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二十三年（1595）後，先是在江西文化中心南昌，其後在南北兩京、大江南北，繼而在士子文人中，有一部名為《交友論》的小冊子不脛而走。這本小冊子開篇即曰：“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當視友如己焉。”全書立意殊新，行文典雅，印行後被文人墨客廣泛征引，備受稱讚。利瑪竇像然而，這本小冊子的作者既不是仕途得意的儒生，也不是舞文弄墨的名士。他根本就不是自稱“道德文章天下第一”的中央帝國的臣民，而是自稱“自最西航海入中華，仰大明天子之文德、古先王之遺教”的域外“畸人”——一位西方傳教士。他的名字叫利瑪竇。
多年後，當利瑪竇回顧他在中國活動的曆程，總結其工作“成果”，撰寫《基督教進入中國史》（即中華書局版《利瑪竇中國劄記》）時，利氏以第三人稱不無自豪地寫道：“不久這本書（即《交友論》）竟變成關於交友的權威書籍。這是利神父第一次用中文出版的書，此書使他結交了不少朋友，他也因此而出名”，台灣光啟出版社、輔仁大學出版社，1986年。確實，這本小冊子不僅使利瑪竇贏得了附庸風雅的地位極高的皇室的友情，而且也使他逐漸見重於名公巨卿、士子僧徒。利氏的文名使很多士大夫引以為友並與他友好相處。
偉大的科學家、思想家徐光啟是利氏的中國友人中最親密、最傑出的一位，在吸收西方文化成果方麵作出了創造性的貢獻。客觀地說，徐光啟的貢獻有賴於他與利瑪竇等傳教士的密切交往。中西科學、哲學、宗教之間的實質性交流始於此；而賴以溝通它的第一座橋梁，正是利瑪竇和徐光啟等明末士大夫搭架起來的。利徐二人也確實如《交友論》所說的那樣，彼此各以對方為“第二我”，彼此“視友如己”。雖然他們目標有所不同，但彼此之間的需求關係，使他們的合作達到了一種具有文化交流示範意義的水準，他們譜寫了中西文明交流史上不可逾越的一章。思想家梁啟超曾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從西方曆算輸入中國、徐光啟等人開啟的學風對清代學術的影響等方麵，論證明末傳教士來華是中西學術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段公案。著名漢學家、中國科學技術史專家李約瑟也持類似的看法。
以拓殖浪潮為背景，以傳教為目的的利瑪竇，第一次實質性地把中國文化介紹給西方；而存富國強兵並與西方爭雄之心的徐光啟，則是通過虛心向利瑪竇問學而將西方科學、宗教、哲學引進傳統文化急需補足的中國。這種工作的開創性及其深遠影響，使得利徐二人在人類文明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們的功過確實值得史家們書於史、銘於心，更應引起今人之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