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處世之道，實際上是一種靈活辨證的處世態度和方法。因此，雖然他處世中勤於功名，以儒家思想為核心，格守仁義的其宗未改，但在做事為人的“形”上，卻是一生三變。正是這“三變”蘊含了人們對他的褒貶。但不管怎樣，沒有這適時的“三變”使不會有他更大成功和名聲。
有記載說：曾國藩“一生凡三變，書字初學柳宗元：中年學黃山俗，晚年學李黃海，而參以劉石，故挺健之中，愈饒嫵媚。”這是說習字的三變。“其學問初為翰林詞賦，即與唐鏡海太常遊，究心儒先語錄，後又為六書之學，博覽乾嘉訓詁諸書，而不以宋人注經為然。在京官時以程朱為依歸，至出而辦理團練軍務，又變而為申韓。嚐自欲著《挺經》，言其剛也。”這是說學問上的三變。
綜觀曾國藩一生的思想傾向，他是以儒家為本，雜以百家為用。上述各家思想，幾乎在他的每個時期都有體現。但是，隨著形勢，處境和地位的變化，各家學說在他思想中體現的強弱程度又有所不同，這些都反映了他深諳各家學說的“權變”之術。
曾國藩的同鄉好友歐陽北熊曾經認為，曾國藩的思想一生有三變。早年在京城時信奉儒家，治理湘軍、鎮壓太平天國時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後則向了老莊的道家。這個說法大體上描繪了曾國藩一生三個時期的重要思想特點。
曾國藩紮實的儒家功底，是在做京官這個時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學這塊門磚搞開了做官的大門之後，並沒有把它丟在一邊，而是對它進行深入研討。又由於受到唐鑒倭仁等理學大師的指點，他在理學素養更是有了巨大的飛躍。他不僅對理學證綱名教和封建統治秩序的一整套倫理哲學，如性、命、理、誠、格、物、致、知等概念，有深入的認識和理解，而且還進行了理學所重視的身心修養的係統訓練。這種身心修養在儒家是一種“內聖”的工夫，通過這種克已的“內聖”功夫，最終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目的。他還發揮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張經世致用。唐鑒曾對他說，經濟，即經世致用包括在義理之中，曾國藩完全讚成並大大地加以發揮。他非常重視對現實問題的考察，重視研究解決的辦法，提出了不少改革措施。曾國藩對儒學，尤其是程朱理學的深入研求，是他這個時期的重要思想特點，麵對於這一套理論、方法的運用，則貫穿了他整個一生。
太平天國起義後，曾國藩返回故裏，很快就組建了一支湘軍。在對待起義軍和管理湘軍的問題上，他的一係列主張措施表現在是他對法家嚴峻刑法思想的極力推崇。他提出要“純用重典”，認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為治。而且，他還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殘忍嚴酷之名，也在所不辭。他確實也是這樣做的，他設立審案局，對所捕農民嚴刑拷打，任意殺戮。他還規定，不完糧者，經抓獲，就地正法。在他看來，儒家的“中庸”之道，在這個時候是行不通的。
他在1852年2月，《與魁聯》的信中解釋說：我在公寓內設立了審案局，十天之內已處斬了五個人。世風不厚之後，人們各自都懷有不安分的心思，一時惡造謠惑眾，希望天下大亂而去作惡為害，稍微對他們寬大仁慈些，他們就更加囂張放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都市搶劫，將官府君子視同無物。不拿嚴厲的刑法處治他們，那麼，壞人就地紛紛而起，釀成大禍就無法收拾了。因此，哪怕隻能起一丁點的作用，也要用殘酷的措施來挽回這敗壞已久的社會風氣。讀書人哪裏喜歡大開殺戒，關鍵是被眼下的形勢所逼迫的，不這樣就無法鏟除強暴，從而安撫我們軟弱的人民。這一點，我與您的施政方針，恐怕比較吻合吧！
曾國藩在為官方麵，格守的卻是“清靜無為”的老莊思想。他常表示，於名利之處，須存退讓之心。太平天國敗局已定，即將大功告成之時，這種思想愈強烈，一種兔死狗烹的危機感時常縈繞在心頭。他寫信給弟弟說，自古以來，權高名重之人沒有幾個能有善終，而要將權力推讓幾成，才能保持晚節，天京攻陷之後，曾國藩便立即遣散湘軍，並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疑忌。
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思想傾向，說明曾國藩善於諸子百家中吸取養分適應不同的情況。容閎說，曾國藩是“舊教育中之典型人物”。無疑，在曾國藩身上，熔鑄了中國傳統文的各種基因，正是這些基因，命名曾國藩成了封建社會的“三個不朽”人物之一和最後一個精神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