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當時實施改革，往周邊各國延攬人才，因此司馬氏進入秦國後，其後裔都如遊魚得好水，飛鳥得茂林，世世代代都有高攀做官的人，如司馬錯（司馬遷的九世祖）成為名將，司馬昌（司馬遷的高祖父）、司馬無澤（司馬遷的曾祖父）都是管理經濟方麵事務的官吏。
按司馬遷自己的記述，司馬氏進入秦國後，卜居在少梁邑。這個少梁邑在什麼地方呢？據考證，少梁邑在今天的陝西省韓城市南麵，此地本是西周的梁國，春秋時（公元前641年）被秦國攻滅，改為少梁邑。秦惠文王時改名夏陽。少梁邑處於秦晉、秦魏爭雄的戰場區，多次經受戰爭的洗禮，使卜居此地的司馬家族能產生著名將領和善於經營的政治、經濟官員。司馬錯就是應運而生的一個非常人物，他對司馬遷的影響很大。為突出自己家族中的祖先所建立的功績，司馬遷在《張儀列傳》中，用十分生動具體的筆法記述了司馬錯的功業，包括司馬錯的“伐蜀論”，司馬錯用這篇言論難倒了大名遠揚的辯士張儀。
司馬錯為什麼主張討伐古蜀國呢？因為那時候，古蜀國正好和另一個蠻族小國苴（ju）國作戰。古蜀國在今四川省中西部，建都巴子城（今巴縣）；苴國本是蜀國分出的一個小邦，處在今四川省、陝西省交界地區，建都葭萌（今四川省廣元縣西南）。兩國分別來向秦國告急。司馬錯認為，這是天賜秦國的大好機會，秦國應立即出兵幹預，將古蜀國兼並。
當時在秦國掌權的是秦惠文王（公元前337年—前311年在位），他代表秦國貴族利益，一掌政就將改革家商鞅處死，但他也有眼光，如任用司馬錯這樣的才能突出的官吏等。
秦惠文王對蜀國的事情感到為難，進退維穀，因為如果趁此良機出兵蜀國，一舉將其蕩平，當然是好事，但蜀國道路艱險狹窄，難以到達，而東麵的韓國可能乘機攻打秦國，秦國就會陷入兩麵作戰的局麵。如果先打敗韓國，再圖蜀國，又擔心韓國有魏國等諸侯國幫助，秦國攻韓很有可能以失敗告終，結果秦國東西兩邊都失手。
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為了此事，秦王召集廷臣商議，司馬錯在眾多臣子中是最主張先討伐蜀國的，而張儀則力主先攻打韓國。於是秦王命令他們各自陳述自己的理由。
張儀說：“我們進攻韓國，所圖的是整個中原地區。應采取遠交近攻的戰略，事先派使者去魏、楚兩國，和這兩國交好。然後進軍韓國就沒有問題了。”
接著張儀講述了自己的作戰方案：出兵三川（今河南西北部，因黃河、伊河、洛河流經其地，故名），阻塞什穀隘口（在今河南鞏縣境內），擋住屯留道路（屯留是韓國的城邑名，在今山西省屯留縣境，屯留道路指屯留境內的太行山羊腸阪道），讓魏國出兵隔斷韓國的南陽地區（今河南省西南部一帶）和都城的聯絡，再勸說楚國出兵威脅韓國的都城，秦國軍隊就可一舉攻下韓國的新城（今河南省伊川縣西南）、宜陽（今河南省宜陽縣境）等心腹重鎮，這麼一來，韓國就被肢解了。如果秦國乘勝進軍，一直打到西周國、東周國的城郊（西周國是周考王分封的小國，都城在今河南洛陽西部，東周國是由西周國分裂出去的小國，都城在今河南鞏縣），聲討周王之罪，再分兵占領楚國、魏國的要地，迫使這兩個諸侯國屈膝講和。周王自己知道沒有力量能解救他了，一定會獻出九鼎寶器，秦國占有九鼎寶器，掌握了地圖和戶籍，挾製著天子去向天下發號施令，天下沒有誰敢不聽從。這可是統一天下的功業啊。
接著張儀又講述了古蜀國不值得打的道理：“蜀國是西方偏遠的國家、戎狄一類落後的民族。我們去攻打它，疲兵勞民不能夠揚名天下，奪取那塊土地不能夠獲得實際利益。我聽說爭名的人要到朝廷去，爭利的人要到市場去。現在的三川地區、周朝的京城好比是天下的朝廷和市場，大王不到那裏去爭，反而要到戎狄一類落後地區去競爭，這離開帝王事業太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