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發展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經濟增長（economicgrowth）是指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實際的貨物和勞務產出的增長，或者更恰當地說，它是指一國在一定時期人均實際產出的增長。而經濟發展（economicdevelopment）除了產出增長和人均產出增長以外，還伴隨著經濟結構、政治體製、文化法律，甚至觀念習俗的變革。從最一般的意義上看，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基礎，是社會進步首要的、必要的物質條件；經濟發展是經濟增長的結果。經濟增長是手段，經濟發展是目的。一方麵，沒有經濟增長就不可能有經濟發展；有發展而無增長的情況一般是不可能出現的。另一方麵，經濟發展並不必然表現為經濟增長自然演進的結果。一種情況是，經濟增長與結構失調相伴隨；另一種情況是經濟增長與經濟依附相伴隨。
（一）西北地區經濟的不均衡增長
西北地區的經濟發展絕不是單純的經濟增長，從1949―2001年西北地區的傳統經濟在原有結構、類型、體製上，不僅出現數量增長，而且這些經濟增長使得西北經濟結構、經濟類型、經濟體製發生相應的變化，甚至出現持續性的變革。而在特定的曆史區間裏，這種包含著經濟結構、經濟類型、經濟體製根本變化的經濟發展過程，我們可以將它歸結為西北現代工業化進程。用現代工業的發展來改變西北地區經濟落後的曆史麵貌，改造和擴展整個社會經濟過程的內部框架，是西北經濟發展最根本的實質。經濟發展的實質在於工業化，而工業化的根本不在於工業的單純增長，而在於經濟結構的演變，而經濟結構的演變又是工業化的實質性進展。
1949―2001年，西北地區的經濟建設和經濟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西北現代工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逐步形成了一個門類較多的現代化工業體係。建立了以渭北、神府、賀蘭山、隴東、隴中和烏魯木齊為代表的煤炭生產基地，以玉門、克拉瑪依、長慶、冷湖、蘭州、陝北為主的石油化工和天然氣開采基地，以劉家峽、青銅峽、龍羊峽為主力的電力等能源重化工基地；形成了以嘉峪關、金川為代表的冶金工業；並且建立了以西安、蘭州、烏魯木齊為中心的機械、紡織和以蘭州、西安為中心的電子、航空等工業生產基地。西北地區的農業多種經營全麵展開，鄉鎮企業迅速發展，農業產業化推動傳統農業向現代化農業轉化速度加快。1989年與1952年相比，按可比價格計算的國民收入、社會總產值和工農業總產值分別增長11倍、18.7倍和17.8倍。與此同時，西北地區的教育、文化、科技、衛生事業得到迅速發展，商業、外貿、旅遊業也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出現蓬勃生機，西北人民的生活得到較大改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西北地區現代工業化建立、發展，無論從基礎設施上，還是在市場建立上，在眾多方麵都存在著先天不足和短缺、匱乏。在這樣的條件下，要想取得經濟發展，隻有集中有限的資本和資源（不包括沒有開采的資源），優先發展一部分具有戰略意義的產業，並以這些產業的投資所創造出的新的投資機會為動力，逐步擴大對其他產業的投資，以帶動西北經濟的發展。
1949―2001年，西北地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基本上堅持和貫徹了“集中布局，漸次推進”的布局原則，初步形成了以產業密集的工業基地為依托的區域生產力布局網絡，基本上建立了國民經濟地域分工與地區內部分工相結合的資源配置空間結構體係；同時，優先投資發展具有較強增長勢頭的產業部門，以求得較好的投資效率和較快的增長速度，再通過這些部門的發展及其“擴散效應”，來帶動其他部門的發展，進而促進西北經濟發展。50多年來，西北地區立足於能源、礦產資源開發，建立具有較高聚集規模的資源指向性生產布局：主要分布於西北地區中部和西部的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四個資源省區。同時，在國家大力資金投入的“一五”至“五五”期間，重點發展重型裝備及國防科技工業、電子工業，不僅形成了技術優勢，而且也促進了西北現代生產力的形成，並加快了經濟結構的轉換。
西北地區現代工業建立初期，為加強資源開發，進行了技術裝備的配套項目建設，形成了西北地區投資類加工。製造業特別是重工業中的加工業，成為同期新的增長點。1953―1979年國家在西北地區的陝西發展高壓輸變電設備製造業，在甘肅發展石油鑽采、煉製、加工裝備製造業；還在五省區相應發展了運輸機械、鑿岩機械、采礦機械、金屬切削機床、精密儀器儀表等機械製造業，同時，也發展了軸承、機床電器、各類電機等基礎件製造業。支持了西北地區能源、礦產資源的開發，支援了全國能源、原材料工業建設。全國油田、煉油廠、石油化工企業，都使用西北地區生產的產品；全國各電站、電網的建設，多使用西北地區生產的高壓輸變電裝備。80年代，西北地區重工業中的加工工業仍不失為使各種資源進入物質生產過程的技術手段，為支持西北地區基礎工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90年代以後，能源、原材料等基礎工業仍為西北地區的主導產業，在國民經濟持續、高速、協調發展中，投資類加工業麵對新的機遇；在西北經濟發展中創立新的增長點。
西北地區重工業中的加工工業――投資類加工業的發展水平，是衡量西北地區物質生產技術手段先進程度的重要標誌，也是衡量西北地區經濟實力強弱的重要方麵。而西北地區的消費類加工業，則直接反映了西北地區滿足社會成員物質文化需要的程度。消費類產品能夠直接進入西北市場和國內外市場，通過消費者的支付行為，直接獲取產品的附加價值。消費類產品完成價值的實現周期，遠遠短於能源、原材料工業和投資類加工業；消費品在生產製造過程中的價值增值率，遠遠高於其他產品。在西北地區發展消費類加工業，對於加快西北地區經濟發展，通過加工增值來獲取利潤，形成西北地區的自我積累、自我發展能力的財力基礎，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雖然，在西北地區投資類加工業占比重很大，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12.06個百分點；消費類加工業占的比重小，而且，空間分布嚴重不均，陝西一省就占西北加工業的51%以上。盡管西北地區消費類加工業的擴大與發展，仍有許多困難。但是，長期以來西北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過程中，從實踐得到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不能不重視消費類加工業的作用。特別是20世紀末的最後幾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正在建立和完善，國家價格體製尚未理順的情況下，西北地區原材料和初級產品的輸出，導致區域經濟利益的“雙重流失”；而消費類加工業的落後，使西北地區經濟增長的直接利益受到影響，必然削弱區域經濟的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能力。消費類加工業是西北經濟發展中的新的增長點，也是能夠解決西北地區經濟實力的比較現實、可行的重要途徑。
西北地區經濟發展中的不均衡的經濟增長與新的增長點的不斷加強和擴張，對西北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產生一定的影響。1953―1980年的西北地區國民收入年增長率雖有起伏，但都略高於全國平均水平，而且，僅低於重工業發達的東北地區，當然，其中的重要因素不外是中央政府大力度的投資；1979年以後，國家經濟發展重心東移，西北地區經濟發展速度相對1958―1980年國民收入年增長率有較大幅度提高，僅低於全國平均國民收入增長率0.34個百分點。西北地區國民收入由1952年的60.91億元增長到1989年的729.31億元（兩者為可比價格，下同），增長了近11倍，年平均增長6.9%，西北地區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高於全國平均增長速度；社會總產值由1952年的80.07億元增長到1989年的1738.95億元，增長了近20倍，年遞增8.4%，基本上與全國平均水平持平；工農業總產值，由1952年的72.16億元增長到1989年的1357.50億元，增長了近18倍，年增長8.3%，僅低於全國平均增長速度0.2個百分點。同期，西北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較快。西北地區經濟增長主要是工業增長，對工業增長影響最大的是資金的投入和勞動力的增長，工業結構素質的建立主要依靠“三線”建設時期國家的大力投入。西北地區工業經濟要取得進一步發展，必須依靠技術進步，向高、精、尖、新方向發展，充分發揮工業結構素質高的優勢，協調國內外需求量的增長與工業結構素質水平的關係，促進西北地區經濟增長。
（二）西北經濟結構的轉換格局
西北地區經濟結構是經濟長期發展和經濟布局的結果與反映，它在很大程度上受西北自然資源分布、各省區自然條件、社會文化條件、曆史與民族傳統、地理位置和市場條件等眾多因素的製約。西北地區經濟結構的合理化是提高國民經濟運轉和效益的重要途徑。
西北地區經濟結構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演進，逐漸形成西北經濟結構的演進格局。
1949年以前，西北地區除了西安、蘭州有少量紡織、機械修配、麵粉等工業和銅川、延長有少量煤炭、石油開采外，全區基本停留在農業經濟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時，西北地區的企業數僅100家左右，工業產值5.48億元，占全地區工農業總產值28.56億元的19.19%，農業產值為23.08億元，占全地區工農業總產值的80.81%。1953―1980年國家投向西北地區的資金近千億元，雖然在80年代以後國家向西北地區的投資力度減弱，但是，西北地區的經濟發展仍具有一定的實力，這與以往的投入是分不開的。1992年西北地區的工農業總產值達到1803.96億元，其中，工業總產值達1252.92億元，占西北地區工農業總產值的69.45%；農業總產值達551.04億元，占西北地區工農業總產值的30.55%。1995年西北地區工農業總產值為4002.86億元，工業總產值為3155.61億元，占西北地區工農業總產值的78.83%，比1992年工業總產值的工農業總產值比重，提高了9.38個百分點。西北地區經濟發展出現較好的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