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權（182～252年），字仲謀，吳郡富春人，孫堅次子，孫策之弟，吳國的建立者。孫策早亡，15歲的孫權即肩負吳主重任，據有江東六郡之地。他招賢納士，發展生產，鎮抗山越，逐步增強了實力。建安十三年（208年）聯合劉備，大敗曹操軍於赤壁。隨後襲取荊州，擒殺關羽，敗劉備於夷陵。黃龍元年（229年），稱帝於武昌，國號吳，遷都建業（今南京）。凡是讀過《三國演義》的人，對孫權的印象都比較深，特別是在用人問題上。孫權深知能否有良才相輔，實在是國運盛衰的關鍵。史稱他初為吳主，即“開賓館於吳會，廣納賢士，謀臣良將，紛紛而至，江東稱得人之盛”。諸葛亮《隆中對》在為劉備分析天下大勢時，這樣分析說：“孫權據有江東，已曆三世，國險而民富，賢能為之所用。”被陳壽評為“超世之傑”的曹操，對孫權胸懷大誌，用得賢才也讚歎不已，曾發出“生子當如孫仲謀”的感慨。《三國誌》作者陳壽對孫權的評語是：“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英人之傑矣。”對其“任才尚計”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孫權用人之道有三大特點：其一是以才取人，不搞論資排輩。孫權在任命周瑜為大都督統管吳國兵馬時，周公瑾才三十四歲，當時就遭到曾經跟孫權的父親孫堅南征北戰的老將程普的反對，但孫權毫不動搖這個決定。魯肅在東吳的地位僅次於周瑜，周瑜死後，魯肅成為周瑜的繼任者。但魯肅年輕時不過是個“凡夫俗子”，投奔孫權時還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前朝老臣張昭就對孫權說：“肅年少粗疏，未可用。”但孫權深知魯肅之才，仍然任命魯肅接替周瑜做了都督。後來出道的陸遜，原來也是一個無名之輩，孫權發現他有才能後，立即委以重任，雖然可能是因為“情勢所迫”（時蜀國大兵壓境，東吳暫無統帥之才），但孫權的大膽用人還是值得稱道的。其二，全麵了解下屬，教育培養下屬。東吳名將呂蒙出身於貧寒之家，自幼喪父，沒有文化，但他作戰十分英勇。在征黃祖一戰中，呂蒙一馬當先，不僅斬了黃祖的都督陳就，而且生擒了黃祖。因他屢立戰功，很快就得到了孫權的賞識，孫權立即提拔他為橫野中郎將，派他駐紮陸口，獨擋一麵對付關羽，期間孫權常勸他多讀點書。此後，呂蒙就抓緊行軍作戰的空隙讀書，果然大有長進。其三，充分信任下屬。諸葛亮的胞兄諸葛瑾一直被孫權重用，後來官至大將軍。在諸葛瑾代呂蒙領南郡太守時，就有人誣告他與劉備有勾結，但孫權聽了說：“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短短數語，便可看出孫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真諦所在。
細讀《三國演義》就會發現，舉凡描寫孫權英雄品質和領袖才能之處，都是和聯劉抗曹或抗拒曹操聯係在一起的。由於《三國演義》對後期孫權的言行以及用人之得失反映不多，致使人們對孫權用人形成了錯覺，仿佛孫權始終是—位能舉賢任能的開明君主。那麼，孫權是否始終做到了“舉賢任能”了呢？實際上，公元229年孫權稱帝後，開始對文臣武將不加信任，越來越剛愎自用。用人態度問題上的這一變化，使東吳統治在孫權稱帝後，已逐漸開始走下坡路。陳壽在《三國誌》中有這樣的評說：“性多嫌忌，果於殺戳，暨臻末年，彌以滋甚。”孫權不僅對帶兵守邊的將領不信任，要他們交出妻子做人質，如有叛逃，即殺戳人質，甚至滅及三族；而且設“校事”、“察戰”官員，來監察文武百官，溢相糾舉，誣陷無辜，動輒慘殺。比如當時的中書典校呂壹“性苟慘，用法深刻”、時常誣枉好人，太子孫登和陸遜、步騭等雖多次勸諫，仍沒有根本改變孫權的用人政策。呂壹後來雖被殺，但大臣們仍是“危怖”而有“不自安之心”。就連孫權一手選拔出來的將才陸遜，也不再被信任，責備多於褒獎，後來陸遜憂憤而死，與此不無關係。
總之，孫權用人善始卻沒有善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