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後的五、六十年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發生了一係列明顯的變化。按照西方馬克恩主義者的說法，就是西方國家已進入“富裕社會”、“發達工業社會”或“晚期資本主義”階段。這一階段的基本特征表現在，“人們是為了商品而生活。他們把小汽車、高傳真裝置，錯層式家庭住宅、廚房設備當作生活的靈魂。把個人束縛在社會上的機製已經變化了，社會控製正是在它所產生的新的需要中確立起來的。”
（121）統治階級對大眾的意識形態操縱，不再局限於家庭、宗教、教育等狹隘的範圍了，而是擴展到一切生產領域和生活領域。非人道化的消費社會的建立，控製大眾心理情緒的媒介以及滲透一切的官僚製度，不僅使資產階級在西方維持其霸權，而且還逐漸同化了一些社會革命力量，尤其是工業無產階級。對此，馬爾庫塞和哈貝馬斯等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一些理論“已經過時”，馬克思主義麵臨著深刻的理論“危機”。他們認為，“馬克思的概念規定了現實背後的本質，它們的意義來自對現象的分析，而今日的資本主義的‘現象’是十分不同於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的。”
（122）所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必須發展和重新規定。“如果人們不是根據資本主義的發展來衡量馬克恩的概念，並且不能從中為政治實踐引出相應的結論，那末他們就把馬克思的理論僵化為機械地反複使用的‘基本語彙’，僵化為一種僵死的和現實沒有關係的言論。”
（123）五、六十年代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不再象他們的先輩隻是重新解釋馬克思主義了，而是要用“事實”來“補充”馬克思主義。在他們看來，“馬克思主義在物資缺乏時期是可以被人理解的，它是從經濟方麵來闡述社會辯證法和資本主義的矛盾的。……馬克思的批判立足於過去，立足於那個物資匱乏和技術發展比較有限的時代。甚至他的有關異化的人道主義理論，主要也是圍繞工作問題和人與其勞動產品相脫離的問題。
（124）在今天，物質匱乏問題早已解決，但出現了人為地製造的匱乏。技術管理和消費控製表明國家機器已不單純是經濟意義上或政治意義上的。國家成了駕駛一切的超人力量，階級統治和經濟統治被一種愈加龐大的技術網絡所代替。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現代資本主義已經解決其矛盾，已使社會辯證法不起作用，而是意味著社會辯證法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已從經濟方麵擴展到社會統治集團，從抽象的‘曆史’領域擴展到每日生活的具體細節，由生存的舞台擴展到生活的舞台。
（125）今天，僅靠揭示統治階級的“虛假意識”，僅靠改變生產資料所有製，僅靠作為生產力的科學技術的推動，都不可能使現存社會發生結構上的變化。今天的國家權威和統治力量已不表現在直接的物質形態上，而是通過“消費控製”和“操縱意識”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所有領域。正因為如此，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的批判鋒芒才轉向了“日常生活”和“大眾文化”，才把革命的可能性放在辯別真假需要之上，放在日常生活的改造之上。1．發達工業社會的“消費控製”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尤其是法蘭克福學派在論述“發達工業社會”的全麵控製和全麵異化時，往往把“消費控製”作為罪魁禍首，作為他們理論活動的中心問題。他們認為，發達工業社會不同於以往社會的地方，在於它的操縱人的觸須已伸延到日常生活領域，尤其是大眾的消費領域。在馬爾庫塞雪來，正是消費領域的變化促使無產階級被發達工業社會所同化。“消費領域是人的社會存在的一個尺度，並因而是決定人的意識的，這一意識則又是決定人對勞動和業餘的態度、立場的一個因素。……把消費領域及其對社會的全麵影響從結構分析中排除出去，是違背辯證唯物主義的原則的。”
(126）他們的“日常生活批判”和“大眾文化”批判，都是以“消費主義世界”的操縱性、保守性和單向性為主要目標的。正如三十年代他們極力尋找法西斯主義的文化根源，五、六十年代他們所要探究的是發達工業社會的文化基礎。在他們的觀點中，促成無產階級自我意識消失以及“技術理性”全麵滲透的原因，就是富裕社會中無孔不入的“消費控製”，所謂“消費控製”，按照馬爾庫塞的概括就是“產品進行思想灌輸和操縱。它們產生一種難以辨別出來的虛假意識，正因為這些大量的產品為更多的社會階級中的更多的個人所獲取，它們所進行的思想灌輸則不再是宣傳，而變成一種生活方式。這是一種比以往好得多的生活方式，而且作為一種很好的生活方式，它阻礙了質的變化。”
（127）消費的資本主義把有效的控製溶合到大眾的生活方式中，通過對個人需要及其滿足的操縱，從而窒息了個人發展的所有可能性，以及人們在主觀上超越現狀的能力。傳統的統治結構是把人的基本需要和高一層次的需要（體育、娛樂）減少到最低限度，同時把經濟剝削增加到最大限度。然而，今天的統治結構變成了使大眾的各種需要和資本主義的需要一致，廢除基本需要和第二層次需要之間的差異，從而使統治增加到最大限度。“控製消費的官僚社會”人為地製造一些匱乏和虛假的需要，把發達工業社會的“利益強加給個人，使個人接受極權主義的利益並當作自己的需要。這種虛假的需要把勞作、侵犯、痛苦和非正義永恒化，並促使人們去按照廣告來活動和消費”。弗羅姆用性格學的術語把這種虛假需要看作“接受型傾向”，它已取代了十九世紀中占統治地位的貯藏型傾向 ”種“接受型傾向”隻是要接受和吸收，“要時時刻刻占有新東西，要永遠生活在對新東西垂涎三尺的情景中。這種接受傾向是和市場傾向混為一體的，而在十九世紀貯藏傾向則和開發傾向混為一體。”
（128）法蘭克福學派認為，馬克思的異化理論更多地看到了生產過程的異化，麗沒有注意到在今天同樣被異化的消費過程。異化的消費過程逐漸浸透到人們的靈魂中，對人的批判思維和自我意識產生致命的影響。無產階級之所以喪失革命意識而被“富裕杜會,所同化，其源在於此。
在二、三十年代，盧卡奇和葛蘭西等人雖然要重新擬訂西方革命的戰略，要用“意識形態鬥”’代經濟鬥爭，但他們仍把無產階級視為這場文化革命的主體。法蘭克福學派卻不然，他們強調“在大多數工人階級的身上，我們看到的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意識占著統治地位。……工人階級的絕大部分被資本主義社會所同化，這並不是一種表麵現象，而是紮根於基礎，紮根於壟斷資本的政治經濟之中的：宗主國的工人階級從超額利潤、從新殖民主義的剝削，從軍火和政府的巨額津貼中分 得好處。”
（129）在發達工業社會中，無產階級的地位和作用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馬爾庫塞把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的理論歸結為三點：一是無產階級自身就能使社會生產過程停頓下來；二是無產階級占人口的大多數並且有組織性；三是無產階級的悲慘處境直接構成對現存秩序的否定。在馬爾庫塞看來，隻有第一點還適合於今天的部分的美國工人階級。其它兩點已被發達工業社會的“消費控製”所減滅。由於機械化的大生產，勞動的強度和體力消耗減輕，各個職業階層出現同化的趨向，生產工具和勞動特性的變化引起工人階級的意識的變化，這一切都直接導致工人階級的否定地位的削弱。由於發達工業社會中愈加完善的消費方式，工人階級原來的那些不能滿足而導致抗議的需要得以滿足，於是出現無產階級和大眾與現存製度的同一性。當然，這種同一性並不意味著階級差別和階級剝削的不存在，並不意味著資本奴役的消失。雖然馬爾庫塞對馬克思的革命無產階級理論提出質疑，但他仍認為自《資本論》的時代以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固有的剝削、統治和異化勞動還存在，並且在不斷地加劇。“消費控製”導致無產階級革命覺悟的衰落，但沒有徹底改變無產階級受壓迫的客觀地位。隻是在發達工業社會中，對人的奴役更廣泛和深入，不再局限於無產階級罷了。這種全麵的奴役過程並不是服從或者勞動的艱辛，而是由於人被歸結為一種東西。“這就是純粹形式的奴隸狀態：作為一種工具，作為一種物而存在。”
（130）馬爾庫塞模仿弗洛伊德的文明進步和壓抑增強的成正比法則，把資本主義進步的法則歸結為一個公式：“技術進步=社會財富的增長（社會生產總值的增長）=奴役的加強。
（131）把異化的根源歸之於技術進步，這顯然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浪漫主義傾向的表現，也是馬爾庫塞等人在分析發達工業社會時的失足之處。
發達工業社會的一個本質特征，就是技術進步與“消費控製”攜起手來，相互促進和相互鞏固。“技術的進步和‘高檔’商品的大量湧入，除了產生和再生產異化了的勞動世界外，還產生和再產生了一個不費力的、快樂的、滿足和舒適的世界圖象，這一世界看來已不再是權貴們獨享的特權，而是大多數人都能達到的。”
（132）正是這樣，大多數現代人都成了“永無止境的消費者；他‘吸取’飲料、食物、煙卷、演講、名勝、書籍、電影；把一切都消費了、吞沒了。世界是他的胃口的一大對象；一個大瓶子，一個大蘋果，一個大乳房。”
（133）在弗羅姆看來，消費本來是達到目的的手段，但現在消費卻成了目的本身。現代人如果要談他的天堂的話，他會描述一個象世界上最大的百貨商場那樣的景象，他有足夠的錢購買裏麵的，任何東西。“人已經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人造物的世界。人建成了一個管理著人所創造的技術機器的複雜的社會機器，然而，他的這種全部創造卻高於他，站在他之上。他並不覺得自己是個創造者和中心，而隻覺得是一個他雙手創造的機器人的奴隸。他發揮出來的力量越是有力和巨大，他越是覺得自己無力成為人。”
（134）正是在消費控製和技術進步的相互強化的過程中，發達工業社會對人及其意識的操縱達到了一種新的、更精致的形式。這些新的控製形式構成了“富裕社會”的典型特征：一是工業技術力量的高度發展，這些技術力量大部分被用來生產和分配奢侈品，用到軍事和半軍事方麵，也就是用到非生產性的消費方麵；二是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使社會中的非特權階層也分享到一部分好處；三是經濟和政治權力的高度集中，政府不斷加強了對經濟生活的組織幹預又促進了這一集中；四是各種行為科學和管理心理學的研究和應用，使社會不斷加強了對個人和集團行為的操縱。這些典型特征又集中表現在現代社會的壓抑性或攻擊性之上。法蘭克福學派認為，這種壓抑性更多地浸透在日常生活領域，也更多地由“文化工業,所支撐著。晚期資本主義不僅通過控製大眾媒介來掩蓋其固有的異化現實（以上包含在現代社會中的解放的物質可能性）而且也運用“文化工業,來代替傳統的文化係統。個人的勞動、閑暇、教育、交際甚而性欲都被納入“消費控製”中，納入一個壓抑性的整體中。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盛行的“文化工業 ”，作為消費的意識形態和技術的意識形態的具體化和大眾化，直接阻礙著人們的解放覺悟的產生。於是，他們由詛咒“消費控製”而激烈抨擊“文化工業”，把“文化工業,作為一種騙人的意識形態。同列斐伏爾一樣，他們把變革社會的希望寄於日常生活的逐漸變化之上，也就是置於“消費控製”的終結之上。2．列斐伏爾的日常生活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