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秦腔》一書即將付梓，心頭如釋重負，總歸了卻了一個心願。本書的兩位作者非常希望我能為這本書寫上幾句話，盛情難卻，寫一點自己的感受吧！
我祖籍福建，雖然生於西安，與秦腔卻十分陌生。小時候，由於受父親的影響，我對京劇情有獨鍾，不少老戲都能哼上幾段，而與秦腔總是擦肩而過。我與秦腔的第一次接觸是20世紀60年代初期，當時我在上中學。那時上映了由三大秦腔劇團易俗社、三意社、尚友社共同參與演出的電影《三滴血》。強大的演員陣容，高亢的唱腔，珠聯璧合的演出，妙筆生花的劇本，給人以享受，給人以啟迪，給人以震撼。魯迅小時坐著烏篷船看的社戲大概是紹興戲，情節冗長，咿咿呀呀，魯迅不太愛看。而我們黃土地上的秦腔，黃鍾大呂，鏗鏘有力，給少年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第二次接觸秦腔是在1966年。時在西安外語學院讀書的我，參加了陝西省第三期“社教”。我們社教團進駐的地點是藍田縣湯峪公社，我們團的成員有閻良172廠的工人、陝西省戲曲研究院的演員、蒲城來的幹部和我們學校的學生。我被分在張坡一隊，我們工作組共三人，一人是頂隊（組長），另一位女的姓張，在蒲城當營業員。她在回蒲城前曾經是西藏軍區秦腔劇團的演員。那時的“社教”工作經常開會，老百姓稱之為“熬眼”。別的隊開會，人半天到不齊，而我們一隊開會，人早早就來了，因為我們組這位過去的女演員會前總要唱幾段秦腔。她唱的段子涉及劇目很多，我隻記得有《十學大寨》《血淚仇》等。還有一次，社教工作團在湯峪公社開會，會上請戲曲研究院的著名秦腔演員任哲中現場清唱。任哲中的嗓子略有點啞，但啞得很有味。據說有一次在外縣演《周仁回府》時，群眾把戲園子的門都擠破了。這兩件事雖不大，卻使我真正體會到，秦腔，這古老的民族藝術之花深深地植根於陝西鄉黨的心中。
20世紀80年代後期，我在三秦出版社任社長兼總編輯，這時，我第三次與秦腔親密接觸――出版“陝西省戲劇誌”叢書。本來中央隻組織各省編省上的戲劇誌，而原文化廳的老領導――魚訊，卻一心想把陝西省各地市的戲劇誌都編出來。多難啊！一無人員、二無資金，這件事能辦成嗎？我真是沒有把握。但年過七旬的魚老，是延安時期的老革命，畢生從事戲劇工作，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他四處活動，上下奔走，去籌集出版資金，去說服和發動各地市參與。我被魚老的精神所感動，雖然當時三秦出版社的經濟力量也很薄弱，但我毅然決然地答應下來，出版這套“陝西戲劇誌”叢書。
從此，我翻閱了大量有關秦腔的圖片和文字資料，接觸了劇作家、演員、研究者，甚至音樂、舞美工作者。馬友仙、李東橋、孫存蝶等名演員，我也耳熟能詳了。我收看電視頻道的“秦之聲”，觀看秦腔戲《遊龜山》《周仁回府》《千古一帝》等。尤其是陝西省戲曲研究院的演出，是高水準的，給人一種藝術享受。秦腔的曲調，在我聽來不僅不再刺耳，反而覺得高亢挺拔，恢宏大氣。記得陝西十大怪有一怪說陝西“唱戲和吵架分不開”，其意便是指秦腔是吼出來的，其實，這一吼既包含了千年的秦風秦韻，又吼出了黃土地漢子的膽識、誌氣和執著。1991年，我調離了三秦出版社，但卻從那時與秦腔結下了不解之緣。讓我感到欣慰的是，在魚訊老先生領導的“陝西戲劇誌”編委會以及我的繼任者和同事們的共同努力下，這套長達11卷800多萬字的“陝西戲劇誌”叢書終於出齊，這實在是陝西戲劇界、出版界的一大喜事。
也是在那時，在編撰“陝西戲劇誌”叢書的時候，我認識了本書的作者閻敏學先生，他當時擔任該叢書的常務副主編。當我想為秦腔編一本理論性專著的時候，我便想起了他，一位以振興秦腔為己任，一輩子獻身秦腔事業的理論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