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羅馬帝國衰亡之謎的反思，在羅馬城陷落之後一千多年後的啟蒙運動時代掀起了新的高潮。長時段的曆史回望，可能會使曆史學家的眼光變得更為客觀而深刻。
第一位具有理性批判意識的史學家是英國人愛德華·吉本。這位飽覽史書且雄心勃勃的曆史學家曾為自己立過很多曆史選題，可是都不如意。1764年10月的一個傍晚，這位曆史學家佇立於羅馬殘破的廢墟之上，聽到遠方神廟裏傳來赤腳托缽僧悠揚的晚禱詞，一個靈感突然閃現於腦際：這個龐大的帝國究竟是如何滅亡的呢？於是，他決定窮畢生心血，來回答這個有意義的問題，經典名著《羅馬帝國衰亡史》由此成書。此書發行後頗受好評，有人說，這是一部可以同時置於學者案頭和侍女梳妝台上的著作。
吉本的論證充分體現了一位啟蒙時代史家的思辨與求實。曾有很多人將羅馬帝國的衰亡歸結於外部原因，即認為羅馬之所以陷落，就是因為受蠻族入侵，如果深處和平環境，外無強敵幹擾，羅馬帝國不至於崩潰得如此迅猛。可是在吉本看來，蠻族固然構成了羅馬的主要外患，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沒有內憂，或者說，如果沒有羅馬統治者自身的嚴重腐敗及其所導致的眾叛親離，外患原本不致造成如此嚴重後果。簡單言之，在吉本看來，羅馬衰亡更多的是羅馬統治者咎由自取，蠻族隻不過是利用了這種形勢。吉本這樣寫道：“羅馬政府在敵人眼中一天比一天軟弱，而對它自己的臣民來說，則一天比一天更為凶惡、更為可厭了。隨著公眾災禍的增多，賦稅日益加重；愈是到了必須勤儉度日的時候，勤儉的風氣愈被人忽視，心術不正的富人把不平等的負擔從自己身上轉到人民身上……臣民寧可接受野蠻人的更為簡單化的暴政統治，逃亡到森林或山區中去，過去人們極力追求的羅馬公民稱號，他們現在隻感到非常厭惡，紛紛放棄。如果所有的野蠻人征服者有可能同時全被毀滅，他們的徹底毀滅也不可能使西部帝國重新得到恢複；如果羅馬仍然存在，她也絕不可能再具有原來的自由、品德和榮譽了。”在上述原因之外，吉本還有一個頗引人注意的論述，那就是他認為羅馬的衰落和基督教的傳播有密切的關係。眾所周知，基督教是借助於羅馬帝國的土壤而發展壯大，最終成為一個信眾甚廣、影響極大的宗教。在吉本看來，羅馬帝國後期的社會動蕩讓人們對於現實生活產生厭倦，頗需要一種新的精神支柱，而基督教對於教徒心靈的撫慰恰好是那個時代所需要的，於是基督教得以廣泛傳播，不但社會下層，甚至羅馬貴族階層，到後來都信奉了基督教，以至後來，羅馬皇帝先後宣布基督教為合法並立其為國教。而正是這一舉動，令羅馬人的精神世界大為改變。吉本認為，沉迷於基督教信仰中的羅馬人不再關注現實生活，不再響應國家的召喚，教會代替政府贏得了社會力量的支持。一個龐大的帝國，就在臣民之人心在不斷征服的過程中失去了信任，最終解體。
第二位啟蒙史學家是大名鼎鼎的孟德斯鳩，他專門以《羅馬盛衰原因論》為題寫了一本書，由此構成了對於羅馬帝國衰亡之謎的新的解答。與上述史家不同，如果歸納他這本書的中心思想，就不難發現，孟德斯鳩最為關注的政治體製與國家興亡的關係。孟德斯鳩指出：“支配著全世界的並不是命運。曆史的發展可以歸結為一個一般性的原因。這一點從羅馬人身上可以看出來：當羅馬人根據一種辦法來治理的時候，他們一連串的事情都是成功的，可是當羅馬人根據另一種辦法來行動的時候，他們就遇到了一連串的失敗……總而言之，羅馬曆史的關鍵在於：依照原來固有的政治傳統，羅馬人征服了其他的民族；然而，成功的征服，也使原來的共和國無法維持了。新的政治製度，終究把羅馬的偉大搞垮了。”在這裏，孟德斯鳩反複提及影響羅馬國家的命運的過去的政治製度和新的政治製度。顯然，前者指的是羅馬未建成大帝國之前所建立的共和製度，在這種體製下，貴族精英集體決策國家的命運，廣大公民群眾也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意願，並通過獻身公共事業的方式來獲得國家的認可與獎勵，所以公民的積極性會被調動起來，為了能分得一塊養家糊口的土地而積極保家衛國、開疆拓土。而後者則指的是帝國體製。盡管奧古斯都名義上是第一公民，但實際上他已開帝製先河。尤其到了羅馬帝國後期，赤裸裸的君主政體建立，元老院形同虛設，貴族精英淪為皇權的附庸，普通公民更是無權過問國家政事，他們的合法權利愈發得不到保障，其參政熱情自然隨之銳減。此時的國家，已不像共和時代的羅馬可以稱為公民的國家。此時的國家，更像是帝王一家一姓之國家，其他人都是被迫替它賣命。而民眾的忍耐終究是有限度的，公元3世紀之後，羅馬各地的民眾起義風起雲湧，除了273年爆發的羅馬造幣工起義、263年爆發的西西裏奴隸起義及小亞、北非等地下層民眾起義之外，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人民反抗運動，當屬3世紀興起於高盧的“巴高達運動”以及4世紀興起於北非的“阿哥尼斯特運動”。“巴高達”和“阿哥尼斯特”均有“戰士”之意，運動的矛盾直指帝國上層的殘暴統治。在這樣的情境中，羅馬帝製及其掌控下的國家，正可謂風雨飄搖，大廈將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