：走都沒走好，還想跑？
那時，老爺子還活著，家裏規矩多。
不過，老爺子也是一個開通人，偽滿的時候，當過派出所的所長，見過世麵；加之是前清的遺老遺少，一招一式，一靜一動，都透著那麼一股氣勢。隨著家道中落，那氣勢薄了、小了，但一點也不影響其豐滿。鴿子蛋小，可你不能說它不是蛋！
老爺子寫得一手好字，最喜歡寫：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掛在牆上，是個警示。
二哥高中沒等畢業就上班了。應該是接老爺子的班。老爺子在單位是電工，級別不低，這活兒二哥幹不了，於是，就幹些自己能幹的。先是挖地溝，後來又去食堂炒菜。別的師傅炒菜，隻用鐵鍁上下翻炒；二哥炒菜，能炒出書法的味道，正因為如此，他的苦悶在橫平豎直中得到了消解。
說老爺子開通，是因為他允許二哥喝酒。黃昏裏，一老一少鋪氈對坐，小菜二碟，酒盅兩個，邊喝邊聊。這時聊的是詩，是畫，是字，是印。高興了，老爺子就唱一段《虞美人》，唱一段《滿江紅》，唱完了，聊人生，終歸一句話：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老爺子死的那年，剛滿六十歲。他上窗台拿東西，下來的時候就不行了，一頭栽在地上，一句話未留，走了。別人說老爺子沒留話，可二哥說留了，早就留了——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老爺子走的那天，二哥正從德惠返九台，本想在詩人思宇家住上一日，可不知為什麼，心裏突然慌得很，覺得有事，說什麼也要走，誰留也留不住，結果真的有事，一到門口，有鄰居就問：
“你知道信兒了？”
“什麼信兒？”二哥越發懵懂。
“你爸沒了。”
“什麼？”
“你爸……”鄰居忽地禁了口。
二哥說什麼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三步並做兩步，似乎要趕什麼。趕什麼呢？再趕也趕不上了。老爺子，沒了。
老爺子不是一個平凡人，“文革”時，全家下放到前郭爾羅斯，沒糧吃，他也不曾愁過。愁有什麼用呢，用他的話說，江裏有魚，甸子上有菜，泡子裏有菱角，有雞頭米，老天爺還能餓死瞎家雀嗎？不能！一家人苦渡難關，硬熬回城了。
在鄉下，別人家殺豬，響動都很大，唯有老爺子殺豬，幾乎沒有動靜。一根八號線，通好電，慢慢地把豬引到自己近前，給豬吃苞米，給豬撓癢癢，時機成熟了，八號線猛地一劃，豬連哼哼都來不及哼哼，放扁了。
殺豬如此，治耗子也是一樣。
有一段日子，耗子鬧得凶，幾乎把房蓋給掀了。鄰居建議下夾子、投藥，老爺子都是笑著搖頭。他不慌不忙，用八號線在屋子裏盤出一套電鼠係統，然後，靜等那蠢物來犯。耗子哪知道這些，半夜裏照來不誤，剛剛還上躥下跳的，老爺子一合閘，立馬躺倒一片。再來再打，有來無還，幾天時間，足足打死一推車耗子。
老爺子堪稱滅鼠大王。
二哥的身上就有老爺子這股子勁兒。他寫楷書，一寫就是二十幾年，到了四十三四了，才突然寫起草書。他的草書和別人的不太一樣，怎麼不一樣？行家裏手不一定說得清楚，外行就更說不清楚了。飄逸，根深本不亂；厚重，漂拓水流聲。就這十四個字。再往開了說，就沒意思了。
二哥懸腕畫線，從始至終，可以畫得粗細一齊，幾乎不差分毫。去中央美院進修前，他不會畫畫，但他會畫線，一整幅的“永樂宮壁畫”，他能把每位神仙的頭、臉、手、腳、衣飾、褶皺、祥雲、器物摹得十分精確。用他自己的話說：“我不是畫，是在寫。”
有趣。
二哥現在當了文化係統的一個小官，官不大，應酬卻不少。他從不擺官架子，把自己當成長春市藝術家的服務員，藝術家們有什麼事，隻要他能辦的，一定盡力。這是他的美德。美德得以彰顯，自己的時間卻大大地被占用了。他不敢荒廢自己，身邊總帶著筆墨，一旦得閑了，就調息運氣，闃靜內心，鋪開宣紙，飽蘸香墨，認認真真地寫一個“永”。
永遠的“永”。
二哥的字，民間不多。有少時同學收藏了他一個方格本子，上邊是他的蠅頭小楷的筆記。這個本子珍貴了，可能連二哥的手裏也沒有。同學把本子拿出來，於燈下把玩，同學的女兒看見了，問：“爸，你看什麼書呢？”
“不是書，是筆記。”
“什麼筆記？”
“手抄的筆記。”
孩子好奇了，趴到跟前看了又看，最後說了一句話：“騙誰呀！這是印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