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東軍給自己下的定義是“蘇商中的叛逆者”，在地理意義上屬於蘇商，舉手投足之間，卻全然不見蘇商低調的傳統。這也許源自他出生和成長的年代裏，中國乃至整個世界都處在躁動不安的反叛激情中吧。
沈東軍覺得，企業家的低調和高調，與其所從事產業和出身背景有極大關係，比如官商，就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太高調，中國人又喜歡槍打出頭鳥，太高調是一件比較危險的事。他否認自己是個高調的人，隻不過身處時尚行業，難免需要曝光率，同時比較認同公共知識分子的理念，喜歡參與社會熱點話題的討論。他說，作為一線的企業家和管理者，能充分利用話語權，對政府的合理施政，可以起到一種監督作用。
宋鄭還、沈東軍早已功成名就，而成長於新時代的吳誌祥，人生事業仍處在“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的階段。
盡管在阿裏巴巴幹的時間不長，但這家神奇的公司在吳誌祥內心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同程網的業務模式是公司上下合力探索出來的，所有骨幹人才是內部培養出來的，連最為關鍵的公司控製權方麵，也基本上是依葫蘆畫瓢，向馬雲偷師。
馬雲的理念是，阿裏巴巴沒有絕對的控股人，需要團隊共同創業和分享成果。時至今日，包括吳誌祥在內的5名創始人，並沒有完全控股同程網，1700多位員工中，至少有100餘人持有公司股份。
“如何賺錢決定今天，如何分錢決定明天。”這是吳誌祥的口頭禪之一。也許，此時再回味一下老前輩宋鄭還的那句話“我的事業才剛剛開始”，大家會別有一番感悟吧。
蘇商柔與剛
江南自古繁華，經濟發達，文化昌盛，構成了傳統上蘇商多儒商的社會根基。
儒商以溫文爾雅，做事精細柔和為特點，因此，蘇商中少有驚世駭俗的開拓型商業領袖，卻也罕見為人詬病的惡性商業案件。放眼當下，可見諸多例證：比如江蘇在IT硬件生產上獨占鼇頭，但在互聯網為代表的新經濟方麵少有重大建樹；國內屢屢曝出食品、藥品安全事件，江蘇企業往往能獨善其身。
蘇商的“柔”，體現在做事風格上，但對待做事目標，卻以“剛”，即執著出名。
江蘇曆來經濟發達，但明清以來，中央政府監控嚴厲，賦稅亦重，如明朝初年，僅蘇州府一地的賦稅總額便超過了整個浙江省。要在如此嚴苛的環境下做生意，殊為不易，於是蘇商天然地重視政府關係，並善於夾縫中求生存，在現有體製約束下，將事情盡可能做到極致，然後想方設法突破體製局限，最終推動社會實現大的變革。
正是從這個角度來說，曾有學者認為，國內最具有革命性格的，不是燕趙悲歌慷慨之士，也不是嶺南驍勇善戰之民，而是江浙一帶的儒雅文人，皆因政治革命以疾風驟雨的方式打破原有社會結構，但江浙人善於以和風細雨的方式，在和平年代一步步改變現實。
最近二三十年來，“蘇南模式”，名揚天下。其之所以受到高度關注，能迅速促進地區經濟起飛，固然是重要原因，更根本的是，蘇南地區集體經濟為主體的企業，能在官方政策所能容許的範圍內，通過經濟發展謀求體製上的變革。
相比之下，廣東改革開放後取得的巨大成功，首先是自上而下，中央給特殊政策的結果，而江蘇尤其是蘇南今天的輝煌，更多體現在自下而上的嚐試和努力之中。反過來說，廣東“山高皇帝遠”，遠離中央統治中心，粵商又能置身政治旋渦之外，經商視野延伸至海外，事事逐利為先，這一點，又非直麵體製之困的蘇商所能比擬。
近代以來，江浙商人通常相提並論，其實，比鄰而居的蘇商與浙商，論出身論氣質，都迥然不同。
浙江人多地少，“七山二水一分田”，曆來習慣出外謀生，走街串巷，小本經營，常要麵對流落異鄉者所必須忍受的白眼與欺淩，所以，他們天然具有與鄉親合作抱團求生存的強烈願望。
而富庶的江蘇尤其是蘇南地區，號稱魚米之鄉，農村中以自耕農為主，自給自足，一切不假外求，合作互助的需求就那麼迫切。且一般人謀生不成問題，又形成了蘇商以“坐賈”為主，不願投入舟車勞頓、風餐露宿的行商生涯的特點。加上江蘇人文化水平普遍較高，文人相輕的毛病也滲透到商業經營之中。故蘇商之間，少有惺惺相惜之情，遇到急難危機，亦難得出手相助。
有文化，重陰柔，喜“坐賈”，不結夥，這都是蘇商的特點，很難片麵定優劣。或者正因為他們能安心守在家門口，才能遊刃有餘地周旋於官民之間，一點點將事業做大。而對外包容，海納百川的開放心態，也使得江蘇本地市場未為蘇商自身所壟斷，給外來商人留下了足夠的空間和機會。
以昆山為例，祖籍是當地的台胞，隻有區區二三百人，但它吸引了數以十萬計的台商前來，成為中國內地名副其實的台商投資第一城。
從明清兩代的徽商，到當代的台商、浙商，都在江蘇大地上如魚得水，與如此特殊的商業傳統和經商氛圍，不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