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同樣信奉馬克思的箴言,哲學家的任務不隻是解釋世界,而是要改造世界。他們的文化哲學不僅要批判和揭露現代化社會的異化事實,而且要變革不合理的現存秩序。不過,他們的主觀辯證法以為,認識和批判本身就是一種能動的變革社會的實踐。正因為意識是曆史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力量,所以意識的改變就意味著社會現實的改變。既然人是曆史主體和文化的創造者,他也就能夠改造異化的現實和病態的文化。現代人的悲劇就在於他沒有看到這一實質所在,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的自覺意識。他們的文化哲學旨在掀起一場文化革命,一場“群眾整個主觀生活形式的變革”。在這場文化革命中,人要把他的生存建立在意識之上,即建立在“物質的最高存在方式”之上,進行這種精神領域的社會組織工作,由此出發去重新調整他與自然均關係。在他們看來,以往的社會變革都是不觸及人的主體性本身的革命,都是用一種新的壓迫形式代替舊的壓迫形式而已。他們認為,俄國十月革命是一次不徹底的經濟變革和政治變革,是沒有訴諸人的主觀創造性和改變人的心理結構的生產關係的更替而已。真正意義上的人類解放是以徹底消滅異化結構為前提的革命,是有主觀.意識和生物本能的改變作為基礎的革命,是從異化的源頭一一日常生活中展開的革命。概而言之,人的主體性和人類的解放是不可分割的曆史的總體化過程。他們的文化革命正是要訴諸主觀意識,訴諸主客體同一的總體性辯證法,把人的主體性放在社會革命的首位。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的文化革命就是一種主觀革命、意識革命和心理革命。
文化革命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觀辯證法的自然延伸,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批判的目標所在。這場文化革命表明,僅把消除資本主義私有製作為人類的解放,是狹隘的,甚至是失誤的。因為人類解放的最終目標不是消滅私有製,而是實現主觀和客觀、自由和必然、個人與社會和人與自然的統一。技術的進步和文明的發展並不能必然異致這種統一的實現。相反,今天的技術進步在阻礙這種統一,在壓抑著人的主體性。以實現這種統一為目標的文化革命旨在喚起人們的自我意識,恢複人的主體能動性,從而達到異化的廢除和人類的真正解放。
1.階級意識的“神話,和文化霸權
自從西方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能否找到一種合符西方國家革命的戰略就與它的命運直接相關。換句話說,西方馬克思主義就是在不斷尋求西方革命戰略的過程中逐步發展起來的。麵對二十年代西方革命失敗的現實,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提出了一種完全不同於俄國十月革命,甚而不同於馬克思本人的革命設想的西方革命戰略。這就是盧卡奇、科爾施和葛蘭西的意識形態革命和爭奪文化霸權的戰略。
他們都讚頌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就,但同時不乏一些憂慮,即蘇聯馬克思主義狹隘地理解革命的內容,把社會主義革命看作是用生產的合理計劃和經濟生活的集體化取代資本主義市場的無政府主義,以及資本對勞動的剝削。他們認為,對政治上層建築和經濟關係的變革仍然局限在僵死的客觀關係裏,因而不能產生真正意義上的革命。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本身並不構成人類生存的目的。用盧卡奇的話說“政治僅僅是手段,文化才是目的”。
(154)共產主義的理想不是建立一種更好的或更有效的經濟製度,而是要摧毀它的基本結構。自由就意味著廢除經濟關係的專政,“擺脫資本主義就是擺脫經濟的統治”。
(155)換言之,經濟的革命隻是改變一下生產資料的所有製及其分配形式而已,它根本上沒有消除主觀和客觀,自由和必然這些最基本的矛盾。隻有文化的革命才能釋放出入性的創造力量,使之從舊的經濟權威和政治權威中解放出來,從而徹底改變人類異化的現存結構。那麼,這場意義深遠的文化革命的起點在什麼地方呢?盧卡奇、科爾施和葛蘭西都認為,這個起點就是以總體性辯證法作為方法論的“階級意識”的成熟。盧卡奇在主觀辯證法的基礎上,把總體性方法變成一種絕妙的認識武器和革命武器,同時也把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的能動性誇大成為一種神話。在他看來,階級意識本身就是改造社會的精神力量。正因為“我們隻能被認識所解放刀,所以階級意識既是對物化意識的廢除,又是對現實物化結構的改造。隻有階級意識可以看到主體和客體在曆史中的統一,而且,主體在這種統一中占居首位;隻有階級意識能夠把物化的現實看作主觀東西的異化,能夠使客觀的東西返回主觀性之中,用消滅客體這一對立麵的辦法來實現主客體的同一。馬爾庫塞在
(l56)盧卡奇正是用階級意識的作用取代了政治實踐的作用,因為他把意識的改造等同予革命的現實改造本身。
與盧卡奇的階階意識的“神話”相比較,葛蘭西的文化霸衩的革命戰略要更接近真理,因為他的這一戰略是與具體的政治鬥爭緊密聯係起來的,並且顧及到了西方國家社會結構的特殊性。但是意大利政治哲學家諾?博比奧認為,同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相比,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中出現了兩種顛倒。一是上層建築淩駕於經濟基礎之上,二是在上層建築領域中,,。意識形態淩駕於組織機構之上。‘這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共有的主觀辯證法決定的。葛蘭西從西方國家中市民社會(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機器的結合)的作用得出,不能把社會革命簡單地理解為,脫離其文化背景的過程。從一個社會階段到另-個階段的過渡,其內容取決於實現這一過渡的群眾的覺悟,這種覺悟已被打上了它所處於其中的文化的烙印,並且吸收了這種文化中已經存在的東西。在西方社會就存在“文化霸權”這種意識形態的控製,其階級的統治是以贏得大眾的認同和自願服從為基礎的,而不隻是依賴於暴力和恐怖。這種文化霸權使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成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共同信仰,使整個社會成員在思想觀念上保持一致。“霸權,這一概念源於俄國社會主義運動,普列漢諾夫等在討論俄國革命的工人領導力量時已經使用過,盧卡奇也隱約提到過這一概念,因為他強調資產階級的統治僅靠暴力是不能維持的,它必須發展和完善一種人們都自願接受的世界觀,從而按照自己的利益來支配整個社會。不過,“葛蘭西在采用這個術語時,實際上將它改造成為一種在馬克思主義的語言中似乎全新的概念,專用於對沙皇俄國並不存在資本主義政權的政治結構作理論說明。”
(157)葛蘭西強調,在西方社會的固有秩序中,家長製權威幹涉日常生活的過程,以及統治階級從其利益出發來控製日常生活各個領域的過程,就是“文化霸權力的形成過程。由此,統治階級才成功地用各種文化的統治形式來完善其政治經濟上的權力。因為,正是這些幹涉和控製重建了日常生活的一致性,從而使各種社會衝突調和起來。一個社會集團往往通過兩條途徑來表現它自己的至高無上的權力:作為“統治者”和作為“文化和道德的領導者,,。它領導著與它接近和結成聯盟的集團,極力清除那些與它敵對的集團和因素。“當它行使權力的時候,接著它就變成統治力量,但是即使它牢牢掌握權力,也仍然要繼續進行‘領導,。
(l58)所以,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鬥爭就是為了建立新的領導權,這場鬥爭既在經濟戰線和政治戰線上進行,也要在思想和文化戰線上進行。所以,文化革命是無階級奪取“文化霸權”,以解放自身而必須完成的根本政治任務。這場文化革命不是狹隘的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的改變,它與克服異化有著直接的聯係。因為它將使人類已經被物化的文化過程喪失其階級性,將文化作為人類的創造性活動過程,重新成為人的曆史主體的活動。擺脫資本主義的束縛即意味著實現真正的主體文化,也隻有在建立這種主體文化的過程中,才能逐漸實現真正的自由。這場文化革命將使客觀化和物化的文化重新恢複其原來的主觀能動性,使文化成為人類自發活動的整體,即自我調節和進行創造的社會整體。顯然,葛蘭西的文化革命思想有許多黑格爾的間接影響的成份。根據黑格爾的“客觀精神,,這一概念,人類的文化活動及其產物被作為一個整體,在這個整體的運動裏.主體是曆史的本體。當然,有勞動能力和思維能力的人隻是單個的主體,隻有當他與其他人聯係起來時,他才能創造曆史(雖然有“曆史的狡計”在支配著人們)。從曆史的創造主體的觀點出發,就不能把文化簡單地視為經濟關係的派生物,也不能將上層建築看作經濟基礎在思維中的純粹映象。在葛蘭西看來,馬克思主義發現了人作為主體和創造者的曆史真實,人作為曆史的主體是通過人的意誌和具體的實踐活動間接表現出來的。既然曆史是由人的意誌活動所造成的,社會製度是由人的意識形態所維護的,那末要推動曆史的發展和改造資本主舊秩序,就必須依賴於人的主體性的恢複和作用。這個主體的失而複得是由人民大眾集體意誌的形成和思想道德的改革結合而成的。它們又是由文化革命來實現的。這場文化革命表明,“當一個從屬集團真正成為自主的,占主導地位的集團,並建立起一個新型國家時,就具體地要求建立思想和道德的秩序,即建立一個新型社會。因此,也就要求製定更具有普遍性的概念,錘煉更銳利的、能起決定性作用的思想武器。
(159)而因為需要製定一種決定性的思想武器,需要在意識形態戰線上進行鬥爭和奪取“文化霸權,,葛蘭西就把知識分子的作用放到了革命鬥爭的重要位置上。如何發揮知識分子的曆史作用?如何使他們去自覺地造就一種新的世界觀並為新型的“文化霸權”而努力?這是文化革命中的重要問題。葛蘭西強調,知識分子在社會的一切方麵都有他的作用,不僅明顯地表現在文化領域,而且在平民社會和政治社會中也起著作用。他們同現實社會的關係既不同於資本家集團,也不同於無產階級,而是程度不等地居於中間地帶,也就是說他們擔負著領導權和國家領域中組織和聯係的功能。為了爭奪“文化霸權,),每個統治階級都要為自己造就一定的知識分子集團,這對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是同樣必需的。事實上,意識形態的統一和“文化霸權”的形成過程,就是造就一種類型的知識分子集團的過程。文化革命需要一種新型的知識分子,他要用實際的幹預去改變現實世界的方法來完成建立“文化霸權”的任務。“新知識分子不再是靠辯論起家,而是作為建設者、組織者和‘誨而不倦的宣傳家’(不僅僅是一個說客,不僅僅懂得抽象的哲理)而積極參與實際生活;從而把技巧作為工作進而把技巧作為科學,使人莢形成係統的曆史概念。沒有這一進展,人們就依然是‘專業的t,沒有變成‘指導的’(專業的和政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