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九章 在電台的花園裏(2 / 2)

景雲來到我家就是來到了城市和一個小城的知識分子圈子裏。每天晚上,經我親手處理過的廣播稿均在“全市人民廣播站聯播節目”中傳到360萬昭烏達盟人民的耳朵裏去。而煮飯的火一擰就開始燃燒。這些在景雲看來也許是奇跡,也許什麼都不是。我不知她怎樣看待城市以及城市生活。但我了解她的家鄉,那無比貧瘠的土地,人們勉強種出剛夠(也許不夠)果腹的糧食。就是這個黯淡的景雲,在我家裏的幾年裏變得光彩煥發,形同另外一個人。所謂美麗,不過是一個能夠透散出來的光潔飽滿,這是一種心平氣和與無憂無慮。在此,我並沒有顯示聶赫留道夫式的施舍,來享受一種施者的滿足。不。在貧困農村所沒有的文化與生活氛圍中,王景雲把自己身上人性的東西開掘出來,因此臉上具有永不消褪的顏色。譬如,當她受到尊重時,她便永久地記住“尊重”在人生中的位置和施用方式。其他還有幽默地看待生活中發生的事情,或言發現生活中的幽默,以及友善、耐心和平靜。景雲在我妻子(她稱為“我大姐”)身上學會了整潔自尊。當“我大姐”每天從師專的通勤車上回來,帶著明朗的笑容問“我孩呢?”時,景雲就把梳妝整齊的鮑爾金娜遞上前去,像獻花。母女親臉,問詢,然後“我大姐”又把明朗的笑容送給了景雲。景雲便扭捏笑了,說幾句不關大局的閑嗑,這是她們之間對於勞作的感謝與施報方式。我所長期思索的一件事在於,景雲在赤峰的幾年之中成就了自己,也就是由一個人變成了另一個人。而我卻不能,雖然我在赤峰呆了20多年,同時又是這家的主人。這些事距今已有10年了。10年,可以使楊樹長成一棵檁木那麼粗,使蘋果結了好幾年的果子,使景雲成了一位母親,而且給“我大姐”來信說“那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時候”。

鮑爾金娜彼時尚小,她站在牆邊上,還沒有黃色的牆圍子高。想到那時的女兒,我腦裏總浮起一種站立著的胡蘿卜的形象。一個鮮潤的胖墩兒,頭上頂著蘿卜纓子。她臉蛋很圓,眼睛也圓(即眼睛上下左右為同一直徑),紅嘟嘟的嘴唇微張。我稱她的嘴為“鳥嘴”,即形容這種微尖張開的小嘴像鳥喙一樣,當然嘴的材料不是角質而是肉質。她頭上的“纓子”是景雲造的“朝天錐”。在我們上班之後,景雲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刷碗、拖地和收拾屋子。鮑爾金娜怎麼處理呢?她自有妙計,脫下她一隻襪子放在床上。鮑爾金娜沒有鞋襪是從不下床的,有一次她換上一雙新鞋竟不會走路了,四顧茫然。景雲弄得窗明幾淨之後,便把鮑爾金娜收拾得溜光鋥亮,至少頭發是這樣。然後抱她到樓下開水房邊上,聽那些電台的老婆子閑話。鮑爾金娜倘若不肯吃飯,景雲將其脅裹到家中角落,剝下一隻襪子,將羹匙盛粥遞到她唇邊,說“吃!不吃掐死你!”這是景雲的習慣語。鮑爾金娜隻好茫然伸張鳥嘴,把粥吞咽下去,使小旗袍撐得繃緊。

我之所以說景雲自己成全了自己,是目睹許多離開土地的農村孩子,在考學當兵無望的情形下走進城裏而想到的。他(她)們的父母已把願望降到最低,即脫離土地。脫離土地的方式,如果不算考大學與當兵,隻剩下孤身進入城市。其實前兩者也是以另外的方式進入城市。這在發展中國家都是相同的情形,香港報紙上最持久的廣告之一就是“雇用菲律賓女仆”。但好多人的墮落,不是她們“性本惡”,而是社會太壞,她們當雇工、侍者與女傭時倘若不壞,就成為別人所壞的犧牲品。道德律與社會進步律是相悖的。農家子女離開土地,抱著一半寄人籬下一半維持尊嚴的態度躋身都市,張眼四望時,到處都是殘酷與絕望。也許惟一的救星在於自己品格的墮落,越墮落就使自己所受的屈辱越少而心境也越趨於平衡。狄更斯、傑克·倫敦及無數的作家都寫到過這種“利益至上原則”下的情形,德萊塞也寫過。我並不是說曆史的規律在我家可以改變,而是說人是有可能按自己的方式獲取尊嚴。土地嗬土地,人們仰仗你生存又必須擺脫你,否則就是絕路。這是一條什麼規律呢?

鮑爾金娜穿著小旗袍,小屁股一扭一扭地出沒於電台的花園時,天空晴朗無雲,空氣中彌漫一種慵懶的氣息。電台花園是廣播局大樓前的花園。赤峰地處塞北,隻有夏季鮮花繽紛。花園是局長賈國誌的傑作,在雪鬆、杜鬆和垂柳之間,有矢車菊、滿天星、芍藥、雞冠子花和美人蕉的招展。在一人高(以鮑爾金娜當時的身高計)的花草之間,夏蟲與小孩穿梭遊玩。在傍晚的圓形花壇前,我們歇息、欣賞與讚美過,直到幾粒金星浮在西邊的天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