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僧
興教寺是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聞名中外的玄奘法師靈骨塔所在地，也是慈恩宗祖庭之一，所以也是我遊訪最重要的佛寺之一。從1995年夏季開始，我便深入調查、搜集、周谘博訪、別目辨珠，不放過每一方碑石。我不知多少次去興教寺，記得一次抄寫窺基法師塔銘，緊貼塔西有一片密密的竹林，因為太陽已落了，蚊蟲很多，待抄完塔銘，我的腿上，手背已被叮了不少疙瘩；有時天晚了，就住在寺院，一覺睡來，隻是黎明三四點，塔鈴在晨風中發出響亮悅耳的聲響，我又開始翻閱校核整理碑文……辛勤與汗水使我獲得了比較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一、曆史沿革
玄奘，河南偃師人，俗姓陳，名，世界著名佛學家、旅行家與翻譯家。唐貞觀二年（628）他從長安出發，沿“絲綢之路”西行，備受艱險苦累，到達印度。在印度佛教中心著名的那爛陀寺，得到當時印度著名佛教高僧戒賢法師精心指導，研讀佛學百家經典，長達17年，貫通印度佛教各派學說。在戒日王召集的曲女城辯論大會上，以無可辯駁的論述，獲得極高學術聲譽。貞觀十九年（645），玄奘滿載佛教經典及金、銀佛像等珍品回到長安。在朝廷的支持下，他召集天下高僧、學者，於弘福寺設立譯場，後譯場移於慈恩寺，展開了規模宏大的翻譯工作。玄奘法師精通梵、漢語言文字，又深諳佛理，譯著準確詳明，用了19年的時間，在弟子窺基和圓測的協同下，共譯出佛經74部，1335卷；創立了唯識宗——唯識宗亦稱法相宗慈恩宗。他自撰著作五種，特別是《大唐西域記》，翔實地保留了中亞、南亞古代經濟、社會文化、地理物產、民族風俗等諸多資料，成為今天研究古印度不可缺少的重要典籍。他還將印度失傳的佛學經典《大乘起信論》，由漢文譯成梵文，使之重新流傳印度，並把印度因明學介紹到中國，促進了我國邏輯學發展。這些對中華文化的發展及中印文化的交流都有著重要的影響。也正因為如此，使大慈恩寺名揚國內外。
大慈恩寺位於西安南郊雁塔路南端，寺內有馳名於世界的大雁塔。唐貞觀二十二年（648），高宗作太子時，為報慈母大恩，在隋建無漏寺廢墟上建成大慈恩寺，該寺重樓複閣，多達十餘院，占地400畝，殿宇僧房多達1897間。寺內壁畫多出自閻立本、吳道子、王維等名家之手，其建築富麗堂皇。永徽三年（652），玄奘為了安置從印度帶回的佛經、佛像、舍利，就在寺西院造塔，初為五層。武皇長安元年（701），此塔摧倒，武皇、王公施資改造為十層，內作空心，可登臨觀景，以後又經兵火，改建成七層。由於此塔仿印度經塔建造，最下一層作雁形，所以稱之為雁塔，後為了區別於小雁塔，故稱之為大雁塔。據史記載，唐代進士有雁塔題名的盛舉。從唐至今，大雁塔也是重要的旅遊勝地，文人騷客常來此登高遠眺，吟詠對詩。由於玄奘同其徒弟在此譯經，並創立唯識宗，因而大慈恩寺被看成慈恩宗的祖庭。
1.興教寺——玄奘法師及弟子窺基、圓測靈骨塔所在地
唐麟德元年（664）2月5日，積勞成疾的玄奘法師在陝西省宜君縣玉華宮圓寂，4月14日，玄奘法師靈骨安葬於白鹿原。舉行葬禮時，長安附近五百裏群眾前去送葬的就有100多萬人，有3萬人竟寄宿墓旁。由此可知，人們對玄奘是多麼敬仰愛戴啊！
玄奘葬於□河東岸的白鹿原上，靈骨之地恰與大明宮遙遙相對，唐高宗李治每每站立大明宮前遙望，常常不免觸目傷情，時慟悲思。總章二年（669）高宗下詔，以隆重的儀式和宏大的場麵，將玄奘遺骨遷於樊川杜曲東南的少陵原畔，移塔建寺。由於時間久遠，今對當時唐興教寺規模格局不得而知，但從現存的石碑和一些資料可知，唐興教寺規模宏大、殿宇宏偉、華麗堂皇。宋張禮在《遊城南記》中說它“殿宇法製，精密莊嚴”；而明趙嶇函在他的《遊城南》中曰：“壁間嵌古殿壁一片，唐人畫地獄變相，僅存閻羅王，鬼三，大不盈尺，而猙獰之狀駭人心目，亦一奇也。”大慈恩寺壁畫出自當時唐著名畫家閻立本、吳道子、王維之手。而興教寺作為玄奘靈骨塔所在地，且有唐皇帝題額，其壁畫必然出自名家高手，可惜的是今人除從趙嶇函《遊城南》得知那麼“大不盈尺”的一片唐人畫外，那輝煌的壁畫，已無從得知了。這裏要說明的是，塔銘與起塔並不是同一時間，建塔時間為總章二年（669），而劉軻撰文、建初書的塔銘卻在文宗開成四年（839），中間整整相隔170年。在玄奘法師生平中，今存的資料關於圓寂時間是一致的。但關於玄奘法師的享年卻存三種說法。塔銘曰69，道宣律師所著《高僧傳》曰65，慧立所著的《三藏傳》則曰62.三種究竟以哪種為準，康寄遙居士在他1958年所撰寫的《陝西佛教記略》（上編）中對此談了他的看法。他認為塔銘為69歲，按一般來說，塔銘是最具權威的資料，但建塔與刻置塔銘，其間相距達170年，連塔銘序中也說：“年歲遙遠，荒涼殘委。”由於時間漫長，其間“不能必其絕無傳聞的差誤”，所以他認為“故今應以奘師生於仁壽二年，寂於麟德元年在世63歲為正確，若以現在周歲與虛歲計，63與65，覺可通，唯對69不易通融”，因為60歲與大業十年（614）出家，年恰13，武德五年（622）受具年正21，乃至出國留印。回國譯經，所有年事，大都相合。筆者將此三種情況列出，以供專家研究。
窺基（631—682）長安人，姓尉遲，字宏道，唐王朝開國功臣、大將軍尉遲敬德的侄子，玄奘收為嫡傳大弟子，高宗永淳元年（682）圓寂於慈恩翻譯院，10天後葬興教寺陪奘公塔。
圓測（612—696），名文雅，字圓測，新羅國王孫（今朝鮮），玄奘收為弟子，武皇萬歲通天元年（696）圓寂，同年二月十五日火葬於龍門香山寺北穀並起塔，圓測弟子分得一部分骨骸盛以寶函石槨，攜回長安，於終南山豐德寺東嶺上起塔。據康寄遙《陝西佛寺紀略》（上編）中曰：“在塔基內安葬舍利四十九粒，於宋政和五年（1115）從豐德寺分舍利葬於奘公塔左，創建的新塔與基師塔規模無異，其塔由宋複撰並書。從公元669年玄奘遺骨遷葬興教寺並起塔，到圓測塔公元1115年建成，中間相隔竟達464年之久。
2.“寺無僧、塔無主”那段曆史
興教寺建成約百年後，據《塔銘序》曰：“塔無主、寺無僧、遊者傷目”。按這個大體時間推算：總章二年為公元669年，“百年後”大約在769年以後那段時間裏。我們從769年向前追溯60多年曆史，考察一下這個時期足以影響當時經濟、政治、文化等大的自然災害及曆史事件，就會對興教寺出現這種敗落大體上得出一個答案。
公元705年，中宗反正；公元706年，中宗神龍二年，肅章門之變；公元710年景龍四年，李隆基平亂；公元736年開元二十四年，劉誌誠起義；公元755年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公元756年天寶十五年，安祿山部攻入長安、“馬嵬驛事件”、“陳濤斜之戰”；公元757年至德二年，郭子儀率師收複長安、戰於渭河清渠、香積寺之戰；公元758年至德三年十月，吐蕃攻陷長安；公元764年，廣德二年，關中缺糧，鬥米千錢；公元765年永泰元年，春大旱，京師鬥米千錢；公元769年大曆四年，京師大雨，鬥米值八百。
從以上事件中，我們不難看出，戰爭連年，特別是“安史之亂”與“吐蕃攻陷長安”，對唐王朝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都會產生嚴重影響，即使一些規模比較小的戰鬥、事變也都發生在長安，加之又有水旱災害，這些必然危及影響到寺院。興教寺是不是就毀於兵災戰火，雖不能作肯定的回答，但這種可能無論如何是存在的。大凡統治者，從來都是將維持其統治地位放在首位，處於風雨飄搖中的唐王朝，連皇帝、貴妃都惶惶外逃，生命難以自保，誰還又有心修茸寺院呢？百姓處於水深火熱難得溫飽的死亡線上，捐資建寺這種可能性自然也是很小的，在這種情況下的興教寺“寺無僧、塔無主，遊者傷目”，也就不足奇怪了。在公元769年以後的二三十年裏，公元785年，貞元元年大旱，河水涸；公元788年貞元四年、794年貞元十年，接連發生的兩次地震，這些都對經濟文化、社會生產產生了嚴重影響。
曆史上的滅佛，雖實施於武宗會昌五年（845），但早在敬宗、文宗時，唐王朝就有滅佛意圖。敬宗李湛於寶曆元年登基（825），也就是說從敬宗當皇帝已產生滅佛的意圖。既有此意，雖不能馬上實施，但修葺寺院自然就不會得到朝廷的支持了。鑒於以上諸多原因，興教寺那種“寺無僧、塔無主”的荒涼境況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3.興教寺的曆次修茸
玄奘靈骨移葬於杜曲東南的少陵原畔，建塔的時間為唐總章二年（669），而玄奘塔的塔銘卻刻置於170年之後。據諸多史料記載，最早的一次修葺在唐穆宗長慶中（821），當時主持修葺塔寺的和尚法號曇景，這次修葺是一次小規模的修葺。唐太和二年（828），當時安國寺有僧義林籌修玄奘塔，同時備石準備刻銘，但塔未修畢，義林圓寂，臨圓寂前，他念念不忘刻置塔銘之事，遺言於門人令檢，要他一定要尋找文人撰銘。又經過10年多，到了839年，這才請劉軻作成塔銘鑲嵌於塔最底層北麵。這是有記載的第二次修葺，也是起塔與塔銘為什麼不是同一時間的原故。
第三次當在宋元豐四年（1082），據清乾隆王昶《金石萃編）中的《玉峰軒碑記》末尾記時為“元豐四年十二月一日”（1082），當時的知京北龍圖呂公，在終南山太乙湫祈禱時，途經興教寺登至少陵原畔，南望終南，青山秀峰，下窺樊川，山水秀麗，遂命寺主僧晏靜創建“玉峰軒”，並推萬年令陳政舉作記，此記即“玉峰軒記”。宋張禮遊興教寺時，尚用“殿宇法製，精密莊嚴”，八字概括描述，可見當時興教寺的建築群還是相當完整的。
第四次修葺是在宋政和五年（1115）。武後萬歲通天元年從洛陽龍門香山寺攜帶回陝後葬於長安豐德寺東嶺上的圓測骨骸，取出後於興教寺玄奘塔旁起塔而動工。這次圓測塔的形狀、規模與窺基塔的格局是完全一樣的，塔銘由宋複撰並書。在修建圓測塔時“同時並基公塔即舊而新之”。（見《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圓測法師舍利塔銘並序》）在圓測塔銘並序中，還記述著興教寺慈恩塔院一些鮮為人知的建築當基、測二師塔建成後，“金輪寶鐸層構雙聳矗如幻，成其下各環以廣廡，神像崇周左右以附……及於於塔之前，創修獻殿六楹落成”，然這些均隻能遺憾而已。宋張禮《遊城南記》雖記於宋朝，然出遊時間卻是北宋元□年（1086），早於這次建圓測塔的宋政和五年（1115）29年，待到明趙嶇函《遊城南》又整整相隔了一個朝代。世事滄桑，看來要看到更具體的史料已很困難了。元代是否對興教寺修葺過，由於沒有確鑿的資料，難以考證。1995年10月28日，筆者去興教寺搜集資料，寺內住持常明方丈說，法堂西北角山牆頂頭下壓了個石碑，是元代的，經度量碑長65厘米，寬45厘米，厚13厘米，上麵刻著的字外露部分是“奉政大夫華州知州劉……大元初功□兵馬都元帥太師秦”，缺字處因斷不敢肯定，看上去像個“主”字，是不是修葺捐款的姓名不敢肯定，但推測是有可能的。
經過元代漫長的歲月，至明趙嶇函遊興教寺時，已是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夏季四月。從文中我們不難看出當時興教寺北邊原上樹木是相當茂密的，“乃遂東南行至龐留，……是日大雨，翌日霽。西南行，馬首淨無纖塵，山光林影，紫翠相映、殊不減山陰道上。”“行五裏原盡得興教寺。”該文涉及到興教寺的文字如下：“遊塔院，觀三藏、慈恩、西明三塔。《三藏銘》劉軻撰，《慈恩銘》李宏度撰，俱建初書；《西明銘》，宋複撰書。呂大防所創玉峰軒，以玉案得名，當在寺後原畔，今獨陳正峰所為記，在殿壁間。寺僧有穴居者。壁間嵌古殿壁一塊，唐人畫地獄變相，止存閻羅王；鬼三，大不盈尺，猙獰之狀駭人心目，亦一奇也。”從以上文字可知，趙嶇函遊時，那種“殿字法製，精密莊嚴”已不複存在，連“玉峰軒”的情況也隻能從陳正峰所撰寫的“玉峰軒記”中知個大概了。然而，碑石當時尚嵌於殿壁間，而寺僧穴居窯中，這段文字形象地描述了寺院敗落的境況。明趙嶇函在這次遊後所寫的“興教寺”一詩曰：“敗垣驚變相，殘碣繡苔痕”，與前邊文字同出一轍，給人的印象都是興教寺已是相當荒涼了。
至清，從今存於“興教寺鍾樓中的“大唐興教寺改建鍾”上銘文得知，此鍾鑄於清乾隆五十一年，歲次丁未春三日穀旦（1787），鍾文為邑生員胡曰德。鍾文曰：“興教寺者，唐肅宗之所名也，原依少陵，地近樊川，中有玄奘塔一，左右有慈恩、西明二塔；即詩所謂日斜山字者是也；世遠年湮不無頹敗，鼎殘碑裂，遊者傷目”。按鍾文，是記述了一個稱太榮的和尚，見寺鍾已毀，“不有以改之無以興佛力，因之改建興教寺。”這次應該說算是興教寺從唐以來，在已掌握的資料中是一次最大的修葺了，從已知資料中，這算第五次修葺。
清同治年間，寺內除三塔外，全部建築毀於兵火。延至民國10年（1921）興教寺外無寺院圍牆，內無殿宇僧舍，隻有慈恩塔院三塔聳立於少陵原畔。
興教寺是玄奘法師靈骨塔所在地，所以與大慈恩寺同屬慈恩宗祖庭，且當時興教寺屬大慈恩寺下院，許多大的修葺都是由大慈恩寺出資，並派僧人監修的。比如民國20年12月（1931）年立的《重修興教寺記》的監工就是慈恩寺住持寶生，而參與最多的還有居士康寄遙。民國9年（1920）至民國11年（1922），妙闊法師來住持興教寺這段時間，當時興教寺有一個叫妙法法號自理的禪師住持著興教寺，妙法的師父是應禪法師，此僧當時為小雁塔薦福寺方丈，妙法當時在薦福寺做監院或首座。民國9年（1920）前後他住興教寺，當時興教寺除三塔、兩間破屋和數孔窯洞外，殿宇全無，當時寺院的地租種出去了，麵積縮小，崖後尚有燒瓦盆瓦罐的。妙法發願振興寺院。據常明方丈回憶，他為了要回寺地，曾吃官司、住班房月餘，後終於打贏官司要回了寺院的地。今興教寺大殿東山牆懸掛有應公老和尚圓寂紀念匾額，上書“盤涅證果”四字，這裏的應公即應禪法師，應禪法師為妙法禪師的師父。另外，應禪法師靈骨就葬埋在興教寺山門前崖下，今尚為寺院所有的6畝地裏。寺地要回後他著手準備著木料，至民國11年（1922）年前木料基本備齊，後因資金短缺，遲遲未能修建。民國11年（1922），妙闊從南方來陝，不久住持興教寺，妙法離寺，由妙闊住持興建起五楹法堂，這算是興教寺第六次修葺。
這裏應該說明的是，對於妙法、妙闊這些曆史人物，我們沒有必要評價其誰是誰非，可二人之間有矛盾是應該說明的，因為在不長時間內，興教寺住持更迭頻繁，且這段時間興教寺修葺的次數又多，不說明這些情況，這段時間的修葺是很難說清楚的。法堂建起不久，妙法複回寺住持，妙闊離開興教寺。在妙法住持下，建起法堂前東西十楹廊房；在妙闊率寺眾仝立的《重修樊川興教寺》一碑中曰：“越年附修廊廡十楹為室”。康寄遙在他所寫的《陝西佛事記略》中表述得更為清楚：“妙闊法師募修大殿五楹（即今法堂），寺僧自理修東西寮房10間”，寮房即指東西廊房十間，自理是妙法法號，這次為興教寺第七次修葺。
第八次修葺在民國20年（1931），即朱子橋修葺興教寺。不少史料雖提及，但都很簡略。筆者1995年10月23日下午3點去興教寺搜集資料，在慈恩塔院與菜地邊的磚圍牆根發現《重修興教寺塔寺記》碑，這方碑立於民國20年12月（1931），碑文是寂圓居士康寄遙撰寫，釋太虛書，郭希安刻字的，在涉及到當時興教寺情況時寫道：“唯宗風久息，塔寺凋殘，自民國初年僅留破屋土窯，見者傷之”。民國19年（1930）年秋，朱子橋等賑災來陝禮塔得舍利發願重修，於民國20年（1931）秋動工，一月後修複玄奘、窺基、圓測三塔及鍾、鼓二樓，據塔銘記，這次修葺共用銀一千八百元。現存的玄奘、窺基圓測石刻像就是當時修葺時用善士譚時欽捐的百元請匠工雕刻的。民國23年（1934）菊月中浣住持妙闊率寺眾仝立的《重修長安樊川興教寺碑記》在涉及這次修葺時曰：“樹低枝浚，朱子橋居士來此謁塔，情願施金補修，不日工程告竣忽然飄渺於霄漢間”，“樹低枝浚”暗喻秋，與前麵時間相符。
在《重修長安樊川興教寺》一碑中，主要記述的是朱子橋上次修葺之後的又一次修葺，碑文在記述朱子橋“飄緲於霄漢間”後緊接著寫道：“複戴季陶、張繼待諸居士添修塔亭、圍牆、山門等洵與祗圓並稱兜率內院”。朱子橋1941年1月13日逝世於西安崇忠路災童教養院（即第五救濟區辦公處），而戴季陶等在朱子橋修葺興教寺之後，但此方碑在其後“功德主芳名列後”的第一個芳名主就是朱子橋，“朱子橋居士施洋壹仟捌佰元”這又當何解釋？筆者認為這是一個曆次修葺記事碑，朱子橋施洋一千八百元其數與民國20年12月（1931）所立《重修興教塔寺記》碑中的共用銀一千八百元相等，可見這個一千八百元即前邊之重複記述。而這次修葺所說的“圍牆”並非現有的磚圍牆（磚圍牆係解放後重建的），而是當時的“土坯圍牆”；“塔亭”是指慈恩塔院的“大遍覺堂”，非“觀景亭”（山亭）。這次修葺應是興教寺的第九次修葺。
這次修複後，興教寺的第十次修葺是一次來自國民黨中樞的有政治目的修建，筆者將在下文“民國重修護國興教寺揭秘”裏詳細記述。
4.民國重修“護國興教寺”揭秘
妙闊主持修建起5間法堂後，不足兩年，妙法複回住持興教寺，在法堂前東西兩側，建廊房10間。僅從以上可知，興教寺法堂及廊房均係民國建築。為什麼在眾多寺院荒涼敗廢的情況下，而何以惟獨興教寺在城南諸佛寺中“當進莊嚴宏敞興教可稱第一”（康寄遙《陝西佛事紀略》語）呢？莊嚴、宏闊的大雄寶殿，東跨院秀麗、典雅的藏經樓，還有那延袤逶迤高大的寺院紅牆，寺院東南高處的觀景亭，這些對寺院規模來說有舉足輕重意義的建築群，到底又建於何時呢？多年來許多涉及興教寺的資料均以“民國建築”一言了之。
從前麵記述，我們知道，法堂修建於民國11年（1922），以後廊房修建又晚於法堂一二年，再稍後，就是烽火八年的抗日戰爭時期，在那“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人心、人力、資金都不是修寺建廟的年月，何以這裏又能耗資十幾萬元大興土木呢？這裏一直存疑著一個謎。
1995年9月，筆者為寺院整理資料，在搜集碑文資料時，發現曾埋於停車場下多年的石碑兩方，慶幸的是碑裂而碑文尚全，將浮土清洗淨，又將裂碑對茬時，就得見如下兩篇碑文：
重修慈恩塔院記
臨潼康寄遙撰邑人宋聯奎書
民國辛未秋，倭人陷遼東，嗣又侵滬，淫及首都，於是中樞議建西安為陪都。黨國先進張公溥泉、戴公季陶、居公覺生，皆先後來陝視察或倡修周陵，以振興中國文化；或倡修茂陵，以表現中國民族尚武精神。皆示國人以反本自奮，為救國圖存之地。又出具餘力，倡修慈恩塔院，蓋以佛法救正人心，尤探撥□（此字不清，筆者注）反治之本原也。夫慈恩宗學傳自天竺，慈恩宗名肇於震旦，大慈恩寺乃其祖庭，興教寺者即其塔院，玄奘、窺基、圓測均生盛唐，當時建都長安，佛教各宗並振，而慈恩義學得三師之倡導，如日經天，有目共睹。由是人心大定，文物昌明。國運之興隆，鄰邦莫不傾向。猗歟休哉，何其盛也。今者塔院荒涼，觸目傷懷。諸大善士乃積淨資，為添僧寮三楹，外建山門，築院牆二百堵，並建塔亭三楹，石刻三師像各一供亭內。奘之二像承歐陽竟無居士函示即依唐畫鉤摹。測像則相傳出於宋之塑像，此刻因之。旁題像讚各一。又別為額石五方龕菸壁。計共費工料2350圓。經始於壬申戊久乃畢工。此塔院在佛弟子習慈宗者，應視為孔教之曲阜，回教之麥加，耶教之耶路撒冷。他日者，精藍擴展，藉振慈恩之宗風，即以植眾生之福田。而國運複興之先聲，世界大同之基礎，胥在是矣，是不可以不記也。謹述勝緣，並記功德芳名於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