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勵八爺除去會的戲多，一天唱一出自娛，還有兩大特點：收集戲報、小報，熟悉陶然亭的掌故。他大概從民國初年就收藏海報，每看一出戲，便把海報保存下來。要查哪一年北京的什麼戲院演過什麼戲，誰參加演出，你去找他，決不會叫你失望。這個愛好保持下來，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沒海報可收集了，他就收集各種油印、鉛印的傳單、小報。什麼“打倒彭羅陸楊”啦，“擊退二月逆流”啦，他全有。“文化大革命”過去後，文物部門發出啟事要收買“文物”，他捧著這些去賣，人家看了一眼，說這算不上文物，不予收購，他心中十分委屈。我本有意把他這些東西買下來，認為這實在也應算難得的“文物”，又怕他礙於朋友交情不肯收費，遲遲未開口，後來聽說他一怒抱到收廢品處，當爛紙賣了。我後悔不及。
他從小就在陶然亭轉，原來“大悲院”有個和尚還是他的表親。他對陶然亭一草一木了如指掌。當初陶然亭一帶有許多出名的墳，每個墳前都有石碑。陶然亭公園修起後這些墓大部分還在，“文化大革命”時統統給毀了，墓碑也不知扔到了什麼地方。那些造反派以為從此就再也不會受這些死魂靈們的幹擾了。誰知有位勵八爺在，事情就麻煩。他不僅記得每座墓的地址，還能背下每塊墓碑的碑文。我寫小說《話說陶然亭》，要引用幾句“香塚”的碑文，向八爺去請教，他立刻背誦出來，一字不差。他自己偶爾也寫詩，不過詩寫得和戲詞差不多。周恩來總理逝世不久，北京發生“四五”事件，他也寫了首詩。可不敢拿到天安門去張貼，就在我們幾個拳友中朗誦：“我哭周公痛無聲，舉起白首望長空。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說良心話，全是“水詞”，倒也真情一片。後來“四人幫”把“四五”運動定為“反革命事件”，到處追查寫詩文的人，凡寫過詩的都惴惴不安，唯有八爺安之若素。他相信聽過他朗誦的幾個朋友誰也不會出賣他。也曾有人來打聽：“那天姓勵的在這兒背的什麼詩？”我們說：“他多咱背詩了？他不是天天唱樣板戲嗎？背的樣板戲戲詞呀：天王蓋地府、寶塔鎮河妖！”
他退休後仍在電話局做臨時工作，替電話局看房子，早晨仍到陶然亭來。1984年我去日本參加國際筆會，回來後不見他了，說腎髒有病，他錯吃了治腸炎的藥，進醫院了，從醫院帶來話，大夫說不要緊，過幾天就可以出來，但從此再沒出來。因為他實際上得了癌症。臨終前有朋友去探望他，問他可有什麼事要辦。他說：“別的我無遺憾，就想再去一趟陶然亭，跟朋友們再聊聊天。”
六
陶然亭的朋友在粉碎“四人幫”後先後去世了五位。引起我第一次大震動的是老辛的去世。
老辛在這群朋友中並不算最老，才70來歲，看上去像60歲左右。他從來收拾得幹幹淨淨，灰中山服，白襯衣，圓口布鞋，一塵不染。他留平頭，天天刮臉，總像才進過理發店。為人謙和，說話不緊不慢，帶著三分笑。他是做書畫生意的，自己也會畫也會裱，可從來不露，和張大千、徐悲鴻、於非廠（讀“庵”）、陳半丁皆有交往。他替他們賣畫，也替他們買畫，據人說他也與某些畫家合做假畫，他做假古畫有套絕技。我問他自己可存有好畫，他說沒有，全出手了，隻有一幅徐悲鴻的馬，是徐悲鴻畫壞了，四條肥腿都畫成了前腿（也許是都畫成了後腿）。他從徐那裏買來時沒注意，到家後發現不對，賣不出去，他對徐說了，徐叫他拿回去重換一張。他說：“不換了，我留下作個紀念吧。”徐又給了他一張作補償，他便把這幅保存了下來。他說這畫有兩層意思：一是徐悲鴻畫了一輩子，像這樣的錯畫不會有第二張，這是一絕；第二是他鑒別書畫一輩子，出這樣的差誤也是沒有第二回，也算“絕活”。
我問他鑒別字畫本事是怎麼學來的，他說是逼出來的。年輕時他在琉璃廠當學徒，師父參加拍賣行買貨，他跟著抱畫。出師後他給人家跑街，自己參與拍賣。在拍賣行買貨不同於在大學或博物院作鑒畫工作，叫出價錢後，買與不買要當機立斷。買了假貨櫃上自然不高興，是真貨而沒有買到手也是過失，這就逼著你練出一套用最短時間找出關鍵性證明的本事。他說這些知識不是書本上能學到的，而且一個人有一個人的訣竅，他要死了他這套本事也就失傳了。他向我建議，有時間由他口述我幫他記錄，寫出一本關於鑒定書畫的書來。我答應了，可是當時我前途吉凶未卜，又覺得天天見麵，有的是時間來做這件事。不必急於動手。1979年冬季在陶然亭見到他，他滿麵愁容，說是兒子在固安縣得了重病，他要到固安去看看。我勸他寬心，早去早回，誰知一去就沒回來。聽說他到了固安，見兒子病重，一著急腦溢血了。兒子沒事，他倒先死了，就在固安安葬。他說話是河北口音，也許固安是他的原籍。
老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怎樣我不清楚。當時我們幾個朋友有個不成文的默契，誰也不打聽誰的遭遇，免得生是非。但我知道他做書畫生意積下一點財產，公私合營時書畫店便辭退了他的工作。北京在割“資本主義尾巴”中，書畫業有個行規：離了店後可以從事別的職業，但不準再私自做書畫買賣。他這些年大概找了點別的事做，但也難免偷偷做點書畫生意，海外不少內行知道他，偶然回北京要買畫不會不找他，這樣的話，“文化大革命”中怕不會平安無事的。我們認識他時他已過了險關，看樣子生活也不困難。
他的死使我懊悔不及，後悔沒幫他把書寫出來。為了紀念他我寫了篇小說，就是《尋訪畫兒韓》。
七
陶然亭遛早的人，分成一個個的小集團。有幾位是專扔圈的，用麻繩或電線、藤條纏幾個圓圈，外邊包上棉花，再用舊布縫成外皮，幾個人站成圓圈，互相投扔；有幾位是練拳的；有幾位專門圍著湖走路；還有幾位打坐練氣功。我們這一集團以沈玉斌先生為核心打太極拳，打拳時各打各的，有陳式，有吳式，也有楊式。打完拳聊天就湊到一塊。有幾個人是天天必到，連到的時間也不差多少，有的是停停打打，也有並不屬於這個集團，但碰上就坐下聊幾句的。
老生演員貫盛習不是這個集團的。他哪個集團也不加入，隻是一個人繞著湖走路。過去我隻看過他的戲。在50年代看他唱《秋胡戲妻》，身上、唱功都不錯，後來就不見了，據說到外省某個京劇團做了團長。他弟弟貫盛吉的戲我看得較多，印象非常好，他的小花臉是含蓄而幽默，用一種獨創的鼻音念白，可笑而不輕佻。在生活中他也忠厚。有一陣貫盛習嗓子不好，約角的不約他；而貫盛吉則紅得發紫，幾個班社搶著要。他跟約角的說：“約我可以，得搭上我哥哥，我可以少要點包銀，我哥哥的戲份不能減。”此人對生活也充滿幽默感，晚年得了絕症，家人們給他預備壽衣，他要穿上先演習演習。家人無奈就給他穿上。他對著鏡子照了照說：“我死了敢情就是這模樣啊？不怎麼樣！”此事我係傳聞，汪曾祺有第一手材料；他在一篇散文中說起過，和我的傳聞有小異，當然他的準確，但避免抄襲之嫌，我還按我聽來的說。貫盛習則是另一副模樣：人清臒瘦削，留一綹齊胸長髯，無論冬夏總穿一件米色風衣，長袍大袖，仙風道骨，說話聲音低沉。他患心髒病，長期住在北京，但服務卻在河北省石家莊。他每逢走到我們一夥麵前，就一一點頭問候。我們問問他的病情，他總說：“還行，控製住了，不敢累著。”
再一位常來的是馮玉增，他是老北京戲校學生，沈先生的弟子。玉增為人精明能幹，個頭不高，衣裝整潔，動作靈活。他不練拳也不跑步，早晨來了就到湖邊找個椅子，鋪上他自帶的坐墊坐下，從書包裏掏出副竹板來，打起竹板唱數來寶。他是唱小花臉的，演出用不著數來寶，可這是他的個人愛好，也許是健身之道。我看過他唱《昭君出塞》的王龍，歌舞俱佳，十分精彩。唱完數來寶，他又開始遛彎，一直遛透，來到我們群裏聞鼻煙閑聊。他說每天早上這一頓遛是幸福保障。什麼叫幸福？他答曰：“活得舒服，死得痛快。”
八
陶然亭這批朋友，包括了京戲行的前後台、文武場、生旦淨末醜、龍套上下手、神仙老虎狗，行行俱全。
按年齡算，比較年高的怕是兩位打鼓佬，一位是大名鼎鼎的白登雲，一位是勵五爺。
白先生早已過了古稀，花白頭發，身材偉岸，風度瀟灑，手裏提了個棕竹手杖，大步流星地散步，身後常跟著賢惠的白師母。白師母手中提個北京人時興的手袋，她眼睛不太好，走路較慢。常常是白先生疾走一陣，然後站住腳和碰到的人聊天，順便等她。白先生終生打鼓，耳朵背，和他說話要大聲喊。他告訴我，他的鼓就是在陶然亭練出來的。小時候拿著兩根木棒，無論冬夏早上到陶然亭來打石頭，夏天打得渾身出汗，冬天雙手裂開多少血口子，天長日久竟把一塊光麵石打得中間凹陷下去。這幾年他給李世濟打鼓，給趙榮琛幫忙。還有一位老教師是勵五爺。勵五爺年紀比白先生更大，耳朵更背。和白先生相反，他不大講究穿戴，總是一身灰中山裝，紐扣很少扣嚴的時候。他不遛彎，而是打吳式太極拳。他和白先生兩人一見，說起話來十分費力，他衝白先生耳朵喊，白先生衝他耳朵喊，然後兩人相對彎腰，鞠躬：“您慢走。”“您坐著。”白先生精神氣色都比勵五爺好。