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全方位、多維度、有序發展的社會，也是一個有能力解決和化解利益衝突，並由此實現利益大體均衡的社會。從國際發展經驗來看，一個經濟起飛國家在進入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轉型關鍵時期，往往是產業結構快速轉型、社會利益格局劇烈變化、政治體製不斷應對新的挑戰的時期，是既充滿新的機遇、又麵臨著各種社會風險的時期。構建和諧社會，離不開對我國國情和各種社會矛盾及其複雜性、嚴峻性的正確認識。因為，和諧社會就是在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不斷地彌合分歧、化解矛盾、控製衝突、增進團結的過程中達到的。
（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和社會結構已經發生了“千年之變”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社會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在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和國際化方麵中國已經站在一個新的曆史起點上，中國的崛起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第一，經濟發展及綜合國力獲得了提升。1979年至2006年，中國的GDP平均每年以9.7%的速度遞增，這在各個國家現代化的曆史上創造了一個新紀錄。中國的綜合國力也獲得了巨大的提升。中國的科學技術、國防力量等等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導論社會變遷視野中的社會衝突·第二，現代社會的階層結構已經初步形成。從社會結構層麵上看，現代化建設各個重要領域的職業化領軍力量——三大精英群體，即經濟精英群體、政治精英群體和知識精英群體——已經形成，中國現代化建設所必需的社會力量配置結構日益趨於常態化和均衡化。再者，社會的包容性得到了極大地增強，社會成員自由發展的空間得到了極大的拓展。社會學家陸學藝認為：“一個具有活力、結構形態相對合理的現代化社會階層結構在中國逐漸顯露出來。可以說，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的雛形已經形成。”從三大產業人員就業結構的層麵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以及社會流動人為阻礙因素的大幅度消除，農業勞動者階層人數呈明顯下降趨勢。第二產業中的工人人數初始呈增長的態勢，繼之呈下降趨勢。第三產業的工人人數則呈現出一種明顯增長的趨勢。1978年，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比重為70.5%，第二產業就業人員比重為17.3%，第三產業就業人員比重12.2%；2006年，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比重為42.6%，第二產業就業人員比重為25.2%，第三產業就業人員比重為32.2%，就業結構日益趨於合理。
第三，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同改革開放前相比，就中國社會的主要群體基本生活狀況的變化而言，人民群眾的生活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比如，1978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純收入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分別為343.4元、133.6元，到2006年分別增至11759元、3587元；1978年，城鎮居民家庭和農村居民家庭的恩格爾係數分別為57.5%和67.7%，到2006年則分別下降至35.8%和43.0%。從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當中，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的發展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曆史大勢，任何人、任何事情已經不可能改變這種趨勢。
同時，還需要看到的是，中國發展過程當中出現了一些問題。一個突出的問題是，社會發展明顯地滯後於經濟發展，社會與經濟之間出現了明顯的不平衡的狀況。隨著GDP的增長，社會分化也愈演愈烈。其中的關鍵症結在於，轉型期是社會衝突的多發期，當前中國各種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明顯增多，統籌協調各方麵利益關係的難度明顯加大。
社會的現代化轉型是社會分化的主要原因。我國始於工業化的現代化進程，造成利益資源的重組並形成積聚態勢，使得社會分化在結構、觀念等各層麵波及開來。所謂社會分化，是指社會結構係統不斷分解成新的社會要素，各種社會關係分割重組最終形成結構及功能專門化的過程。30年的改革開放，給我國社會所帶來的消解與分化的速度、深度、廣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深刻。社會實踐發生的這種結構性變遷，被稱為“千年未有的大變局”。傳統的迅速消解、分化，新的社會要素得以產生、重構，這種持續的消解、重構過程是我國轉型時期社會發展以及現代化的基本內容和主要動力。同時，這種變局也導致社會的整合常常跟不上步調而出現“斷裂和失衡”的現象，而這恰恰是危及我國和諧社會建設的根本原因。目前，這種持續性的消解和分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1.領域分化：一分為三
改革開放以前，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均帶有很強的政治色彩，三大領域均有較強的同質性。這種“同質性”主要依托意識形態，依托國家對社會采取強製性的高度的政治整合來進行和維持。因此，三大領域可視為同一個領域，而社會則是一個低分化高度整合的社會。1978年以後，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以後，經濟轉軌變型加速，社會分工愈來愈細，群體類別愈來愈多，經濟領域和文化領域逐步從政治領域中分化出來並具備相對獨立的色彩，並按各自內在的邏輯展開，不再帶有或慢慢拋卻原來的政治色彩。與之相應的，政治領域自身也不再是全社會代表的身份，而是開始轉變職能。不僅僅是維護社會穩定，還要推動社會向前發展，以及協調發展中的社會公平，從而獲得了自身的獨立。伴隨著國家從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的“退卻”，原先諸領域合一的“總體性社會”開始向政治（政府）、經濟（企業）、社會（民間組織）三元分立的社會結構轉化。因此，具有高度同質性的政治、經濟、文化領域一分為三向各自獨立承擔的社會功能方向轉化、消解、重構，並為整個社會的進一步分化打下基礎。三元社會結構的初步形成意味著社會資源配置方式即社會治理機製的重大調整，意味著社會資源由原先單一的國家計劃分配轉向政治領域的行政機製、經濟領域的市場機製、社會領域的誌願機製共同配置資源，分別供給各類物品與服務，意味著中國社會治理機製的當代轉型。
2.區域分化：自東向西的梯度發展
東、中、西部發展不平衡。改革30年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可以說是主動地、自覺地利用一種行政區域的不平衡戰略來完成的。比如上個世紀80年代提出的沿海戰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戰略，經濟先改戰略，以及西部大開發戰略等。目標則是一步一步地分階段地明晰起來。從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一步步明晰，帶動社會慢慢發生變化。這種梯度的由東向西的發展戰略，使得東部沿海地區無論政治、經濟還是文化都處於領先地位，而廣大的中西部地區則明顯緩慢滯後，差距越拉越大，且有加速的趨勢。因而，行政區域分化越來越明顯。在這種梯度格局之中，已經形成了一種近似於較發達、中等程度發達、不發達地區的格局。大量的統計資料表明，在30年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這些地區間的發展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而且還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到，一種類似於國際分工格局的地區分工格局已開始形成，如廣東、上海、江蘇等發達地區，開始成為加工區；而內地的許多地區，包括像遼寧這樣的老工業區，則正在成為原材料的提供者和商品銷售的市場。地區間的異質性明顯增強。在改革開放之前，不同地區之間的差異僅表現為發展程度的差異。但在今天，地區間的同質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不同地區間的異質性大為增強。目前地區間的異質性突出表現在所有製結構、經濟結構、經濟運行機製、經濟發展程度等方麵，其結果是使全國性的統一政策失去基礎。
3.階層分化：群體差異凸現
長期以來，我國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主體為工人、農民和幹部三大社會階層，其特征是身份與職業同一。這種“同一”的特征既易於為外部各群體所指認，又易於為內部自我主體所認同。在社會結構轉型和市場化體製轉軌的進程中出現了劇烈的階層分化。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內部發生分化以外，新的社會階層如“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正在產生。“中國的利益團體已經跨越了潛伏期，正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對政治生活產生顯著的影響”。在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中，出現了各利益集團政治參與願望增強而參與渠道匱乏的矛盾。社會中非製度化參與、抗議性參與甚至暴力性參與的出現和增多就是部分公眾通過製度外渠道來表達自己的願望和要求而產生的結果。同時，轉軌變型以後，衍生出許多身份與職業相背離的邊緣性群體，既難於為外界所承認，又難於為主體自我所認同。這是目前社會麵臨的多種困惑之一。這種邊緣性群體的出現正是社會分化的結果。他們喪失了原有的文化價值，喪失了原有的組織和心理歸屬，而新的價值和歸屬尚未找到。這種邊緣化生存狀態，很有可能使他們進入“遊民”隊伍。階層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增加，成為威脅社會穩定的一大隱患。
4.組織分化：從一元到多元
進入轉型期以後，社會的組織結構由一元向多元方向發展，形成了許多新型的經濟組織和民間社團組織等利益集團。這些集團的異質性特征明顯，不再具備計劃經濟體製下“一大二公”的同質性，而代之以結構模式的多樣化。與此同時，原屬於國家控製整個社會的大一統的權力逐步讓位於地方和部門組織，這種讓位的好處是打破了屬於前者的大一統封閉性，組織適應性提高。而這種讓位的壞處也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後者在得到權力後，不是百分之百的按前者意願去貫徹開放的方針，而是依據後者自身的利益有選擇性地加強地方性封閉，這種封閉有極大的盲目性和破壞性，成為當今社會不穩定的隱患。因為利益所在，後者既無力承擔新的社會整合功能，反而加劇各利益集團之間的摩擦，為權力尋租尋找空間，從而導致各種不穩定因素增強。組織分化使社會主體產生了嚴重的孤獨感，而傳統的一元化的組織控製力量的退出，勢必使已經消解的傳統社會群體包括宗教、種姓、宗族、幫會等各種勢力重新聚合。這種聚合甚至可能包括黑勢力的聚合，且有愈來愈坐大的趨勢，出現社會越軌行為和失範現象增加，成為影響社會心理，破壞社會穩定的又一個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