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師範大學許寧
中華民族是勤勞勇敢、愛好和平的偉大民族，她屢遭躓踣而自強不息，飽經患難而一往無前，保存了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延續下來的文化體係和思想傳統，形成了富於東方色彩和中國氣派的民族精神，成為我們古老民族精神家園的穩固基礎。中華民族精神是中華民族在長期共同生活和社會實踐中形成的文化結晶，是對中華民族的生命存在及其尊嚴、價值、意義的全麵理解和深刻詮釋，體現了對民族價值理想和終極關懷的執著追求。這既是中華民族五千多年來薪火相傳、奮發圖強的根本精神支柱，也是在新的戰略機遇期繼往開來、改革創新的強大精神動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作為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一直視民族精神為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而且將是否具有高昂的民族精神作為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水平的重要尺度之一，從而對中華民族精神的自覺認識也達到了新的曆史高度。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現代化，讓中國人民富裕起來，振興偉大的中華民族。”這就精辟闡述了改革開放的目的，深入揭示了改革開放在中華民族精神的發展進程中的重大意義。民族精神具有獨特的民族性和鮮明的時代性，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實踐賦予中華民族精神以新的時代內涵。
一、改革創新是中華民族永葆青春的精神傳統
中華民族是一個重視變革、強調日新的民族，這是她之所以延續至今、永葆青春的精神動力。就宇宙法則而言，《周易》肯定變革日新既是天道的規律，又是人類社會的規律，成為宇宙萬物共同遵循的普遍性原理和法則。《周易》專設《革卦》探討變革的問題，指出變革對於天地和人類的發展具有重大的影響，所謂“天地革而四時成”，“革之時大矣哉”，（《革卦·彖傳》。），並進而提出“與時偕行”（《乾卦·文言》。）的觀點。
就曆史規律而言，中華民族極為重視社會曆史規律的認識，尤其是從王朝更迭、治亂興亡中探索政治的根本。《禮記·大學》記載，商湯的《盤銘》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指的是要天天除舊更新，不間斷地更新又更新，其中蘊含著日益創新、不斷變革、與時俱進的理念。《詩經·大雅·文王》也主張：“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因此，湯武革命往往成為儒家政治思想的中心議題之一。儒家認為合乎道義的行為應當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而湯武革命在價值上是合理的，是必然的，也即革命的一方是符合道義的，而被革命的一方則是與道義相違背的。由此儒家肯定了湯放桀、武王伐紂的合法性。
就製度創設而言，傳統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典章製度，陳寅恪認為：“中國家族倫理之道德製度，發達最早。周公之典章製度實中國上古文明之精華。”（吳：《吳日記》，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02頁。）儒家以因革損益的態度對待古代的禮樂文明和典章製度，孔子指出：“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這就從製度創設的層麵同樣明確了製度變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就社會實踐而言，封建社會的曆代統治者為了穩定統治秩序、緩和階級矛盾，也采取過若幹改製、更法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取得了一些具體成效，但在頑固守舊勢力的幹預下往往又陷入失敗。例如，王莽改製、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以及百日維新運動莫不如此。
所以，從商湯革命的曆史事功到因革損益的製度創設，從大化日新的宇宙法則到更法維新的社會實踐，都表明了中華民族敢於突破、不斷開拓的巨大勇氣和豪邁精神。而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則是中華民族最新一次的自我更新、自我改造的社會運動，其社會變革之深入，涉及層麵之廣泛，動員人數之眾多，曆史影響之深遠，實施效果之卓著，都是前所未有的。
改革開放迎來了30周年，中國社會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鄧小平將改革稱之為“第二次革命”，這意味著不僅社會體製、物質生活領域的深刻變化，而且在精神世界和社會心理領域也日益發生著重大的調整和轉換。改革首先是思想的解放和觀念的創新，這就意味著總是伴隨著爭論而一路前行的。眾所周知，正是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理論大討論、思想大解放中，突破了“兩個凡是”的桎梏，十一屆三中全會奏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同樣也正是在“市場經濟到底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中，黨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宏圖。在新時期現代化事業發展到新的階段，同樣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突破原有觀念的束縛，以改革創新精神應對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挑戰、新機遇。
可以看出，中華民族的現代化事業不是因襲故國的秩序，並非照搬別國的模式，而是當代中國人以自己的聰明才智、血淚汗水硬生生地從本沒有路的地方走出來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路徑選擇。而這樣的選擇是與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變革日新的精神傳統一脈相承的，甚至可以說，改革創新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時代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