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6月，江澤民總書記發出了西部大開發的動員令。這是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麵對新世紀的新形勢，提出的經濟發展戰略布局。西部大開發的全麵啟動，為西部地區的發展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曆史機遇。完成這樣一個舉世矚目的係統工程，既需要營造一個適宜發展的硬環境，也必須創造一個能夠保障發展的軟環境。前者是指自然資源、基礎設施等經濟和物質方麵的條件，而後者則主要是指政策、作風等政治和社會條件。近年來，西部各省（區、市）在公路、鐵路、電力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麵做了大量工作，目前，國家又加大了對西部地區的投資力度，應該說，西部的硬環境建設雖然還需加強，但畢竟還是很有吸引力的；然而，在軟環境建設方麵，目前存在的問題比較多。特別是腐敗問題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和製約著西部大開發的進程。理論和實踐都證明，生產方式變革和經濟轉型期是腐敗現象的高發期，開發區往往是腐敗現象的多發區。因此，必須充分認識西部大開發中反腐敗鬥爭麵臨的新問題和新特點，預測西部大開發中腐敗現象滋長蔓延的可能性，在綜合治理的同時，重點通過機製創新，從根本上預防和遏製腐敗現象，保證和促進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順利健康實施。
西部大開發是黨中央繼東部沿海開發取得巨大成功後，部署的一項具有偉大戰略意義的建設事業。這一宏偉而艱巨的工程，要在西部這樣一個經濟欠發達地區取得成功，必須有良好的社會軟環境的支撐和保證，特別是要認真解決好腐敗問題。從一定意義上講，反腐敗的力度決定著廉政建設的成效，而廉政建設的成效則決定著軟、硬環境建設的速度與質量，因而也決定著西部大開發的成敗。
（一）實踐證明：生產方式大變革、經濟大開發時期，也是腐敗現象的高發期
古今中外的生產和社會實踐證明，在生產方式大變革、經濟大發展的時期，特別容易發生腐敗；開發區也是腐敗現象的多發區。我國近20年正處於兩大轉變時期，一個是社會迅速現代化時期，即由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向現代化的國家前進；一個是體製迅速轉換時期，由過去的計劃經濟體製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轉換。據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對上百個國家和地區發展情況的調查顯示，各個國家社會經濟結構變革最快的時期，也是各種社會矛盾比較複雜、社會問題大量產生的時期。如英國社會腐敗現象最盛行的是18世紀。18世紀英國發生了資產階級工業革命，生產力得到了劃時代的跨躍，這一時期創造的物質財富，幾乎超過了在此之前人類社會物質財富的總和。而在這一過程中發生的腐敗問題，也遠遠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時期。美國社會腐敗問題最嚴重的19世紀，也是美國開發大西部的時期。香港腐敗的高峰期也是發生在六七十年代進行工業革命、實現工業化的年代。我國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實行改革開放的方針，對東部沿海15個城市采取特殊政策，加大了投入力度，使這些城市的經濟超常規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這些地方的經濟犯罪、腐敗問題也遠遠高於全國其他任何地區，以至使一些人對兩個文明能否同步發展產生懷疑。
我國西部是個地域廣闊的地區，西部大開發是全方位的開發，在開發過程中，國家要投入大量的資金，而且投資渠道廣泛，不同渠道的款項使用的要求又不一樣。貪婪者對金錢的視覺和嗅覺，要比一般人靈敏得多，他們的眼睛早就盯上了這些項目與投資，企圖借機大撈一把。在這種情況下，稍不警惕，腐敗現象就會滋長蔓延。因此，為了搞好西部大開發，必須對反腐敗問題有足夠的認識，並且通過標本兼治加以遏製，為西部大開發的順利進行創造一個良好的軟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