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節去香港探親，歸來後見到訃告，郭少衡先生去世了。我們陶然亭的“聊友”又少了一位，心中又一次說不出的惆悵。
少衡是名老生郭仲衡的兒子。郭仲衡先生是“春陽友會”名票，後來下海與程硯秋先生長期合作。少衡大概是繼承了父親的做法，一邊上學一邊學戲，中學畢了業戲也學成了。因為有仲衡先生的關係，所以他有機會向張連福、雷喜福、陳喜興、陳彥衡、陳秀華諸名家討過教，後來又正式拜楊寶森為師。
據朋友講，少衡學藝是非常刻苦的，所以練就幾手絕活。他唱《潞安州》最後自刎時，頭上的甩發先豎直，然後朝四邊均勻散開，俗話叫“萬朵蓮花”或“蓮花蓋臉”，似乎這手活在近幾年來已無人會使（記得劉斌昆先生早年唱“活捉”，也有這個表演）。少衡在《臨江驛》中的跑傘，也是一絕，先看圓場，雨傘突然像被風刮起，在空中連翻幾個身，他在底下一個吊毛過去，恰好接在手裏。
少衡一生對於充實自己的文化修養，從不放鬆。他從張大千學過畫。他畫工筆仕女、花鳥很有風采，我見他畫過一幅荀慧生先生“紅娘”的畫像，不僅神似，而且把京劇化妝的色彩和手法運用到了繪畫上，極有特色。他還愛好書法，隸書寫得很有氣勢。他是名角，卻從來不拿架子，忙的時候畫布景、搬道具，什麼都幹，為人又謙和。50年代京劇一度上座不好，他主動提出降低自己的待遇，把一百分戲份降為十五份。所以曾不止一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出席過全國的“群英大會”。
我和少衡認識，是“文化大革命”後期，在陶然亭避難之時。當時一些被趕出正常生活的“牛鬼蛇神”們無處可待，就到陶然亭來以打拳練氣功為幌子，呼吸口較自由的空氣。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那些戴紅袖標、唱樣板戲的革命造反派們在顯眼處晃著膀子橫行；劃入另冊的專政對象們自然就遠離他們，專找山背後樹林深處活動，久而久之，常在一個地方練拳的人就聚成一夥，打完拳也坐在一起聊聊天。當然不談政治，不說國事，專找廢話和閑話說。我們這一夥人的核心就是前北京戲校的副校長、著名京劇音樂家沈玉斌先生。成員雖不固定，常來的即有錢富川、荀令文、侯玉增、唱八角鼓的曹寶祿、唱梅花調的尹福來。少衡也常來，他來時多半坐在一邊，靜聽別人說話，換個笑，自己從不插嘴。有一年桂花開放時，沈玉斌先生用桂花熏了點鼻煙，分給我一包，我請大家品嚐。我用煙壺往各人的手掌中倒，有人說：“這不能倒，應用煙鏟來挑。”我說市麵上早已買不到煙鏟了。少衡在一邊說：“我還保存著一個，送給你吧。”我想人家保存的東西，不便奪人之愛，連忙謝絕。可是第二天他仍把它帶來了，是一柄象牙的極精致的煙鏟，應是武壺中用的，如今成了我們友誼的一件紀念。我把它和幾個名貴煙壺收藏在一起，很少舍得用。
二
為什麼在陶然亭聚集這麼多的文藝界尤其是戲曲界的朋友呢？這有點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
大清國時代，戲院不準開在內城，倡優也不準在內城居住。而前門外西半部，是各省進京的要道。古時南方各省進京，有水旱兩路，水路走通州，順通惠河進東城，碼頭在什刹海一帶；旱路則由長辛店、盧溝橋進來，進廣安門。北京城內的街道是方方正正的，隻有兩個地方有斜街，一是什刹海旁的煙袋斜街，是水路來的客人們上岸後奔鼓樓走出來的；另一處就是前門外靠西這一片地方，什麼櫻桃斜街、王寡婦斜街等等，是走旱路的客人進了廣安門後，為了盡快到達前門大柵欄一帶的鬧市，取捷徑走出來的。這正如魯迅先生說的：“世界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這裏既是必經之路，進城來的人走乏了，就要休息，於是客店應運而生；住店還要吃飯，於是飯館就平地而起。外地進京之人，除去放生意、辦公事還要應酬、消遣。倡優不準進城，這裏又是做生意的好地方，何不在此發展呢？於是這裏便成了北京的頭一個“紅燈區”，賽金花、小鳳仙全是從這裏出來的。有色尚需有聲，當然也少不得聽戲品曲的所在，所以戲院也就集中在這裏。三慶、慶樂、中和、廣德全在這一區內。要唱戲少不得立科班，斌慶社、富連城相繼成立，也在這一片地方。人們登台於斯、教學於斯，住也就盡量在這一塊地方安居。而且舊社會藝人地位低下，大家聚居一起，成一個社區，要比與其他人雜居舒服些，所以上至王瑤卿、梅蘭芳、譚鑫培，下至打下串的，箱倌跟包，也住在這。這一帶就成了戲曲藝人的大本營。
陶然亭的地址在先農壇西，虎坊橋南，距離藝人們的住區不遠，地麵開闊，有水有樹，便於早上遛彎、喊嗓、練功。陶然亭再往西，是梨園界的墓地和“梨園先賢祠”。先賢祠正殿供著梨園界前輩靈牌，過年時這裏有祭祀；藝人們有了糾紛，也常在這調解；平日有幾個武功師傅早晨在此設帳，教梨園行子弟練基本功。這近百年來就成了戲曲藝人天天遇早的地方。解放後陶然亭辟成了公園，環境變了，人們的習慣並沒變，何況中國、北京兩大戲校全都設在陶然亭隔壁，所以直到今天它還是戲曲界同人經常去的地方。
三
“陶然亭”這三個字有兩層含義。一是指那個不像亭子的“亭”，一是指這一帶地方。“亭”建在靠城牆根的一個土崗上。這裏原來有建築，乃“文昌閣”。因為各省進京科考的秀才們也多住京城西南這一帶，所以香火很盛；秀才們吃飽飯愛掉文袋，燒完香往四處看看，見城樓堞牆，綠葦紅葉滿有詩意，就給這土崗起名叫“錦秋墩”。康熙年間有位文人做了工部郎中，名叫江藻。大概工部郎中派工用料可以占公家便宜，全部報銷，他就在這錦秋墩上、文昌閣旁蓋起一圈廊宇，四麵開窗。秋天在這地方喝酒談詩很敞亮，便取白居易的“更待菊黃家釀熟，與君一醉一陶然”的詩意，取名“陶然亭”。解放後這裏開過茶座，還開過飯館，賣陶然亭湖裏打上來的活魚。後來發現當年毛澤東、李大釗都在這地方進行過革命活動，便列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當然茶座和飯館就搬家了。剛打倒“四人幫”時，作家協會創辦《民族文學》雜誌，編輯部沒地方辦公，曾租了這地方的幾間房作編輯部，無奈文物保護單位不許生火，喝水吃飯都困難，冬天取暖也受限製，隻好搬家。
陶然亭下是一片湖水，過去是有蘆葦的。這地方本極荒涼，光緒甲午年間忽然傳出水中出現了水怪，吼聲如牛，有人說看見它半夜從水中躍出，頭如磨盤，兩眼光芒刺人，張著血盆大口，並聲稱專吃洋鬼子。一傳十十傳百，全北京的閑人與忙人就都趕來看，小販們見是做生意的好時機，就在湖邊擺起各種吃食攤、雜貨攤、香燭攤。大清國京兆尹下令禁止觀看，誰也不聽，隻好派兵到湖中抓水怪，說是兵從東邊下水，水怪在西邊吼叫；兵趕到西邊，水怪又從東邊冒頭。皇太後見“剿”法無效，改為“撫”法，請二百名和尚道士來建法棚，作法事，誦經拜佛，焚表燒香，要和妖怪交朋友。沒幾天日本人在大東溝外打起仗來，整個北洋艦隊泡湯了，才把這妖怪的事不了了之，而湖邊也就形成個小市場。
湖北岸也有個土崗，上邊也有幾間房屋，但名稱沒有南邊的雅，名叫“窯台”，是明朝燒磚瓦的地方。湖水中有幾處高坡，原有樹林，樹林中有不少墳墓，石評梅高君宇合葬在此，有位以喝酒聞名的“醉郭”墓在此，賽金花墓在此。還有兩個墓一叫“香塚”，一叫“鸚鵡塚”。“香塚”前有墓碑，碑文頗有文采，曰：“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終，明日缺。鬱鬱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竭，一縷煙痕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為蝴蝶？”又詩雲：“蕭騷風雨可憐生，香夢迷離綠滿汀。落盡夭桃又濃李，不堪重讀瘞花銘。”而更有警世意味的倒是“鸚鵡塚”的銘文，那隻鸚鵡很靈巧，會背詩，主人不在家時被貓咬死了。主人寫給它的銘文說：“文兮禍所伏，慧兮禍所生，嗚呼！作賦傷正平。”
四
說到陶然亭來的戲劇界朋友，多半是來喊嗓的，是指太平盛世。我到陶然亭後所認識的這幾位朋友，卻一個也不喊嗓。因為那時是“文化大革命”正在“徹底完成”之際，這幾位朋友是被革出藝術界的，不敢再喊。我們隻是默默地打拳，小聲地閑聊。我們之外喊嗓的人是有的，多半二三十歲，身穿紅衛兵的假軍裝，張口就是：“聽罷奶奶說紅燈……”再不就：“朔風吹，林濤吼，萬千氣象。”一聽這個，我們就趕緊縮緊頭，把臉扭向山坡。我們的“首領”沈玉斌先生，是北京戲校創始人，第一任副校長。有人就小聲開玩笑說：“沈先生，別扭頭啊，這是您的學生！”沈老往地上吐一口唾沫說：“別罵我了！您聽聽，滿嘴牛黃馬料，我有這種學生嗎……”所以至今我一見到站在台上或電視屏幕前，厚著臉噴吐“牛黃馬料”，並大言不慚介紹自己的“成功之路”者，總想起沈先生來。單就這句唱詞看，本沒什麼不好，但一聽這唱詞就使人想起提倡它的那位“女皇”和他們製造的地獄，就不由得毛骨悚然。這是符合巴甫洛夫條件反射論的。如果我們麵前有個孩子，你每天叫他聽貝多芬的《月光曲》，聽一個樂句打他一鞭子，如此重複幾百次，我相信你即使手中不拿鞭子，他聽到這樂曲也會渾身發抖。你再罵他說“貝多芬的音樂是美的，你不會欣賞是愚蠢的表現”，他也還是厭惡那音樂的旋律，這是彈琴的人無法理解的。
在我們這一群朋友中，隻有一個人唱樣板戲而不遭到我們反感。此人姓勵，人稱勵八爺，他是電話局職員，從北京有電話局那天起，他就是職員。他給荀慧生、馬連良、譚富英都安過電話；他是戲迷，從小就住在黑窯廠，是賽金花的鄰居，也是參與為她治喪的一個人。他和許多著名演員不僅認識，而且從孩子時就跟他們在陶然亭一塊遛彎。他的記性又極好，凡朋友們唱的戲，他都會唱。因為他都給他們捧過場，不是會唱一段或一場。每場戲從鑼鼓點到胡琴譜全會。不管哪個行當哪個流派，他全會。有的演員學“馬派”，忘了一段詞，就來找他，“八爺，《十老安劉》那一段怎麼使腔？您給我捋捋！”“好！”他馬上整出戲給你唱一遍。可他沒上過台，他的嗓子不好。他唯一的消遣就是早上進陶然亭，一邊遛彎一邊唱。一出戲從開場唱起，圍著公園遛一圈，恰好唱到閉幕。他邊唱邊白邊做手勢身段。別人看他笑他，他全不理，自得其樂。可“文化大革命”一來，壞了，他進了公園剛念一句引子“金井鎖梧桐”，一群劇團的紅衛兵把他圍上了：“怎麼著小子？你敢放毒？”嚇得他不敢再唱。可是他不唱戲比生病還難受，幾天下來，又黃又瘦。他說：“這怎麼辦？不讓我唱我要憋死了！”朋友們隻好勸他：“沒法子，你就改唱樣板戲吧！我們不怪你！”從此他就改唱樣板戲。可紅衛兵聽見了還是要鬥他，因為他唱得比哭還難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