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紀新
開元寺在西安具有特殊的知名度。雖然此寺50多年前已毀圮不存，卻至今常被人們提及，因為它位於東大街鍾樓東南角繁華鬧市，當年既是著名寺院，也是這一帶的地名，西安人以此地早在唐代便有這座寺廟而引以為豪。這一點，從前些年開元商城落成開業時興高采烈的宣傳中還能看得出來，這個西北最大的綜合商業中心因建在開元寺故址而得名。最近看到賈平凹先生的《老西安》一書中有開元寺的照片，其下照例也有“開元寺始建於唐開元年間”的文字說明。
為什麼說是“照例”呢？在我的印象裏，人們每當提及開元寺，總要說它自唐代便建在此處，因此，開元寺已成為一個重要的曆史坐標。人們一向以為唐代長安城的開元寺建在此處，反映出許多人以為唐長安城這一區域也如同今日車水馬龍的景象。
我想從考證昔日開元寺址的角度切入，也許有助於糾正人們對唐長安城這一區域的錯誤印象。
（一）
開元寺並非西安獨有，唐代時天下諸州各有一座，其中有的至今尚存，如福建泉州的開元寺。開元，是唐玄宗時的年號。開元寺以玄宗這一年號為名，與唐玄宗及開元年間具有某種關係自然顯而易見。
問題在於：開元寺與唐玄宗及開元年間究竟存在什麼關係呢？
據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畢沅編纂的《關中勝跡圖誌》一書記載：“開元寺在鹹寧縣治西，唐開元中建，故名。後殿有玄宗真容。開元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玄宗於延慶殿與興勝先師論佛恩德，乃令天下州府，各置開元寺一座。”在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編纂的《鹹寧縣誌》中，也有措辭基本相同的記載。
雖然《關中勝跡圖誌》與《鹹寧縣誌》兩書均未說明上述說法的來源，好在現存於西安碑林的《大開元寺興致碑》提供了答案。在這塊碑石上，刻有“開元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玄宗於延慶殿與勝光師論佛恩德，乃令天下州府各置開元寺一所，以表其歸佛之意”等文字，與上述兩書說法恰相吻合。據碑文說：金貞佑四年（1216年）僧澄潤將此文書於寺壁，為防歲久泯滅，乃於元延佑六年（1319年）移刻於碑，以告後人開元寺之由來。這就是碑文之說的最早源頭了。
這則記載可謂要言不繁，雖隻有短短幾十個字，卻已包括了時間、地點、人物、事件、起因、結果等各種記述要素，不僅把西安開元寺的來曆交代得毫不含糊，附帶也解釋了全國各地之所以有一批開元寺的原因，聽起來合情合理、天衣無縫，使許多人深信不疑並流傳至今。
但是，能夠自圓其說並不等於確有其事，刻在碑石上的文字也並不等於史實，隻有拿各種唐代史料與之認真比較、分析與鑒別，才能判斷其真偽是非。
碑文之說不見於任何史籍記載，那麼，它會不會是被史籍遺漏了的史實呢？這種可能性存在的起碼前提，應當是其涉及的曆史背景與已知史實相符。然而，稍加比較便可發現，碑文之說與曆史事實格格不入。
首先，碑文中“玄宗於延慶殿與勝光師論佛恩德，乃令天下州府各置開元寺一所，以表其歸佛之意”之說，與唐玄宗一貫的政治態度背景史實不符。在中國古代，一個政權所持的宗教態度實際上是其基本國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唐王朝建立後，唐高祖李淵便確立“崇道抑佛”的基本國策，奉道教教主老子（李耳）為皇族祖宗，曆太宗、高宗而不改。後來，武則天出於改朝換代的政治目的，反其道而行之，大肆“崇佛抑道”，佛教勢力一度惡性蔓延，並為這位女皇帝改朝換代的圖謀搖旗呐喊。唐玄宗登台後決心撥亂反正，大力“崇道抑佛”，態度針鋒相對而且鮮明激烈。據多種史籍記載，他曾多次“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自開元二年（741年）起，頒令“自今所在毋得創建佛寺”。如果碑文所載確係事實，便意味玄宗後來的政治態度發生重大改變，各種史籍絕不會疏漏不載，然而在為數眾多的唐代史籍中，卻沒有任何關於此事的記載。
其次，“玄宗於延慶殿與勝光師論佛恩德，乃令天下州府各置開元寺一所，以表其歸佛之意”的說法，也與唐玄宗終生虔誠信奉道教的背景史實不符。唐玄宗的信仰是否如碑文所說，從開元二十八年（739年）之後有所改變呢？沒有。從曆史記載看，唐玄宗信奉道教不僅始終如一、堅定不移，而且日益虔誠乃至進入癡迷狂熱的境界。
據《資治通鑒·唐紀三十》載：開元二十九年（740年），“上夢玄元皇帝（即老子）告雲：‘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裏，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上遣使求之周至樓觀山間。夏閏四月，迎置興慶宮。五月，命畫玄元真容，分置諸州開元觀。”——由此可見，玄宗並未如碑文所說自前一年起改而“歸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