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1019-1086），字君實，號迂叟，北宋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涑水鄉人，世稱涑水先生，進士出身。曆任館閣校勘、同知禮院、天章閣待製兼侍講、知諫院、禦史中丞、翰林院學士兼侍讀等職。熙寧三年（1070），他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同，堅辭樞密副使，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今陝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禦史台，退居洛陽，專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太後臨政，召司馬光入主國事，任命為相（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身後追贈太師，封溫國公，諡文正。
@@少小聰睿為官清正
司馬光司馬光六歲時就開始識字讀書。“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指”。這也可能是他酷愛曆史的最早萌芽。司馬光讀書非常勤奮，不知饑渴寒暑，廢寢忘食，他睡覺時以圓木為枕，稱為“警枕”，隻要木枕一滾動，他就能從熟睡中醒來，立刻起床伏案讀書。由於這種刻苦好學的精神，使司馬光從少年起就獲得了很多知識。
司馬光15歲時，已經讀了很多書，他寫的文章醇厚深重，人稱有西漢之風。就在這一年，按照宋朝的恩蔭製度（即五六品以上的大臣子弟和後人都可以補官。每三年舉行一次南郊祭天大典，恩補一批），司馬光恩補入仕，被授予將作監主簿，但他仍舊刻苦讀書。仁宗寶元元年（1038）。司馬光在20歲時參加會試，一舉考中進士甲科。
進士及第以後，司馬光任奉禮郎、華州判官。第二年父親司馬池從同州調往杭州任職，司馬光為便於侍親，請求調任蘇州判官。
朝廷答應了他的請求。由於他母親在這一年因病去世，司馬光辭官回家守喪。母喪尚未服滿，父親又於慶曆元年（1041）病逝，這使司馬光悲痛不已，在守喪的歲月裏，他以讀書作文來排遣自己的哀思。
慶曆四年（1044）司馬光守喪期滿，在河南重新任職。司馬光在27歲時被調到北宋首都東京（今開封），擔任過評事、直講、大理寺丞等職。他父親的生前好友龐籍升任宰相以後，再次推薦司馬光擔任了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等職，參與有關刑事、禮儀及編校書籍等工作。館閣校勘的職務給司馬光提供了借閱朝廷密閣所藏的大量圖書的機會，對他以後的史學研究有了很大的幫助。
司馬光辦事認真，在任期間對朝廷不合禮法的事總是毫不客氣地仗義直諫。英宗的一個妃子董氏逝世，因為英宗十分寵愛她，因此賜給她葬禮上使用天子出行時的儀仗。司馬光認為這不合理法，於是上書道：“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諡，近製惟皇後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嚐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英宗沒辦法，隻好按禮法處理。
皇祐五年（1053），龐籍因嫌罷相，第二年降為戶部侍郎，出知鄆州。龐籍希望司馬光作為他的助手，因而舉薦司馬光任鄆州典學，司馬光感於恩相的提攜，也就隨龐籍到鄆州就任。一年後，龐籍改任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並州事，又薦司馬光為並州通判，司馬光又去並州任職。並州地方貧瘠，與西夏接近，西夏人經常逼進到交界的麟州（今陝西神木）城下耕田，對宋朝邊境安全有一定威脅。龐籍接受司馬光建議，決定在西夏人聚集此地之前修成二堡，因此未等朝廷下旨意就動工了。可是，在一次衝突中，麟州官兵被夏軍打敗，所做之事也就一無所成。仁宗派人追查龐籍。龐籍為保護司馬光，自己被貶為知青州事。司馬光為此非常不安，連上三狀，引咎罪己，申述修堡無過，龐籍無罪，但仁宗未加理會。6年後龐籍去世，司馬光深感龐籍之恩澤，視其妻如親母，對其子如親弟。當時人都稱讚龐籍和司馬光的高尚品格。
嘉祐二年（1057），司馬光第二次進京做官，任直秘閣，遷任開封府推官，後又加修起居注。嘉祐六年（1061）司馬光改任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在擔任諫官的5年當中，竭盡忠誠，恪守一個諫官的職責。對朝政之失誤，曾提交大量奏章，提出了很多批評建議，僅收錄在《傳家集》中的就有170餘份，而且在一些事上是一奏再奏。這是司馬光從政以來的黃金時代。但是，由於當朝皇帝對於司馬光的意見很少采納，使得司馬光很是苦惱。英宗治平二年（1065），司馬光就任龍圖閣直學士，仍留任諫職。這時司馬光感到自己隻知竭忠報國，頗樹了一些敵人，恐怕禍及子孫，於是他連上三狀，力辭諫職，希望解除諫職，到地方去做官，朝廷隻答應免去諫職。
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去世，神宗趙頊即位，參知政事歐陽修向神宗推薦司馬光，稱讚他的品德淳正，學識深遠。神宗便於同年閏三月拜任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四月，又升任司馬光為禦史中丞。
歐陽修司馬光同情人民疾苦，這和他多年在地方做官接觸下層勞動人民有關。他主張“懷民以仁”，反對無限度的榨取，認為隻有“利百姓”，才能“安國家”。因此，他對百姓給予很多關注、同情，發出許多呼籲，甚至為之請命。治平三年（1066）時，陝西、山西一帶發生嚴重旱災，但朝廷沒有重視，反而在此時聽從佞臣之請接受上尊號，司馬光對朝廷漠視人民疾苦的現象十分氣憤，上奏英宗說這簡直是“欺蔽上天，誣罔海內”。為減少百姓負擔，司馬光反對英宗下詔從陝西三丁抽一征丁為義勇軍，認為陝西軍隊本來就不少，這樣會使百姓無故加重負擔。他冒著觸犯龍顏的風險，連上六道劄子，並持劄子到中書省與宰相韓琦辯論，兩人唇槍舌劍展開了一場激戰。韓琦“（韓）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懾？’光曰：‘兵之貴先聲，為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為保捷，憂今複然，已降敕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嚐失信，民未敢以為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嘿然，而訖不為止”。司馬光為民請命，已到了全力以赴的地步。
司馬光非常重視選才用人。他甚至懷有以人為本、視法為副的思想。司馬光之所以重視用人，也是因為當時朝廷在用人方麵存在著許多弊端，司馬光針對弊端提出過不少好的見解和主張。他認為用人當以“德”為先。熙寧元年（1068），司馬光向神宗薦舉諫官時就根據以德為先的原則提出三個具體條件：一是“不愛富貴”，二是“重惜名節”，三是“曉知治體”。前兩條是德，後一條是才。司馬光雖以德為先，但很注意發揮人之專長，甚至頗有點注重專家的味道。他反對近世以來，專尚文辭，以文辭代百能的取士方法。他認為，文辭隻能是藝能的一個方麵，不足以窮盡天下士之百能。司馬光還主張選才用人應破除循資曆、重門第的陳腐觀念。治平四年（1067）五月，司馬光上疏神宗，指出按照國家原先選禦史官的資曆範圍規定，不但選中者很少，而且弊端甚多。司馬光也反對以門第高低選用人才，他認為隻要有賢才就應推舉。他還對魏晉以來曆代相因的選舉之法的嚴重弊端提出批評。“先門第而後賢才，此魏、晉之深弊，而曆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人，不在於世祿與側微，以今日視之，愚智所同知也；當是之時，雖魏孝文之賢，猶不免斯蔽。故夫明辨是非而不惑於世俗者誠鮮矣”。認為一個人的德才，不在於世祿與貧賤，不能以門第劃分。他主張建立和健全選人、用人製度；改革科舉製度，設十科舉士；改進延訪、薦舉和按察製度。司馬光重視推薦人才，薦舉過蘇軾、劉恕等。但司馬光也錯舉過人，為此他曾兩次上書自劾。晚年做宰相時，他也信任過蔡京這樣的佞臣。
@@固守宗法反對改革
治平四年（1067）英宗去世，神宗即位。這位年僅20歲、朝氣蓬勃的皇帝很想有所作為，他欣賞王安石的主張，熙寧二年（1069）起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提出一套急進、大膽的改革方案，成為改革派的領袖，北宋很快掀起了一陣改革之風，史稱為“王安石變法”，或“熙寧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