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上述曆史主義的分析是探討中國近代史變故之因的較有說服力的結論，那麼，我們可以認為，與清代天朝帝國的隔絕狀態被暴力打破相比，明末清初與歐洲建立的聯係就較為可取了。誠然，當時作為聯係之橋梁的是一些以傳播基督教為要務的傳教士，他們之進入中國也是殖民者的武力嚐試失敗後的另一種形式的嚐試，但他們在中國立住腳跟卻在事實上使用了一種和平的文化思想交流方式。為了鞏固他們在中國的地位，傳教士們在傳播基督教的同時，向一些士大夫傳授了一些世俗的文化思想以及西方的科學技術。以徐光啟、李之藻等人為代表的士大夫之所以對傳教士們輸入的西學采取積極吸收、接受的態度，在於他們通過細心的比較研究和對西方社會的誇張性想象，在西學中找到了他們認為可以解決令其困惑而又急欲解決的一係列問題：政治道德的，個人救贖的、哲學思想上的，有關民眾、社會福祉的，等等。他們無疑是把西學或天學視作一股清新的空氣，以歡欣鼓舞的態度去吸收的。他們不完全具備現代學者將西方思想文化視作“他者”而予以客觀研究的那種學術態度，他們更多的是試圖將西學納入自己的傳統之中或以自己接受的傳統順應異質思想文化，以解決自己所麵臨的理論和實踐的困局。這正如西方一些思想家常常是在他們對自己處於其中的思想、文化產生困惑時，對中國文化、思想傾注較多的熱情，並試圖從中找到出路或退路一樣。純學理的興趣是不存在的，相反，其目的及動機都是實用的。因此，我們實在沒有必要苛責徐光啟等人為什麼沒有對他們所接受的西學——與儒學相附會的中世紀西方宗教思想和古典科學進行客觀的定性研究和評估，要求處於幾乎與西方中世紀平行的封建社會中的徐光啟等人超越曆史進行這種研究是一種非曆史主義的態度。因此，我們也許更應讚賞他們吸收西學的動機和目的，即“補益王化”，“會通以求超勝”；這正如我們不能苛責十七、十八世紀的西方啟蒙大師沒能認清他們鼓吹、宣揚的中國思想是以宗法人倫為基礎的封建文化思想，卻從中吸收了他們賴以張大其啟蒙旗幟的思想養料一樣。實用的目的，不準確但卻富有想象力和創造性的理解、甚至誤解，往往可能導致對異質文化富有建設性的吸收，以及與本土文化的綜合和在此基礎上的創造；而對差異較為準確的辨析和理解，對本土文化之完滿性的過分樂觀的信念，卻往往可能導致對有益於自身發展的域外文化的全麵拒斥。反天學的士大夫對天主教與儒學的差異之認識和辨析未嚐不準確，他們對天主教的批判未嚐不具有一定的說服力，因而常使“西士語塞”，但由於他們的宗旨與徐光啟等人迥異其趣——隻是為了捍衛聖學道統的純潔性、完滿性，徐光啟塑像他們也就失去了吸納綜合的熱情，失去了“借異己之物以激發本來之真性”的機會。如果將這種對外來宗教的態度泛化為對全部外來文化的態度，那就隻能導致馬克思所說的與外界的隔絕。正是這種隔絕，而不是徐光啟懷著實用目的對西學的吸收，可能最終導致反“天學”的士大夫們試圖通過拒斥外來文化使之得以完滿保存的本土文化的解體，包括社會結構的解體。雖然這種解體也許會導致新的組合，但其代價卻可能是慘重的。也許和平而又有選擇、製約的交流、對話所產生的綜合、創造與組合更值得倡導。這便是徐光啟當年的呼喚給我們留下的深刻啟示。我們希望而且相信徐光啟三百多年前的呼喚不會成為絕響，對他的回應將是永遠的。
本書介紹的是在中西文明交流史上的兩位起過重要作用的曆史人物：利瑪竇和徐光啟。對利瑪竇的研究，中國史書向來褒貶不一，本書力圖將利瑪竇等傳教士置於明末的社會文化背景中予以考察和研究。對徐光啟的研究，學術界較易於達到共識。本書著重研究利、徐二人的思想、觀念，限於篇幅和能力，書中未能詳盡介紹徐光啟在農學、曆法方麵的貢獻，讀者可以從其他眾多有關徐光啟的論著中獲取這方麵的知識，這也是筆者略去這方麵的介紹的原因。
對利、徐的研究涉及到眾多科學領域裏的知識問題，作者雖在觀點上力求客觀公正，然學力有限，錯誤之處或許難免。敬請讀者和專家們指正。
孫尚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