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的模式是在吸收秦朝速亡的教訓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因而漢朝的皇帝治理國家首先注意解決百姓的生存問題，創造安定的社會環境，使人民能休養生息。“文景之治”也就應運而生。另一方麵，漢朝施行德政，因此這個政權就得到了文化精英的支持。
先秦的諸子百家對漢初政治都有影響，但影響最大的隻有三家：道（以黃老為代表）、儒（以孔孟為代表）、法（以韓非為代表）。
漢惠帝、呂後當政時期實行的是道家的無為政治，司馬遷對這段時期的評價很好：“孝惠皇帝、高後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於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後女主稱製，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漢文帝不但無為而治，而且施行德政。司馬遷評述說：“漢興，至孝文四十餘載，德至盛也。”文帝死後，群臣說：“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關於孝文皇帝的德政，試從《史記·孝文本紀》中摘錄二例以說明（前已提到，現詳述之）：
其一，文帝登位的那一年（公元前179年），十二月，天氣嚴寒，文帝憐憫在獄受刑的人的痛苦，就說道：“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引導的意思）善人也。今犯法已論（犯罪的人已按法論處），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同產指同母親的兄弟姐妹，坐指株連獲罪），及為收孥（孥指妻子兒女，收孥指將全家老小都抓來治罪），朕甚不取，其議之。”官員們都說：“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孥諸相坐罪（廢除收捕罪犯親屬等連坐的法令）。”
其二，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五月，齊太倉令淳於公有罪當刑（太倉令，官名。掌管國家糧庫。淳於公，複姓淳於，名意，漢初名醫。臨淄人。因曾任齊國太倉令，所以又稱“倉公”。刑，指肉刑，刻損身體的某一部分），詔獄逮徙長安（詔獄指奉皇帝詔令拘禁犯人的監獄）。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會，恰逢的意思），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說：“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複生，刑者不可複屬（複，複原的意思，屬，連接的意思），雖複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被沒收進官府充當奴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漢文帝），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傳說中的遠古部落名，居住在今山西永濟縣蒲州鎮）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僇（畫衣冠是將衣帽畫上特別的圖形或顏色作標誌，以示區別。章服是以圖文為標誌的衣服。僇，羞辱的意思），而民不犯。何則（為什麼）？至治也（至治指政治清明，達到了最高境界）。今法有肉刑三（古代殘害犯人肉體的三種刑法，一般指在臉上刺字、割去鼻子、斷足或殘害生殖機能），而奸不止，其咎安在……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肢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痛苦）而不德也，豈稱（符合）為民父母之意（意願）哉！其除肉刑。”
上文的緹縈上書救父，曆代都當做孝女的典型。但緹縈的上書如果沒有遇到文帝，也不會有圓滿的結果。文帝接到一封上書，就親自複查淳於公這個案子，而且下詔罪己，並下令從此廢除肉刑，不能不稱他是個有德行的皇帝。
但文景之治也有其局限性，實行道家的無為而治，就某種意義而言，隻是一味地因襲而已，缺乏革新精神。在法律方麵，也因襲秦朝，隻是不常用而已。百姓如果不犯事，生活得很清靜，但一旦犯事，處理起來照樣很嚴厲。就拿淳於公這個案子來說，肉刑本是秦朝慣用的，李斯就被處以五種肉刑。劉邦入關，宣布廢除秦朝苛法，隻約法三章，其中就沒有肉刑。為什麼淳於公案又有肉刑呢？這說明漢初又恢複了秦朝的苛法。文帝本已下詔廢除肉刑，可漢武帝時代，司馬遷還受到宮刑，這說明殘害生殖機能的肉刑在漢武時代還保留著。由此可見，漢朝的道家的外表隱藏著法家的實質。
先秦的諸子百家學說，形成文本的有《尚書》《易經》《老子》《論語》《孟子》《春秋經》《詩經》《楚辭》《禮記》《韓非子》等。其中隻有《老子》和《韓非子》兩種屬於道家和法家，其他的文本都屬於儒家。如果排斥儒家，隻采用道家，將使得先秦的大部分文化失傳，沒有儒家的仁義，很難維護社會的倫理關係，缺乏儒家的進取精神，社會就會倒退到原始的閉塞狀態，道家的“小國寡民”思想，就是鼓吹這種倒退，向分散的部落看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